徐光宪:创造稀土业的“中国奇迹”

2009年1月9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灯光璀璨、鲜花竞艳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科技界每年一次的美丽约会，也是我国自主创新成就的最高检阅台。当主席亲手将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徐光宪院士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五十七年前，徐光宪与妻子高小霞一起远涉重洋从美国回到祖国，“一定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奉献给祖国” 。五十七年后的今天，徐光宪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

徐光宪的成就和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理论，使我国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化水平跃居世界首位。这一理论的全面应用，使我国稀土分离成本大幅下降，产量和质量快速提高，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垄断格局。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稀土材料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常常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的优化利用而操劳。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百分之八十，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

我国是稀土大国，稀土的工业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且矿种和元素品种比较齐全。但是，稀土资源的生产技术却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中，他们将这些技术作为高度机密。长期以来，我国只能依赖于低价出口稀土矿物和混合物，然后再高价进口深加工的稀土产品，使我国长期处于有资源无利益的窘境。中国虽然是稀土资源大国，却不是稀土生产大国。

正是徐光宪，率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将国家重大需求与学科的发展前沿紧密结合，在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稀土理论和配位化学、核燃料化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中国在稀土分离技术上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短短十几年，我国便从一个稀土“匮乏”大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造就了一个关于稀土的“中国奇迹”，成功地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徐光宪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被外国同行称之为“中国冲击”。

“中国奇迹”：跨入稀土生产大国

徐光宪的事业是与稀土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事业高峰的两个关键词是“萃取”和“稀土”。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刚刚回到化学系的徐光宪，成为这一研究课题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四次改变研究方向了。对他来说，“国家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镨、钕都属于稀土元素，它们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

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徐光宪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放弃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离子交换法,以他所特有的学术敏感性选择了萃取法来完成分离。

由于采用了独特的“推拉体系”,使本身难以分离的镨、钕具有高达四的分离系数,远远超过了国际同行的结果。

徐光宪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他建立的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推导出一百多个公式，并成功设计出了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此外，他还率先办起“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使新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实际生产，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

就这样，采用徐光宪的科研成果生产的单一高纯稀土大量出口，让那些曾经无视中国“稀土大国”地位的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中国高纯度稀土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一些长期霸占世界市场的稀土垄断国不得不减产、转产甚至停产。

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世界突然发现，现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已经不再是昔日的美国、法国和日本了，而是中国。

来自中国的冲击让世界惊叹!2006年,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已占全球产量的九成以上，每年为国家增收数亿元，彻底打破美、法、日等发达国家对国际稀土市场的垄断格局。为此，徐光宪被称做“稀土界的袁隆平”。

谈起那段经历，徐光宪反复强调：“不论是当年的毅然回国还是几次改变研究方向，对我来说，国家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成绩的取得是集体的力量，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稀土萃取研究的团队。”徐老浙江口音浓重，语气郑重，似乎鞭策着自己，也寄希望于后人。

院士夫妻：“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十六岁的徐光宪考取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9年转学至宁波高工学校。从宁波高工学校毕业后，他前往上海，一边做工，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去附近大学蹭课。后来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之所以选择化学系，其实也是迫于现实的压力――那时的徐光宪更喜欢物理和数学，但学化学毕业后可以进化工厂找到合适的工作。

1946年，徐光宪公费留学，进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助教奖学金。不久，同样攻读化学的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半工半读。

到了1949年，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当选为美国荣誉化学会会员和荣誉科学会会员，接连荣获了两枚“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

1949年，徐光宪夫妇欣喜地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久，美国政府提出法案：“全体留美中国研究生需加入美国籍且不准再回中国。”徐光宪回忆，当时这一法案正等待参、众两院通过，他担心一旦法案通过，将再“难酬赤子报国之心”。时间紧迫，他感到，如果再不回去，也许就要一直待在美国了。高小霞当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但夫妻俩商量后认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于是，高小霞决定放弃学位并谢绝了导师的挽留随夫启程回国。1951年4月15日，徐光宪夫妇终于以华侨探亲的名义获得了签证，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

“当我们辗转到达广州，船还没靠岸，看到了飘扬的五星红旗，真是太激动了。”回想起五十八年前的往事，语气平和的徐光宪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提高了声音说道。

回国后，徐光宪夫妇双双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执教，而且一教就是半个多世纪。那时的科研和教学条件都很艰苦，但人心很团结，大家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作为一名化学教育家，徐光宪撰写了《物质结构》和《量子化学》等许多重要教材。其中《物质结构》（上、下册）自1959年出版以来，已经修订再版印刷了二十余万册，迄今依然是化学领域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教育和培养了我国几代化学工作者。

在徐光宪和夫人高小霞的化学生涯中，还有着一段传为美谈的“十同”故事。

1940年，徐光宪和高小霞一同进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成为同班同学，并于1944年一起毕业；1951年一同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1980年一同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81年一同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评审组成员；1989年一同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届亚洲太平洋化学大会；1992年一同被邀请去香港讲学，同时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励。

