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民养老问题

当下，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已经步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之前我们曾经取得过可喜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未来也将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回避的挑战。其中，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未富先老”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也加大了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

在目前的中国，养老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生课题，而是与工业化、城镇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农村养老方面，这一关联显得尤为明显。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没有达到50％，也就是说尚有近7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加上暂时脱离农业在城市打工的这一群体，目前中国还有9亿农民。

笔者做了一个调查，在这9亿农民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已经进入了中老年时期，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部分人，由于当时奉行“人多力量大”的政策，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口数量众多，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例最大。而他们的子女，大部分已经通过升学或者外出打工等渠道离开了农村。

城市化使得留守人口的养老问题愈发突出。子女不在身边，“养儿防老”的传统有可能遭到颠覆。虽然从2009年开始，中国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和个体经济条件的差异，“新农保”参保率参差不齐，参保水平有高有低，参保人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养老金不能满足其基本生活要求。

而针对没有缴纳保险群体的每月55元的基本养老金，对其生活来说也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特别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时代，农村的物价并不比城市低多少，其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当人们还在为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的双轨制争论不休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应该重视一下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在生产方式比较粗放，生产资料价格连年上涨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城市的粮食供给，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为二三产业快速良性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后盾，他们直到2005年还在交农业税。农民对国家的贡献难道真比公务员和企业工人少吗?未必，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却缺少足够的尊重与重视。

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金连年上涨的情况下，政策理应向农村适度倾斜。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大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力度，力争做到覆盖全部农村人口，同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养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最为关键的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应加大对农村养老的支出。另外，应该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渠道。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让农民手中的土地变成了工业与建设用地，同时随着新型农村生产组织向集约化、规模化迈进，土地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量农民正在或者即将变为失地农民。目前，很多地区不但出现了违规占用农民土地的现象，而且给农民的补偿款大多是一次性的，数量也少得可怜，且常常不能全部发到农民手中。农民在土地上耕耘了几十年，最后却不能从土地中分享正当的收益。让土地在农民养老问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合平民心，更切合目前的国情。

无论是政府、企业主或者开发商，在将农民的土地征收之后，应该协商建立一种长效的保障机制，从土地的收益中给农民分一杯羹，或者说，除了一次性补助外，还应该依据土地利用的效率决定给农民补偿的数额。对一些没有参保的农民来说，土地应该是其养老的保险“账户”，在农民达到退休年龄之后，这个“账户”应该发挥作用，账户应该由政府与土地实际使用者共同建立，目前，这一构思已经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支持。

农民养老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了土地收益之外，适当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农民变为城市居民，进而享受城镇居民的养老待遇，也是不可偏废的重要步骤。例如现在漂荡在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土地，如果经过数载的打拼，他们还不能获得留在城市的权利，不能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待遇，那这一群体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不久的将来，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我们应该明白，城镇化不仅只是土地的城镇化，更应该是人的城镇化，人是主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源动力。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社会养老体系的一体化，这是对所有农村劳动者的尊重，也是我们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