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那些豪气和那些诗人

15年前一个阴晦的冬日下午，我和成都电视台著名帅哥谢伟，在重庆一条忘记了名字的小巷前跳下出租车，朝巷边的一个门洞走去。远远地，从门洞里一前一后走出来两个男人，吡着牙朝我们笑。两个男人都是一色的瘦削，其中一个瘦得尤其夸张，晃着头，压着脚，仿佛这刮脸的风再大一些，他就要乘风归去。

这两个男人是来请我们吃酒的。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第一次和好些已经通信了多年的重庆诗人会面。那时，我在心里嘀咕：都说重庆人能喝，这两根竹竿，风都吹得倒，他们也能喝吗？两个小时后，当我们在一家火锅店里喝倒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啤酒瓶时，我终于相信，重庆人的确能喝，包括瘦得像竹竿的。这两根竹竿，一根叫李海洲，一根叫刘清泉。当天晚上的酒桌上，还来了另一个不像竹竿，而是和我一样像屠夫的男人，他叫何房子。

那是一个年华似锦的时代，虽然没有白衣飘飘，衣冠似雪，但那时候诗歌的激情和青春的激情交织在一起，想要找出一个不喝醉的理由，难。尤其是在重庆，尤其是在号称江湖的重庆诗坛。结果是，那天晚上，李海洲与出租司机吵了几句，我和何房子在宾馆里胡言乱语到半夜，打电话把同行的一位《女友》的美女编辑拉起来，要她听我们朗诵诗歌。可怜的谢伟喝得半醉，趴在床上打瞌睡，被何房子凶悍地一把拧住衣领抓了起来：你娃起来，听着，我给你朗诵最伟大最经典的诗篇。是的，他朗诵的是他自己的一首只有五行的小诗，并且，还有三行忘了。

回忆起重庆，最能让我联想到的就是酒局和诗歌。而酒局和诗歌，又总是像风和雨、春天和花朵一样纠结在一起。上世纪的最后几年，由于我在重庆的报刊发表的作品太多，以至于有外地媒体误以为我是重庆人，在我的名字前面特意加上“重庆作家”四个字。其实，那时我只去过重庆一次，只和重庆诗人们喝过惟一的一场酒。古人所谓神交，重庆算是我神交已久的一座城市。虽然我不喜欢它过于炎热的气候和过于密集的爬坡上坎，但我喜欢那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喜欢那里的诗人和他们诗作中描绘的另一种和我有距离的生活。所谓生活在别处，其实就是人类对异质生存的好奇和向往。

后来的很多年，我接触到的重庆诗人不多，也不少，和他们一起参与的酒局同样不多，也不少。我以为，最能体现重庆人性格特征的，就是重庆诗人，尤其是酒桌上的重庆诗人。他们有的酒量并不大，却敢拼命干杯，有一种令人为之气夺的胆气与爽快。而一旦谈起诗歌，刚才还在满嘴胡言的他们，也会换了另一种庄重严肃的口吻。在这样的酒桌上，艾略特、阿赫玛托娃，珀斯或北岛如同毛肚、鸭肠或耗儿鱼一样，都是令人口舌生津的下酒菜。我知道，重庆诗人中间那些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更年轻一代诗人的下酒菜。我还知道，李海洲、何房子、刘清泉，他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理想。我极疑心，他们现在已经是下酒菜了。

火爆的性格，麻辣的饮食，注定了重庆是一座和诗歌走得最近的城市。从我的视野看，重庆似乎没出过优秀的小说家，却出了不少优秀的诗人。除了上面例举到的诸位兄弟外，重庆的优秀诗人还可以随手点出一大批：比如我曾读着她的作品长大的傅天琳直到去年，才在眉山的一个诗会上有幸遇见，她的宽厚和坦率，令人难忘；比如从重庆来到成都，执掌中国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星星》的梁平，除了他那些长得有些过份的长诗，我对他的最深印象仍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比如李元胜，在眉山诗会上，他晚上方赶到，当夜，即被一批诗人放倒；比如欧阳斌，至今尚未蒙面，却在网络上探讨过好多次喝酒。重庆诗人中的大多数例证告诉我们，要作一个真正的诗人，你得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意味着坦荡，大气和担带。

又有两年没去重庆了，想必那座江流交汇处的城市，漫天的灯火更加迷离了，而诗人们的酒量和胆量，想必也还和从前一样，令人愉快，令人销魂，如同街上行走的美女，她们泼辣的眼神，一不小心，就让你记住了一座城市和一个风姿绰约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