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广西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走完了86岁的人生历程。6月18日，邓小平亲自为他致的悼词中称：“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30周年。这位集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的业绩已广为人知。这里，笔者从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撷取几个他与广西有关的片断，以飨读者。

挚爱之妻是广西人

一代文豪郭沫若一生中先后与5位女性有过婚恋关系。第一位是张琼华，1912年春，21岁的郭沫若与由父母包办的张琼华草率完婚，婚后5日即离家回成都府中学读书，两人毫无感情可言。1916年，赴日本读书的郭沫若在东京与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对安娜的爱恋强烈地触发了郭的诗情，当年岁暮，两人开始同居。北伐战争期间，郭沫若与在他领导下的政治部干事安琳相恋。第四、第五位是广西贺县籍的于立忱、于立群姐妹俩。

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中记述：妈妈于立群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原籍广西贺县(今贺州市)，其父不负责任，终日饮酒闲逛，其母岑蕴文(岑春煊侄女)不堪丈夫虐待，带立忱、立群、立修等子女离家，到北京定居去了。

说起于立群因何成为郭沫若夫人，还有一段浪漫的“移情之爱”的故事：

1936年，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天津《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忱通过接触，交往相识了。这位正直的女子深深吸引了郭沫若，两人彼此共同语言很多，渐渐有了感情，于立忱成了与郭有恋爱关系的第四位女性。于立忱性格外向，敏感多情，令郭沫若颇为欣赏。郭在日本时给她写了不少情诗，倾诉衷肠。在郭的心目中，于立忱如一树“大山朴”(白玉兰)般迷人，他“喜欢它那叶像枇杷而更滑泽，花像白莲而更芬芳”。一个是多情才子，一个是如花女郎，两人很快就在异国掀起一阵风雨，令郭的日本夫人安娜深感不安。但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两人很快被拆开了。

1937年初，于立忱比郭沫若先期回国。5月份，这位才女竟为国自缢了，她在绝命书上写道：“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1937年7月25日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在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歉疚交加，悲痛欲绝。到沪第四天，他就与友人一同去公墓凭吊于立忱。

郭沫若到上海后，立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不久，郭在参观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时，经诗人林林等介绍，认识了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于立忱的胞妹于立群。

于立群和于立忱都是在北平长大的。于立群原名于佩珊，14岁在北平考入由黎锦晖主持的进步文艺团体“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毅然离家只身去了上海。她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在戏剧电影界已能自立。当时，她20出头，留着两条小辫子，穿一身蓝布衫，面孔晒得黧黑，俨然一个乡下姑娘，但显得朴素大方。于立群第一次和郭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郭曾写诗形容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映缁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在日本时，郭沫若与于立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而他看见于立群时也是一见钟情，他把对于立忱的爱移到了于立群的身上。此后，两人因救亡工作的关系，常常见面。从于立群这方面来说，因为有姐姐和郭沫若的那层关系，再加上岁数相差20多岁(郭此时已46岁)，她对郭只是由衷地敬重，将其视为师长，并无他意。

1937年底，上海失陷，郭沫若去了广州，于立群等随行。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任社长，于立群和郁达夫的妹妹郁风任编辑。工作稍有头绪后，郭沫若去了长沙。这时，于立群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带着的信函去长沙向郭转达，要他马上去武汉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政治部副主任。和田汉等人早看出了一些苗头，戏称于立群是“特使”。

这时，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他们回到了广州。郭要去武汉上任，于立群想去延安，于是决定同郭作伴，先去武汉。为了行动方便和隐蔽活动，她把行李搬到了郭租住的新亚酒楼。两人在酒楼一同写了几天字，中间不出门。

郭沫若在《洪波曲》记述：“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体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过颜体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体字的，母亲也是写颜体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体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体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体字。”这样，两人越发谁也离不开谁，并且实际上已经同居了。

于立群还想去延安，郭写诗向她表白：“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见《陕北谣》)于立群看到同志们一同战斗，工作得很好，在朋友们的挽留下，便决定先不去延安了。

1938年，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郭沫若与于立群搬到武大教授宿舍居住。郭沫若和成了邻居，于立群与邓颖超作了伴。两家往来密切，和睦亲热，有朋友来访，往往一起招待，一起合影。

建立家庭后，于立群成为郭工作上的战友、生活上的伴侣，悉心照顾丈夫。于立群一生始终自居配角，帮助郭沫若完成不朽的业绩。

抗战期间在桂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郭沫若辗转到长沙，长沙大火后又到衡阳参加南岳会议。11月，他在南岳避日寇空袭时，写诗寄怀远在桂林的于立群：“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虽凋谢，花粉永不离。”12月2日清早，郭沫若由衡阳坐火车动身，3日清早到达桂林。

郭沫若带领第三厅人员到桂林后，把三分之一的人员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另外的人员陆续用卡车送往重庆。当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自告奋勇，决定从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演出。这个计划后来竟获成功，一时传为美谈。

此时，《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但因经费无着，地方当局亦无意帮忙，复刊不成。郭沫若到桂林后，抓住陈诚不放，要政治部给津贴，陈诚很勉强地答应每月给津贴200元。此时，夏衍又到香港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由文化人办的报纸，便在1939年元旦复刊了。但《救亡日报》两年后停办，是何浩若接任第三厅厅长后，亲自跑到桂林勒令停刊的。

于立群于1938年11月11日与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长沙后比郭沫若先到桂林。她曾在广西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遭日机轰炸，除随身穿的衣服外，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人没伤着已是幸事。

