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拖累中国经济吗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辞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宣布辞职。至此，欧债危机已经让两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先后下台。但显然，领导人下台只是欧债危机的一个后果，并非医治危机的良药，欧债危机并没有因为两位领导人的下台就稍有平息，欧洲依然在艰难突围，并试图寻求外界的援助。

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盟友已经自顾不暇，唯一有实力施以援手的似乎只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了，中国的许多媒体不时发出焦虑的呼喊，当心欧债危机拖累了中国经济。对于这个攸关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应当加强观察，全面分析。

既是“危” 也是“机”

对于中国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刻。今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动荡，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说中国愿意出手拯救欧洲，某种程度上也是拯救自己。“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曾推出欧洲复兴计划，旨在帮助欧洲尤其是西欧重振经济，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复苏后的欧洲从美国大量进口商品，帮助美国消化了巨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反过来提振了美国经济。如果将今天中国援助欧洲和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自然不完全恰当，但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思路仍是一脉相承。

中欧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自从1975年中国和欧共体建交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虽然历经波折，但总体还是朝着不断升温的大方向前进。1998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2001年，中欧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根本上看，中欧关系不断发展升温的核心纽带还是经济因素。随着欧盟持续扩容，经济规模大幅增加，其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欧盟经济如果持续衰退，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美国从巅峰跌落之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晰，作为世界的重要一极，欧洲的战略重要性也因为美国的式微而提升。而对欧洲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刚刚在今年7月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中国拥有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尤其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中国显然是最有能力对欧洲雪中送炭的经济体。

中国“援欧”有何好处

中国对欧洲施以援手的理由，除了因为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大背景之外，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更现实的利益交换。

目前横亘在中欧之间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欧盟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对华武器禁售，前者出于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后者则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相比之下，现在突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是因为欧盟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贸易保护意识会更加突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以继续对中国的很多行业予以反倾销打击，对于提高欧盟国家的贸易收入有现实利益，而对华武器禁售对于欧盟其实已经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欧盟早在2005年就已经试图取消禁令，只是在美国强烈反对之下才最终作罢。此次若取消对华武器禁售，既可以作为换取中国援助的筹码，还可以通过出口武器换取贸易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清除上述两大障碍，中国援助欧洲还可以借此增加在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去年11月份，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位居第三，尽管如此，这对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基本上没有实质性改变。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访华，意在探讨中国救助欧洲的可能性。如果中国通过增资IMF的方式援助欧洲，可以借此机会要求继续增加在IMF的话语权。另外，还可以考虑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目前SDR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构成，人民币如果纳入SDR，可以此作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上已经开始试点，但在储备功能上并无进展。如果加入SDR，将有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美元霸权衰落的背景下，人民币迟早要走上从贸易结算到储备的国际化之路，欧债危机或许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机会。

中国“援欧”也存在风险

尽管面临诸多机遇，但对于中国而言，救助欧洲国家同样风险重重。一是因为欧洲危机国家表面上只是缺钱，实际上是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缺陷，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对经济模式做出根本改变，任何外界救助都注定难逃一败。尽管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危机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难以为继，如果欧洲危机国家的经济模式无法彻底变革，外界救助即使再多资金，最多也只是帮助危机国家暂时避过债务违约，而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

其次，如果中国购买相关危机国家的债券，还面临巨大的贬值、减值和违约风险。比如，欧盟近期通过对希腊的救助方案，其中就包括对希腊国债减记50%，这意味着希腊债权人的债权缩水一半。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备受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为准绳，向危机国家开出药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维持审慎的财政政策。如今世事轮转，发达国家成为危机的受害者，审慎的财政政策依然是他们的首要改革。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对于习惯了高福利的欧洲人而言，紧缩财政消减福利无疑是场艰巨的改革。今年10月27日，欧盟首脑在第二轮欧盟峰会上确定了救助方案框架，最重要的3个措施是对希腊国债减记50%、欧洲银行业资本重组方案、欧债稳定机制扩容方案，当然前提是希腊必须进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改革。因为希腊此前的财政紧缩已经遭遇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所以，尽管欧盟做出了对希腊国债减记50%的重要救助措施，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还是试图冒险将该方案在国内公投，并最终因此下台。

意大利的财政紧缩之路同样也不乐观，意大利参议院最新通过的新一轮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计划，据称是为了满足外界对于意大利在“后贝卢斯科尼时代”的改革期待。这项号称可以节省598亿欧元的计划，其实也没有太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将意大利本国的增值税从20%调高到21%，公共部门薪酬在2014年前零涨幅，私营部门女性的退休年龄从2014年的60岁上升到2026年的65岁，和男性同时退休等，这些改革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及意大利的财政体系。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财政紧缩依然是一条漫漫长路。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越是紧缩，对于经济增长越是不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接受救助的国家开出财政紧缩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多年难以恢复增长，至今还被人们诟病。今天欧洲的财政紧缩之路，同样还是充满争议。

对于中国而言，援助欧洲可以有多种方式，如直接购买当事国的债券、通过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间接援助，或者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等。如果将欧洲看做一家公司，中国援助欧洲的方式，注定了中国只能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而无法以大股东的身份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彻底变革，而这恰恰才是欧洲最需要的。欧洲短期最缺的是钱，长期最缺的是改变经济模式的勇气。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界援助只能是暂时的雪中送炭，最终决定欧洲命运的，只能是欧洲人自己。

整体来看，欧债危机也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在我们看来，它是比美债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它意味着，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欧元区）将会面临长期的经济调整，既包括各国财政制度的调整，也包括欧洲资产价值的调整。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中，欧洲是一块比美国问题要严重得多的经济洼地。未来的欧洲，将会更多关注解决区内问题，变成一个“内视的欧洲”。目前这种基本格局，不仅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的，也是外向型民营企业值得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