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村”记事

“去村”，在我家乡的土话里，是“走亲戚”，亲戚在别村，此“去”乃是“前往”。在儿时，过了大年初一，择吉日“开年”，开年后，“去村”便密锣紧鼓地开场。于是，在撒满爆竹纸屑的巷子前，在翻着白色泥坯的田垌中，在绿竹掩映的村道上，不难看到这样的场面：两个小孩在赶路，辫子上拴着红绒绒的女孩，如此矜持和威严，不看个头也晓得是姐。小男孩一路蹦跳着，拿着小篱竹东戳戳西挑挑，身上蔟新的衣服，因太长而折了两折的裤管粘上了泥巴。这姐弟是家里派出的使节，到亲戚家去执行强化亲情的使命。当然，中国人醇厚的人情并不表现在贺卡和祝词上，而是落实到“吃”上，姐姐所挑的荸荠般扁圆的“去村篮”，盛着应节糍糕―――咸的“鸡笼”，甜的“煎对”，又粘又韧的“大龙金”，咬一口尽是糖渍花生米的酥角......盖子的半圆提手夹着翠生生的蒜苗，里面搁着朱红桔子和利市封。如果是殷实的或者虽紧巴但不容许面子上有闪失的人家，扁担下还挂着鸡笼，一只毛色灿若晚霞的阉鸡乐天知命地蹲在里头。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在怀里塞满红包、打的饱嗝无不带着油腻的妙不可言的春节，“去村”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的搭档，是我和大我3岁的姐姐。“去村”，是既富吸引力又腻人的差事。吸引力首先来自利是。所走的亲戚，无论穷富，都会塞来好几个红包包，包里乾坤到开拆才知道，小孩子拿到后，放进上衣口袋，不时按按，却不敢当着亲戚的面打开。那年代既无电话也没多少自行车，天晓得大人是怎么捎话的，去村从没吃过闭门羹。篮子晃呀晃呀进了村，禾塘上晒太阳的大人亲切而冷淡地点头，在巷子中玩陀螺和折“公仔纸”的孩子带挑衅似地盯着，我们急忙低头走过。到了亲戚家，贴着春联和倒贴喜字的坤甸门早已打开，大人喜滋滋地把我们迎进去。主人都是女人，当家男人要么上墟里的茶楼，要么到外村看狮子采青。我猜男人是为了躲避小客人，这种纯粹礼节上的来往，年纪相差大，话匣子搜空了也没几句应酬话，只好敬而远之。记得一次到表伯父家，伯母不在，大表哥当接待员，相对时百无聊赖，他只好搬来棋盘，给我上操炮走马的启蒙课。揭篮盖似乎是相当隆重的开场式，手脚利落的当家女人把小客人迎进厅堂，两个篮子摆上八仙桌。当家女人大惊小怪地赞叹：“哟哟，你家老爷奶奶真客情哎，这么多好东西！”“别生份，啊？随便坐，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和姐姐在酸枝椅旁边靠着，不敢大咧咧地高坐，搓着手，站着发呆，麻木地点头，作有分寸的微笑。到时候了，伶俐的姐姐便一五一十地把祖母或母亲临出门时再三叮嘱，她演习得烂熟的套语搬出来。如果时间凑合，主人非得留饭，一个劲地往碗里夹除夕剩下来的鸡脚，还有不知上了多少遍蒸屉的榄豉豆豉，菜好坏在其次，顶要命的是不自由。直到把放着回礼的篮子挑出门，走出村口的牌楼，才松口气，迫不及待地拆开红包。然后，撒开腿往家跑，为了那串没来得及点燃的“二踢脚”。

亲戚走了这么多家，只有一家我抢着去，那是我祖父的姨妈。家里全是女人：70开外、脸成了风干核桃的曾姨婆，她那守寡的二媳妇，二媳妇的媳妇，二媳妇的媳妇的两个女儿。他家的男人，健在的都去了美国。她家后院有果子很多的番石榴。两个女孩年纪和我相仿，大的文静，躲在房里不见人；小的脸圆，十分活泼，拉着我的手在巷子里疯跑，教我跳房子，抓子儿。然而，即使去这般有趣的“村”，也不敢放肆，多半坐在前厢房，静静地看女孩的年轻母亲安详地做针线。所以，直到如今想起她的家，脑海便泛起贴在厢房和卧室交界处的年画，梅生画的重彩工笔，白泥灰墙壁洇着柴火熏黑的痕迹，因为我坐的板凳，总是正对着这幅引颈长啼的大雄鸡，好些年都没换新的。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和我牵过手的圆脸女孩该是祖母了吧？离乡多年，已应陆游诗：“天涯住稳归心懒”，可是一年年过洋节日，都想起儿时的“去村”，在感恩节的晚餐桌前，面对轩曾经昂过、却已变得味如嚼蜡的火鸡；在教堂的晚钟里，面对挂满灯饰和袜子却没有一张“愿望清单”属于我的圣诞树；在迎新年的鸡尾酒会上，面对着众多的黑礼服，充溢心头的，是因陌生而来的拘谨和无聊、些微的新鲜感、大量的茫然，毫无例外地，再也得不到一封“利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