在桂林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住在乐群社，与冯乃超、杜国庠同住。不久，好友阳翰笙从香港采办医药用品回到桂林，也住在乐群社。

那时，白鹏飞(字经天)任广西大学校长，郭沫若与白鹏飞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因此白先生很殷勤地招待郭沫若和于立群。他还请郭沫若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1938年12月27日，郭沫若、于立群离开桂林飞往重庆。

视察广西题咏多

建国后，郭沫若身兼多个要职，国事、外事、公务繁忙，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争取来广西视察，游览风光。

1962年6月间，郭沫若给一位朋友去信表示：想回四川去登峨眉山，但未必能实现，想去的地方还有福建、广西等地。结果，四川老家未能成行，广西之行却实现了。

1963年3月，身为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郭沫若，与副会长翦伯赞及于立群一起，赴南宁参加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南宁期间，郭参观了广西博物馆，看了美协画展，游览了市区，写有《满江红・在广西僮族自治区博物馆见大量铜鼓陈列》、《南宁见闻》、《在南宁看美协画展》。之后又到武鸣游览，书写《武鸣纪游》二首。

告别邕城后到柳州市，写有《途次柳州》、《重访柳侯祠》、《柳州登立鱼峰》、《柑香亭》和《在柳侯祠植树》5首诗，并与翦伯赞、林克武、于立群等在柳侯祠公园种植塔松4株。

3月24日，郭沫若一行来到桂林游览。畅游了七星岩、芦笛岩和月牙楼、榕树楼。游罢两洞，他既赞叹芦笛岩精巧玲珑，又惊叹七星岩雄伟浑厚。游罢即成《满江红・桂林游七星岩》、《满江红・桂林游芦笛岩》两首词。

游完七星岩，又登月牙楼，从窗口眺望七星公园，但见山峦苍翠，花木如绣，赞月牙楼简直是一座画廊楼，他又即兴作诗一首，填《西江月》一阙。

回驻地后，郭来到榕湖边，登上榕树楼(南城门)，在楼上欣赏榕湖美景，浏览了桂林市部分出土文物和摩崖拓本，并用桂林清代名画家罗辰的端砚发墨，为拟建的桂林博物馆、桂林图书馆题写了馆名，重写了“音乐家同志之墓”墓碑，还为文管会等单位题词。

在回榕湖饭店时，郭与陪同游览的自治区政府秘书长林克武、广西史学会副会长吕集义、桂林市委书记陈亮等漫步湖畔，寻章觅句。到达饭店时，才思敏捷的郭沫若已偶成七律一首。

第二天，天公不作美，小雨阵阵，未能游漓江。郭便借此时光重登榕树楼，兴致勃勃地展阅了王半塘墨宝，并应邀挥毫题书。书毕，又为雨中重登榕树楼即赋《西江月》一阙。

3月26日，天仍未晴，郭沫若与夫人冒雨漫游桂林至阳朔漓江两岸风光。船至画山时，正是云缭雾绕，“九马”腾云驾雾，跃跃有神。郭注目凝视，对陪同同志说：“看，九马化成龙了!”陪同者介绍道：“下游平乐县拟建昭平水库，一旦建成，水位提升淹没画山山脚，九马会有几匹进龙宫，化成龙了。”一路上奇峰突兀，云雾变幻，面对神奇意境，郭的诗兴勃然，在船上又吟成了4首诗。回桂林后，意犹未尽，又作《春泛漓江》一首。

27日，原定去兴安看灵渠，但早上春雨连绵，只好改期。下午放晴，他不肯放过良机，又游叠彩山，步入仰止堂，瞻仰明末民族英雄瞿式耜、张同敞刻像。陪同游览的同志指着刻像下的一块空白处对郭说，1959年立碑时特地留下一块地方，待郭老来桂时题写像赞。郭听后点点头，即一字一句地吟读瞿、张二公狱中唱和诗《浩气吟》。

从叠彩楼出来，郭健步登上明月峰绝顶，在拿云亭中构思对瞿、张二公的像赞。从叠彩山下来又游王城独秀峰。

回到榕湖饭店后，郭当晚就将瞿、张二公像赞交给桂林市委负责同志。

3月28日，雨过天晴，郭沫若一行兴致勃勃乘车前往兴安，参观灵渠。之后，郭沫若一行登船至灵渠铧嘴，观看了湘漓分水工程，并在“湘漓分派”大石碑前摄影留念。到了三将军墓，郭听兴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张、刘、李三将军是石匠出身的修渠领头人，惊叹不已。他说，2000多年前，三将军这批劳动大军斩山凿渠，连接长江、珠江水系，这一伟大工程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灵渠游毕，郭沫若即兴作《满江红》一阙、诗一首。诗题为《兴安观秦始皇时史禄所凿灵渠》：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

铧咀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

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联翩作主裁。

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迹费疑猜。

游览了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兴安等地风光，游兴极佳的郭沫若多所吟咏，遂有诗集《邕漓行》问世。该书收集郭沫若1963年3月到广西诸地纪游诗27首，1965年3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宣纸线装，颇为精致。

此前，郭沫若写的广西纪游诗尚有1965年5月6日作《寄题广西勾漏洞》一首和1965年10月20日作的《题三江程阳桥》一首。三江程阳桥写道：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如今，其俊逸的郭体题字及诗作的墨迹刻于程阳桥旁和勾漏洞口，使两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让人驻足诵读，遐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