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应诉与反倾销行政复审制度研究

摘 要：中国自1979年以来，一直是国际反倾销的重灾区。究其原因，除了替代国价格等因素之外，出口企业不能积极应诉以及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反倾销行政复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积极探寻WTO《反倾销协议》中的BIA规则，研究与利用各种反倾销行政复审制度与规则，根据出口企业和产品的个案情况，发现与把握重返市场的潜在机会，是我国出口企业降低反倾销成本，摆脱反倾销羁绊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BIA；价格承担；日落复审；情势变迁复审；新出口商复审

中图分类号：F1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1-0117-08

自1979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除了替代国价格等政治因素之外，涉案企业不能积极应诉或应诉不力也是中国成为反倾销重灾区的重要原因，而不能积极应诉的根本障碍就是因为缺乏对WTO相关法律与规则的了解与认识。因此，在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研究并参与各种形式的反倾销应诉与行政复审、努力寻求有效的突破反倾销壁垒的途径，已成为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要任务。

在出口产品被提起反倾销调查之后，企业摆脱困境的最佳出路在于积极应诉；如果确信胜诉无望，还可以采取“价格承担”与“中止协议”的方法，如果最终不幸被征收反倾销税，也不是没有打翻身仗的机会，出口企业还可以期待从反倾销“年度复审”和“日落复审”中寻求出路，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情势变迁复审”和“新出口商复审”的时机，从各种行政复审制度中寻找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

一、反倾销应诉与BIA规则

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国际规则所界定的框架下，参与国际竞争。展望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的未来，一个不容乐观的前景是：长期应对反倾销是不可避免的和显而易见的。这既是当今世界贸易的现实，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过程的必然。不管中国出口企业多么小心翼翼，如何努力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与价格，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反倾销案件终究还会不断发生，中国出口企业在研究如何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以避免反倾销案件发生的同时，还要仔细研究如何利用WTO游戏规则来应对反倾销，以及在被进口国有关当局采取反倾销措施之后，如何利用WTO有关制度安排与规则，使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出口企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走出泥泞，轻装前行。

作为遭遇反倾销的出口企业，在决定是否参加反倾销应诉时，最重要的是要对WTO及有关国家反倾销法中的“最佳可获得信息”（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BIA）规则及其适用条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WTO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款规定，反倾销调查主管机关可以要求反倾销调查中的所有利害关系方提出与所涉调查有关的所有证据。在随后的第8款中则进一步规定：“如任何利害关系人不允许使用或未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严重妨碍调查，则初步和最终裁定，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均可在可获得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在适用本款时应遵守《反倾销协议》附件2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在确定反倾销调查中的所谓“证据”（facts）时，如果被调查一方“不允许使用或未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严重妨碍调查”，则反倾销调查的主管当局可以基于“可获得的事实”进行裁决。

对于应对反倾销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最佳可获得信息”规则就如同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我国《反倾销条例》对此也有所规定，根据该条例，我国商务部在对外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适用这一规则。但另一方面，欧美等许多其他国家在反倾销调查时适用这一规则，也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额持续增长，国外对我国许多出口企业的产品反倾销调查案居高不下的情势下，反思与探讨我国企业面对这一规则所应采取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出口企业在遭遇反倾销之后，缺乏积极应诉态度的主要原因是：

（1）反倾销意识薄弱。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面对两个市场缺乏思想准备，反倾销意识淡薄，对反倾销知识不够了解，没有意识到反倾销应诉工作的重要性，一旦遭遇反倾销，便不知所措；甚至个别企业还存在依赖政府的计划经济思维，指望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贸易问题，没有依靠法律据理力争的意识。

（2）不愿意支付高额的应诉成本。反倾销应诉工作量大，费时费力，而且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和大量的调查工作，要支付一定的成本，有时单是付给外国律师的费用就相当可观，因此，有的企业只顾眼前节省，看不到反倾销应诉可能带来的利益，不愿意应诉。

（3）反倾销应诉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反倾销针对的是来自中国的所有产品，某些企业应诉的结果可能是用于全体中国出口产品或出口企业，因而，一些企业不愿应诉而希望其他企业应诉后自己“搭便车”，不愿意付出成本而希望坐享其成。因此，反倾销“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应诉企业费了很大力气得来的较好结果，被行业中没有应诉的企业不仅坐享其成，进而，没有参加应诉的企业还可能利用应诉结果继续搞低价倾销，使出口产品陷入频遭反倾销指控的恶性循环中，大大挫丧了应诉企业的积极性。

