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奠基石

“三大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奠基石

于化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于1948年秋转入战略决战阶段。随着战争结局日趋明朗，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说：1949年将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949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和公布了有关新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新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将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一送一请”的玄机：告别屈辱外交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100多年，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大众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领土完整和国家遭到严重破坏。革命胜利后新政权面临的外交课题，首先就是如何对待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既有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条约攫取的各种特权。

早在1947年3月，就向有关外事人员谈到外交问题上要“另起炉灶”的设想。他说：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独裁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之后，他又多次在一些重要文件、文告中就此作了政策性宣示。他在起草的《中国人民宣言》中宣布：“否认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所借的一切外债。”12月，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强调，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后，人民相继占领了长春、沈阳等重要城市。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涉及对外政策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方面接触。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急需中央就对外方针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

1949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在谈到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说：“现在它们(指美、英、法等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亦不忙。”他还特别指出。要警惕美国利用承认新中国的方法，谋求其合法地位，从内部破坏革命的阴谋。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表明了新中国将不承认政府同所有外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立场。《指示》规定，对于与保持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在新中国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对待；对于直接帮助打内战的美国武官，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在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1月底2月初，西柏坡迎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是奉斯大林之命前来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向米高扬介绍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所说的需要“清理”的“脏东西”，就是指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就是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4月23日，人民占领政府所在地南京。三天之后，中共中央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对南京解放后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原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军管会及市政府要以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为理由，不承认它们的外交地位，不和它们发生正式的外交往来。对它们的馆舍和人员安全，要给予保护，不得侮辱；对那些所谓的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不主动理睬他们。如果他们来找市政府，可以把他们当做外侨，由外国侨民事务处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仍可发稿，各原大使馆的电台也暂时允许其发电报跟国内保持通讯联系：对于各原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和武器装备，如果在他们使馆范围内，可以暂不干涉。如果这些人要出来活动，则不允许他们穿军装。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被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对于帝国主义者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也要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解决。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4月30日，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对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说：“1949年春，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做普通侨民对待，不当做外交代表对待。”“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平等、互利：新型外交关系的基础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与政府一道迁往广州，而是滞留南京观望。据此判断，“美国援助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

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此，他提出可以考虑和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月30日，在为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声明中，表明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提出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反动派。”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郑重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从5月初开始，中共代表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过多次接触。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并于5月10日和6月3日两次作出指示。要求黄华向司徒雷登表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的行动，并断绝和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司徒雷登在会谈中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不愿参加中国内战，并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他又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承认”条件。要求新政府应当承担“国际义务”。即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司徒雷登还提出访问北平的要求，想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

请人转告司徒雷登，仔细读读他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将会从中知道中共的态度。他特意提醒，“美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称呼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他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援助的反动政府，而是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胡乔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我们也确实作了在具备条件时与它们建交的准备。”

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并没打算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他们认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美国政府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去照会，要求它们与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其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

作为回应，接连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号召全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强调只有组织力量同它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美国政府宣布将继续支持政府。中美关系从此进入长达20余年的冰冻期。

同时，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活动，是中共方面的一贯主张。

1936年，就对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

抗战后期，又向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表示出同美国建立长期合作的愿望。他说，美国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需要出口市场，它的资本也要寻找投资的出路，而中国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两国在经济上互为补充。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政策，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中共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中共领导人再度提出与外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主张。194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局，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往来。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也曾表示，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这一重要思想被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下来，成为新中国同各国开展正常国际贸易的法律依据。

“一边倒”：独立不等于孤立

新中国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自己的朋友。把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摆到优先的位置。

1948年4月。曾有过访问苏联的设想。他在同身边人员谈起访苏目的时说：我们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我是想要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

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向米高扬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置于中心位置”，并提出了处理外交问题的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方案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

虽然如此，但对苏联的承认则是非常在意的，他曾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要消灭我们，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在派和民主人士当中。有些人主张对外关系应“兼重美苏”。

1949年1月中旬，在西柏坡接待了民主人士张东荪、费孝通、雷洁琼等人。谈话中，张东荪对坦率地提出：中国不能一边倒。他的理由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而中国如果偏向苏联，就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对抗，成为大国的牺牲品。他试图说服：美苏之间各有短长，中国应该借鉴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铸造新型民主国家。反问：美国那边欺负我们，苏联这边支持我们，怎么能不一边倒呢?张东荪问：一旦中美发生对抗该怎么办?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不怕外国人!”