1998年，当整个北大都沉浸在百年校庆的氛围中时，徐光宪失去了相濡以沫五十二年的伴侣高小霞院士。这对共同为中国的化学事业奋斗了大半生、风雨同舟、矢志不改的院士夫妇最终阴阳相隔。年近八旬的老人能否撑过这一难关当时成为每个关心他的人心中的焦虑。但徐光宪很快便振作了起来，不久他又重新走进了实验室，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徐光宪的主题演讲所用的PPT还是他自己一字一字亲手制作的。

培养人才：一生感到最满意

在徐光宪心中，最令他自豪和骄傲的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他们今天的成就早已超过了我，我比不上他们。不过，学生如果不能超过先生，中国就不能进步了。”现在，徐光宪的学生遍布国内外，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战线的骨干力量。

几十年后，这些当年的学生在文章中这样回忆他们初次见到的这位新老师：高高瘦瘦，脸上收拾得很干净，西装革履，外面套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但是很干净的黄色风衣，一口绍兴味的普通话……

如今已是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许振华，二十年前曾请徐老师审阅过一篇论文。在送文章的时候，徐光宪不仅要求他送来论文，还要他把相应的文献也送去，边读文献边修改文章，有些段落干脆改写。对于英语摘要，徐光宪不但作了修改，还用自己的打字机印了出来。他对许振华说：“你自己没有打字机，实验室也没有，用我的给你打出来了。”

现任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院长的高松也是徐光宪的学生，在他眼里，徐光宪不仅是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也是位非常宽厚、平易近人的老师和长者。高松在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后，出于兴趣，想转变自己已定的研究方向。可是原来的研究领域正紧缺人手，高松担心老师是否会理解他的选择，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徐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开学后，徐光宪立即找到高松，鼓励他的选择，并帮他出主意：在原领域继续做一些科研，同时在职攻读新方向的博士。这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促进了高松事业的发展。

徐光宪对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直接指导研究生的同时，还坚持给本科生讲座，这在学校中是不多见的。也许正是因为时刻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徐光宪至今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给自己在学校BBS上的ID取名为“老顽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几十年来，徐光宪不仅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还为我国稀土产业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有很多人已成为我国化学领域的专家。对此，徐光宪如数家珍。

他的得意门生严纯华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的学生高松，是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每当有人问徐光宪，您一生中感到最满意的事是什么时，徐光宪都会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他们的能力和成就大大超过了我，这是我最大的安慰和自豪。”

耄耋之年：两次上书总理

近三十年来，徐光宪和他的课题组因在稀土化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得了大量荣誉。由于稀土串级萃取技术仍然属于国家机密，徐光宪和课题组在许多方面虽有成果却不能随便写成。对这些，徐光宪淡然处之，每当提起时只是微微一笑。

早在2002年年底，徐光宪院士就获得了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这是化学界首次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此外，他还先后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

目前，由于年事已高，徐光宪已很少参加一线的科研工作。他的助手王炳武副教授介绍说，徐老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每天手头都有不少工作。他不顾年老体弱，还亲自奔赴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和四川攀西冕宁矿区考察，两次向中央提出了有关白云鄂博矿可持续高效洁净利用的建议，为我国稀土资源的优化利用、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原则性指导意见。

王炳武说，徐光宪认为现在中国没有控制住稀土的定价权，“由于稀有程度和应用领域不同，最便宜的稀土与猪肉的价格差不多，日本和美国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储备稀土”。为此，徐光宪曾向总理写过两封信，建议国家限制稀土的产量并控制其定价权。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了温总理的批复。

从以上思考中可以看出徐光宪目光的高远，更能感受到他几十年不变的“稀土情结”。

接过重奖：淡泊名利，拥有更多

徐光宪对钱没有什么“感觉”，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可以支配一笔高达五百万元的巨额奖金，其中五十万元归他个人所得，另外四百五十万元可由他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

“我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徐光宪非常认真地说，“我得的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五十万元在内，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土研究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把钱花在科研上，花在助弱扶贫中，徐光宪不是从今天就开始的。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徐光宪把编写《物质结构》一书得到的、在当时堪称“巨款”的五千多元稿费全部捐给了工会，用于补助困难教职工，他还一再请求工会“不要声张此事”；二十年前，他的一位学生因孩子脑瘫而陷入困境，徐光宪便按月用稿费接济这位学生。大年初一清晨，他还摸黑把亲手烹制好的烧鸡、八宝饭送到学生的宿舍。提起此事，徐光宪语气中满是遗憾：“我无法帮他更多……”

2005年，徐光宪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他将得到的百万港元奖金，用于设立“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的本科生。

如今，徐光宪年事已高，他对名利看得很淡。正是因为他看透了许多，所以，他也拥有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