反倾销应诉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贸易格局。因此，反倾销应诉工作应由企业、中介机构和政府共同努力，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中介机构全面服务、政府宏观指导的反倾销应诉机制。企业永远是反倾销应诉的主角，因为要和国外反倾销调查当局打交道的是企业而不是中介机构和政府，调查工作的主体部分如问卷的填写、参加听证会等都需要企业来完成；企业是最了解自身情况的人，生产成本、利润、价格等重要信息只有企业才能提供；积极应诉，最后获利的还是企业，因此企业要树立自救自助的观念，不等不靠，积极行动。中介机构是社会服务机构，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在反倾销应诉中做好应诉的准备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为企业提供信息、资料并提供各种便利，为企业做好服务。政府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宏观指导，从政策环境的角度为我国企业的反倾销应诉工作保驾护航。

二、“价格承担”与“中止协议”的达成

“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选择是反倾销应诉中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WTO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8条1款规定：“如收到任何出口商关于修改其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格向所涉及地区出口的令人满意的自愿承诺，从而使主管机关确信倾销的损害性影响已经消除，则调查程序可以中止或终止，而不采取临时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根据此类承诺的提价不得超过抵消倾销幅度所必需的限度。如提价幅度小于倾销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提价幅度是可取的。”根据这一条款，一项出口产品即使被指控存在倾销，而且被证明对进口国的产业造成了损害，也不一定被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有关当局可能采取的另外一种对国内产业的救济方法是与出口商达成提价协议，以消除对进口国某一产业所造成的损失，这种方法在欧盟称做“价格承担”或“价格承诺”，在美国反倾销法中被称为“中止协议”。此种方法对于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出口商来说并非最佳结局，因为这样做仍然使出口商的产品受到了许多限制，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对出口商来说又不失为一种次佳选择。

“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这一选择方法可以由出口商提出，也可以由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出。根据上述协议中的第8条1款规定，都取决于双方自愿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强迫对方，同时，在第8条5款中还规定：“出口商不提出或不接受这样做的邀请的事实，决不能有损于对该案的审查。”在实践中，大多是由出口商提出而由进口国主管当局接受采取此种方法的。进口国主管当局是否可接受此种方法的标准，按协议的规定是要“令主管机关满意。”而出口商何时提出“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出口商做出这种选择是替收反倾销税的一种救济方法，必须是在有关当局能够证明：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倾销给进口国的某项产业已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并且证明此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后才可以考虑是否接受出口商的建议。而证明上述三点需要在反倾销调查之后。所以，“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提出也应该是在调查基本结束，初裁做出肯定性结果之时。出口商如果一风闻遭反倾销调查，就过早地提出“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主管当局也很难接受，因为反倾销调查正在进行之中，主管当局接受提议不仅缺乏依据，也不免有违法之嫌。

从出口商的立场上看，未经调查和抗辩就想退出战场，无异于不打自招，首先承认了出口商品存在倾销问题；另外，未经调查抗辩，出口商也无法做到对出口产品提价幅度心中有数，而不得不以申诉人提供的材料为基础，接受较高的提价幅度。但如果对此方法提出的过晚，也可能错过或失去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如终裁已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出口商就不可以再次提出“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选择。1994年10月美国商务部根据美国养蜂协会和美国蜜蜂生产商的，对来自中国的蜂蜜进口产品进行立案调查，国际贸易委员会于同年11月做出肯定性初裁，商务部于1995年3月也裁定中国对美出口的蜂蜜存在低价倾销行为，对同类产品造成实质性损害，并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案的背景是，美国的养蜂协会和蜜蜂生产商在提出反倾销之前，就曾要求政府实施“406条款”来阻止中国的蜂蜜进口。由于“406条款”要求政府必须考虑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中方通过律师成功地取得了美国消费者的支持，让消费者给政府施加压力，最后迫使美方终止了“406条款”下的调查。而一年后，方再次以反倾销的方法对中国产品提出，以为审理原材料原蜜成本要用替代国的价格，用非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审理倾销案会对他们有利。在此案初裁时，商务部用印度作替代国，由于中印之间的许多不可比因素的存在，使商务部计算出高达125%的倾销幅度。这一结果不仅反映了不公正的审理，同时也给中方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如果倾销审理继续进行，在如此之高的反倾销税率下，中国对美国的蜂蜜出口可能完全终止。而此一项产品的涉案金额就高达上千万美元。在此情况下，中方权衡利弊，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相应的策略，聘请律师通过美国的主要蜂蜜消费者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美方同意采用中止协议的方式解决此案。这是中美政府之间采用“中止协议”的方法来解决反倾销争议的第一案件，也是中方把握有利时机解决双边贸易摩擦时的一个较有利的选择。

