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在影视创作中的价值实现

近年来，地域文化在影视剧本的创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方言电影、方言栏目剧悄然蹿红。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提升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深入研究我国多元并存的汉文化，而“汉文化是有着丰富复杂的亚文化变体的一个整体，汉语包含着差异极大的丰富方言。要谈汉文化、汉语的全貌，是不能离开亚文化、方言的。而且，亚文化、俗文化有时更接近原生态的文化，口语、方言也更接近自然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方言作为探求亚文化的入口或者以方言作为亚文化的代表特征，其价值在影视剧本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

一、方言在影视剧本创作中的价值

1.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教授鲁晓鹏撰文分析道：“每一个方言讲述者都是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言人，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现代化水平。”韩鸿博士的研究也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的对抗和冲突中，方言往往化约为颠覆主流文化和经典文本、标示传者自我姿态的对抗性符号，成为负载传播者群体或个人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方言具有创作者表达社会文化意识载体的价值。以贾樟柯的《世界》为例，影片中人物对白以山西话为主，间或夹以温州话、俄语、标准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创作者通过方言与普通话、地下室与“世界公园”等符号化的实体的对比呈现，表现出了中国底层群体（亚文化群体）陷身都市现代文明时表现出的迷茫、无助、困顿的现实状态，表达了创作者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对占更多人数的亚文化群体生活和思想冲击的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世界的又一次分割，这种分割的标准不再是种族、政权，而是文化、思想。在《世界》中，方言的存在为创作者表达独特的社会文化意识提供了适当的载体，没有什么比语言的差异更能在以视听为主体的艺术形态中产生如此鲜明的对立效果。

2.语言学家钱乃荣先生指出：“在语言中，活在人们口中的口语是第一性的，是紧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大部分群众的口语却又是方言。方言因为历史悠久又活在人们的生活中，所以除了许多文化词从普通话来之外，它积聚了异常丰富生动的土层民间用语，在生活用语和反映民间情感等方面的语词自然要比只主要来自白话文的普通话丰富。”“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因此，方言作为刻画角色真实性、表现地域文化质朴性的手段被广泛使用。地道的方言、鲜活的民俗元素曾是张艺谋早期作品的标志，以《秋菊打官司》为例，西府官话、绿头巾、花棉袄、黑棉裤、泥坯房、关中西部小调等元素构成了陕西陇县甚至是陕西广大农村特有的风貌，电影正因为突显了这些元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生活化。在剧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方言语音、词汇、声调的特点很到位地凸显了陕西人执着、质朴、耿直、刚烈的性格。虽然影片里李公安一直在说“村长这人够犟的”，可事实上是秋菊这人个比村长还犟。“要个说法”和“不以为然”倔强的抗衡着。作为典型人物的两个角色代表了关中人，甚至是关陇人的普遍性格。

3.与普通话相比，方言具有自身独特的发音方式，独特的语调和韵律被一些创作者用来营造影视的娱乐效果。方言的娱乐价值始于方言进入小品、相声这些传统文艺形式。赵本山的东北方言、郭达的陕西方言、大兵的湖南方言、郭德纲的各地方言，这些文艺作品的成功是与方言的语调、韵律分不开的。在方言与普通话音节、音律、音调的对比中，娱乐性得到了凸显。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陕西方言、河北方言、粤语方言（或粤语普通话）与相应的角色结合，伴随着角色间的冲突和剧情的延展，充分发挥了方言所带来的娱乐性。《武林外传》也是一部方言元素发挥重要作用的成功之作。影视剧中幽默效果的获得，必定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言语输出者语境编码和言语接收者语境解码的一致性，这是理解幽默背后的所指、产生幽默共鸣的前提；二是语言符号使用的纯熟度。表演者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与表演者营造幽默的效果呈正相关，越是熟悉的语言，在追求幽默效果时越会不着痕迹。“到目前为止，说现代汉语的绝大部分人（包括北京人）的母语，即最初学会的语言（又日不需经学习会说的语言）都是方言，也就是说他们最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都是方言。”因此，以某方言为母语的表演者在使用该方言表演时，比母语不是该方言的表演者在利用方言追求幽默时效果会更好。

二、方言在影视创作中价值实现的模式

按照方言在影视剧本中存在的形式，我们将方言在影视剧本创作中存在的价值模式分为三类：

1.全结构方言类影视作品中方言“能指”和“所指”统一的存在模式。在这种存在形式中，方言的音、词、意各要素均程度不同地参与着影视作品的创作。方言的“音”作为第一要素全程参与自不必说细说；方言的“词”，特别是具有地域、阶层特点的方言词汇、方言语气词是凸显方言特质的重要因素；方言的“意”，主要指方言承载的地域、阶层文化意蕴，不同的方言是不同地域、阶层文化的代表符号，通过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地域、阶层文化得以传播。方言作为某一地域文化的承载，在影视剧的创作中作为了地域品格这个“所指”的“能指”符号，即一一对应地表现出地域品格，如陕西方言代表的冷峻、尚武的地域品格，四川方言代表的闲适、豁达的地域品格，河北方言代表的诙谐、乐天的地域品格等等。这类作品很多，且多内涵性超越娱乐性，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

2.半结构方言类影视作品中方言“所指”扩张的存在模式。方言在影视创作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特征被使用，方言的能指虽然是某一地域文化承载，但创作者将其扩展至整个亚文化，其所指实质上指称了相对于普通话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对立面亚文化。在这种存在形式中，方言作为阶层（非主流文化、边缘群体）的符号出现，往往被安排和普通话所代表的主流或先进文化阶层相对立，在这里，方言的使用目的不是反映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特质。正因为凸显了方言符号性，所以方言的地道与否往往不是关心的重点。这类作品有《世界》《天下无贼》等。

3.方言化影视作品中方言的“所指”缺失性存在模式。方言在影视创作中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方言的成分进入影视语言的范畴内，是无意识或非必要的。这种存在形式中，方言“音”“词”两个要素被广泛使用，而“意”则全然不见，是为方言而方言的极端存在形式。经典影视的方言版翻拍就是方言化的影视作品。这是某一方言区为迎合本地受众而后期加工制作的，如《简・爱》《出水芙蓉》《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的四川土话版、《憨豆先生》的兰州话版等。

从方言在影视剧本创作中的价值和价值实现模式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方言已从表现地域文化的层面一跃而起，承担了更多的使命。方言价值的挖掘和方言价值实现模式的创新，无疑将进一步推进对于亚文化内涵的探索。在探索有着丰富亚文化共生的汉文化进程中，利用影视传媒传播对其进行及时传播，引发广泛共鸣，无疑会大大加快实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