4月初。张治中也曾向中共方面

提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应“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他认为，“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4月8日，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表示不赞同这个看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产生了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垄断的、侵略性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集团。他强调：我们只能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中去，我们不能到以美国为首的集团中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真正的援助也只能从苏联方面获得。

6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一文，公开提出“一边倒”方针，宣布新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新中国将“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提出“一边倒”方针，是其深思熟虑后作出的结论。国共内战爆发时。国际上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在东方，中国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一个中心场所。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之前，已经客观上形成了美国支持、苏联支持中共的态势。

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有助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

多年之后，在同谈起这个问题时还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

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并非不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1949年7月，在给邓小平的口头指示中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打破封锁之道，除了军事上的迅速进展和经济建设上的自力更生以外，再就是“外交政策的一边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强调，“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

民主人士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对“一边倒”作了如下记载：“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有依赖别人的意思。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而且，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不容混淆。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彼此对立。现在的中国革命，除了要根除封建和买办的影响，抛弃所有的外国锁链之外，还必须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我们必须赢得一个长久的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取得一个强大的地位。

当然，实行“一边倒”的结盟战略，意味着中国要为同盟利益作出某种程度的迁就、让步，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也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的国家政权，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个既贫且弱的大国。这样的现实并没留给中共领导人多大的选择空间。就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言，“一边倒”不失为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明智抉择。

独立自主：新中国外交的起步

在设计新中国外交的蓝图时，等中共领导人一开始就坚定地把独立自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就是一切外交问题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不拿原则作交易，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

1949年1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批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4月，对参加新政协的爱国人士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全世界庄重声明：“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取消外国塑查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运权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立海关总署，撤销税务司，制定海关法，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措施，第一次把海关管理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取消了外国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同时实行外汇管制，结束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

人民向全国进军，所到之处，美国同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一概失效，驻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外国兵营，俨然“国中之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表示可以协商废除治外法权，归还这些兵营。二战结束后，除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的兵营被收回，其他国家的兵营仍在外国人手里。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对美、英、法、荷等国兵营和房地产予以收回、征用，外国在华驻军权自此不复存在，外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日子成为历史。同时，外国船舶包括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一律停止。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法规，统一航运管理，外轮一般不许驶人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江，且必须悬挂中国国旗，遵守中国法令，丧失了100~-，年的中国领水全部恢复。

在与各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概不承认其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只把他们作为普通侨民对待。外国侨民必须进行登记，服从管理，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的外国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

清理外国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

对德、意、日在华企业和其他财产，按战败国敌产处理，对其他外国在华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加以清理。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土地所有权，收回外国政府、团体和私人占有的地产。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其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实行管制并对中国实行禁运，英国扣押中国留在香港的飞机、油轮。

1950年12月，针对美国的管制和封锁，中国政府给予针锋相对的反击，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此后，中央及各地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对外国企业、财产的清理、管制和征用。到1952年底。各地即接收控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存款上亿元。对此说过这

样一段话：“过去我们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全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

处理外国在华文教、卫生和宗数事业

新中国成立前，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有31所，神学院32所，图书馆29所，文化团体26个，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教会3729所，宗教团体93个，医院147所，慈善机构53个。解放战争后期，各地军管会停止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活动进行限制，不许外侨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还停止了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决定原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医院等，一律改由政府接办或中国人自办。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会也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反对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

在平笠、互利和互相蔓重领土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开国大典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依据新政协《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按照区别对待的方针处理建交问题，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派驻大使的国家。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中苏两国宣布建交。10月16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了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继苏联之后，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

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交都是采用的这种办法。

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立场，继续的政权，不存在建交的可能。英国虽然在1950年1月就承认了新中国，但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态度暧昧，因此双方在日内瓦会议后只是互换代办。同荷兰的关系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半年时间里。就与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得到26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是以一个国家的姿态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并非是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更不是要对苏联俯首帖耳，一切看苏联的脸色行事。曾说：“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中共领导人始终把保障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含糊。

这在如何对待苏联与政府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到集中的体现。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美苏首脑雅尔塔协定的产物，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和权益。等同米高扬在西柏坡的会谈中，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个条约的不满。第一次出访苏联，把解决中苏条约问题作为访苏的主要目的。在的强烈坚持下，斯大林不得不放弃把旧条约拖下来的想法，同意双方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来代替旧条约。经过、与斯大林、维辛斯基的会谈，苏联同意放弃通过《雅尔塔协定》获取的在中国的特权，商定将中苏共管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在1952年前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回，中国政府收回后，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签字。后来也说：“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

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排斥经济上与西方国家“互通有无”。新中国把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但不是完全依赖于苏联等国的援助。曾经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

出访苏联期间，曾致电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新中国采取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区别对待的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往来。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7月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各公私贸易机构和在华外国工商业者，其中主要是英国工商业者，陆续订立了多种方式的贸易合同和加工订货合同。到1953年10月29日，中日之间也先后订立了两个民间贸易协议。

通过上述努力，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1951年中国国际贸易总值就比1950年翻了一番，不仅超过了战争时期，而且超过了历史上最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

“三大政策”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完整架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时适用于所有外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苏联同政府之间的关系。苏联也是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后才请进来的“客”，只不过是比其他“客人”先进来一步而已。作为“一边倒”标志的中苏新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另起炉灶”的结果。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指出，中苏关系通过新条约固定下来，“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三大政策”的交互作用，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中华民族以从容自信、奋发进取的新姿态重新屹立于国际舞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