在美国反倾销法实践中，使用“中止协议”解决贸易争端的案件并不多见，原因是美国国会认为中止调查是一种例外的方式，不应该成为处理反倾销案件的惯用方法。因此，美国反倾销法规定，商务部只有在中止调查符合公共利益和国内产业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与外国政府达成中止协议。所以，如果想以“中止协议”的方法解决问题，应诉企业应把握好时机，并且对美国国内产业的动态和商务部的态度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相比较，做出“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决定对出口商来说是一种两害取其轻的次佳选择。出口商承诺提价，可以增加单位出口产品的外汇收入，部分地补偿由于提价导致的出口量减少而造成的损失；如果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虽然纳税的不是出口商，而是进口商，但进口商在缴纳进口税的重负下就会对此进口商品望而却步，出口商的市场份额也就相应地受到影响。另外，若市场发生变化，采取取消“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办法比较容易，而一旦被征收反倾销税，出口商就只有在复审时抗辩胜利后才能被取消反倾销税，否则最低的征税期限也要5年的时间。但是，“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毕竟不是出口商应考虑的上策，如果出口商有较大的把握应对反倾销调查，并有充分的信心和资料争取终裁抗辩的胜利，也可能会在本来有可能签订“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的情况下放弃此种选择。1999年6月，美国苹果汁协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要求对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决定立案调查。由于我国浓缩苹果汁产量的95%依赖出口，美国又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一旦出口受阻，整个行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在是否应诉的关键时刻，苹果汁生产企业团结一致，终于取得了首战胜利。199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初裁结果，尽管我应诉企业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明显低于方要求的税率，我一家应诉企业得到了0税率，其他应诉企业的税率均为9．85%至54．55%之间。当时，应诉企业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抗争到底，还是要求谈“中止协议”，经过中国食品土畜产商会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应诉企业终于达成共识：“中止协议”不是最佳选择，决心抗争到底。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等到了2003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宣布的终审结果：10家应诉企业6家获零税率，4家获3．38%的平均加权税。

对进口国当局来说，采取此种办法也经常是一种利弊权衡的选择，征收反倾销税可以抑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保护国内产业的利益，但有时其他方面的利益也需要政府考虑，如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公共利益等。签订“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可以不必担心否定的终裁，也可以节省各方的费用，但比起征收反倾销税来说，此种方法实施较难，后续工作量较大，一旦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况，还要追溯增税。

出口商一旦选择了签订“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就要将承诺履行到底。这就是说出口商在“价格承担”或“中止协议”签订之后有两项不能逃避的义务：一是定期履行价格承担的义务；二是允许进口国主管当局核实有关数据。如不履行此两项义务，将导致被追溯征收固定的反倾销税。但此种征税不得适用于违反价格承诺前进口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欧共体的产品遭反倾销调查，出口商和欧委会以达成价格承担协议了结的案子占到反倾销案件总数的一半以上，但从1986年以后，由于连续出现违反价格承担协议的情况，均遭到严厉制裁。1986年2月中国出口商以“价格承担”结束反倾销调查的自行车链条案，1988年1月由于中方违反约定，被征收35%的固定反倾销税。1986年12月以“价格承担”了结的高锰酸钾案，也是由于中方违反了协议，欧委会又重新进行调查，并立即征收28%的临时反倾销税。由此可见，一旦出口商做出了上述选择，又在执行过程中违反协议，就会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

三、“年度复审”与“日落复审”的机会

WTO《反倾销协议》在允许其成员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同时，也规定了对已生效的反倾销措施必须进行审查的制度。所谓行政复审是指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对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反倾销措施依法进行重新审查的一种程序性活动。这种行政复审是区别于司法复审（judicial review）而言的，司法复审是指在反倾销过程中，受到不利决定的当事人向司法机关请求对原反倾销主管机关做出的决定是否违法予以审查，以确定是否维持原裁定。这里所研究的行政复审包括“期中复审”、“落日复审”、“情势变迁复审”和“新出口商复审”。

如果反倾销应诉失败，也未能达成“价格承担”或“终止协议”，而出口商还想重返目标国际市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期待“年度复审”和“日落复审”的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商会被赋予一定的反倾销裁定的机会，但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能否抓住机会对出口商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

在反倾销调查结束，反倾销措施已经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可以提出申请要求进行复审。由于这种复审是在征收反倾销税的5年期限之内进行的，因此，一般称之为“期中复审”，又称“年度复审”。WTO 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11条2款规定：“在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出审查要求，并提交了认为十分有必要进行审查的确实资料时，当局认为合理，或者，假如自征收最终反倾销税起已超过了一段合理的期限，当局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在有担保时，应主动审查。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当局审查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是否对抵消倾销是必要的；如果取消或变更反倾销税或者两者兼而实施，损害是否将重新发生。如果根据本款结束后，当局确定的征收反倾销税不再合理时，应当立即终止。”根据这一规定，“期中复审”的结果可能是取消征税或价格承诺条件。“期中复审”在美国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立法中均有相应的规定。

“日落复审”又称“期终复审”、或“期满复审”，是指进口国主管当局所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在5年期满时，主管机关应利害关系有关各方的申请或由主管当局自行发起的对到期的反倾销案件的复审，以确定是否如期终止或延长实施反倾销措施。

WTO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11条第3款规定： “……任何最终反倾销税应在征收之日起5年内的一日期终止，除非调查机关在该日期之前自行进行的复审或在该日期之前一段合理时期内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有充分证据请求下进行的复审确定，反倾销税的终止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在此种复审的结果产生之前，可继续征税”。

1988年以前，美国反倾销法中并没有“日落复审”的规定，1988年美国反倾销法修正案才明确了“日落复审”的法律地位，建立起了强制性反倾销期满复审制度。按美国反倾销法规定，“日落复审”可以分为“全面日落复审”和“快速日落复审”。所谓“全面日落复审”是指美国商务部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论，并加以考虑。而“快速日落复审”是指在所需要的条件得到满足时，商务部启动的快速审查方式。“快速日落复审”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复审的速度。

1997年5月，应印度Ambalal Sarabhai公司的申请，印度反倾销调查局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维生素C进行反倾销调查，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来自日本的同类产品。经过调查，1998年3月，印度反倾销调查局初裁中国出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为48．75%，每千克征收61．96卢比的临时反倾销税；1998年5月，反倾销调查局公布了维持初裁的终裁结果。

2002年8月，印度反倾销调查局启动了本案的“日落复审”。最终，印度反倾销调查局以担心损害继续存在或损害会再度发生为由，决定继续对来自中国的维生素C征收反倾销税。2003年7月，裁定从中国进口的维生素C的倾销幅度为208．13%，并决定继续对从中国进口的该产品征收每千克10．11美元的反倾销税。

本案中的中国公司在立案之初，曾积极应诉，但遗憾的是在听证会受阻后，没有在“年度复审”和“日落复审”中继续以积极姿态应诉，错过了争取获得降低甚至免征反倾销税的机会，最后不得不接受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现实。而同期遭遇反倾销的日本企业的态度和做法就很值得借鉴，日本的Takeda Chemical Inc．在此次“日落复审”中，为自身的利益进行了很好的辩护，并自觉地进行了数量限制措施，从而使日本产品在“日落复审”调查期内的进口额和所占的市场份额都有所减少，最终导致了反倾销税的撤销，而中国企业即使仍然可以出口到印度市场，与日本产品相比，已失去了一个同台竞争的环境，丧失了原有的竞争优势。

因此，积极参与反倾销“日落复审”是遭遇反倾销企业重返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打破反倾销制裁的关键性一步。对于已遭遇反倾销的企业，真正重视和积极参与“日落复审”更显得迫切和重要。但遗憾的是，我国出口企业很少参与行政复审，放弃了许多法律所赋予的不该放弃的权利和机会。在许多已到五年期满的反倾销案件中，由于中国生产厂家和出口商没有对“日落复审”做出迅速反应或仓促上阵，美国商务部往往认定中国企业不合作，从而启动“快速日落复审”而不是“全面日落复审”，使中国企业失去了许多抗辩的机会。在整个审查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就使用了国外申请人所提供“最佳可获得信息”，最终大多仍然裁定倾销的存在，继续征收反倾销税。这种做法对中国企业来说十分不利，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应诉意识和不能积极参加“日落复审”应诉所造成的。

在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中，也有一些出口企业在被采取反倾销措施5年后的“日落复审”中，通过奋力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使重返市场出现了一线生机。1999年8月，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了对华镀铬螺母反倾销案的“日落复审”，通过中国出口企业多方面的工作，说服了美国进口商和下游企业，使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否定性终裁裁决，认为撤销反倾销税令不会引起对国内产业的损害。2000年11月16日，商务部撤销了对来自中国的镀铬螺母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自美国开始实施“日落复审”以来，通过“日落复审”，取消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还有球墨铸铁自来水配件、蜂蜜、锰金属、糠醇、钨精矿、墙壁钉等产品。

以上案例说明，当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外遭遇反倾销时，善于运用法律，积极参加反倾销应诉是一个方面，而重视和参与“日落复审”则是不可缺少的后续措施。因此，企业要增强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建立起相应的法律机制，注意收集国外相关法律和产业动态信息，加强国外反倾销法律法规及具体运作程序的研究，未雨绸缪，制定好对策和措施，就有可能取得“落日复审”的胜诉。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日落复审”中把重返市场的希望变成现实。

四、“情势变迁复审”的适时提出

所谓“情势变迁复审”也是美国反倾销法中行政复审制度的一种。它是指针对某些特定或变化了的情况，对已经做出的肯定性行业损害裁决进行重新评估。如果申诉方能够证明：因客观情况的变化或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涉案产品今后不可能继续对美国同类产品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会对终裁结果作出必要的修改，涉案产品将被免除征收反倾销税。

所谓的“情势变迁”包括三种情况：

（1）企业所有权的改变。如原参加反倾销程序的公司被出售给其他人，或者公司名称发生改变等，出口商可以申请对新公司适用原有的税率。如，2004年1月，美国商务部收到了深圳CSG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申请，称其因为深圳奔迅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CSG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所以，后者应该得到前者的优惠反倾销税率，而不是其它税率。同年3月美国商务部启动了“情势变迁复审”，同年7月裁定深圳CSG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确实为深圳奔迅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更名后的公司，前者应得到后者的反倾销税率。

（2）反倾销措施的继续实施对美国本土企业不再有利益影响。如美国国内生产商已经停止生产被指控倾销产品，这种继续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对美国国内企业已没有意义，调查机关有权撤销反倾销措施。2005年1月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动提起对来自泰国和印度的进口暖水虾进行“情势变迁复审”，考虑到泰国和印度所遭遇的海啸灾难，将收集这两个国家的虾产业所受影响的信息并接受申诉请求，发起“情势变迁复审”。并认为海啸对这两个国家相关产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今后恢复对美国出口都很困难，根本不可能再对美国同类产业造成损害。

（3）反倾销措施的适用范围的改变。主要是指反倾销措施覆盖的范围发生了变化，调查机关可以根据事实，部分或全部撤销反倾销措施。

1992年6月，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应Aimcor公司等五家公司的申请，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硅铁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的进口国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等国。

1993年3月，商务部签发了对来自中国硅铁征收反倾销税的税令，1999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这一案件不仅启动了“年度复审”，而且还应有关利害关系方巴西的请求也启动了“情势变迁复审”。虽然复审是由巴西提起的，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重审了其作出的有关硅铁反倾销损害调查的裁决。重审请求本来只涉及来自巴西的进口产品，但是由于“情势变迁复审”主要与国内产业的状况有关，委员会的重审裁决不仅适用于来自巴西的进口产品，也同样适用于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的进口产品。

1999年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重审裁决，认为进口自巴西、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国的硅铁产品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委员会做出如此裁决的主要依据是，1995年至1997年两家美国企业涉嫌在委员会原始调查期内串通固定硅铁价格，另一家企业及其官员最后被证明确实从事了这样的犯罪活动。委员会将重审裁决通知了商务部，商务部于1999年9月21日通知，撤销了对来自中国的硅铁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

虽然作为行政复审之一的“情势变迁复审”，很少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而且如本案这样应诉方通过提出“情势变迁复审”的请求，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停止了对反倾销税征收的情况更是少见。但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仍然可以根据个案情况，抓住机会，适时地提出“情势变迁复审”，以促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合适的时间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维护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本案中，巴西出口商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

五、“新出口商复审”制度的利用

“新出口商复审”仍然是反倾销行政复审制度的一种，新出口商复审为那些在反倾销调查期内没有出口，但在反倾销调查期后有出口的厂商提供了可能获得单独税率或零税率的机会。具体说来，“新出口商复审”制度是指在原始反倾销调查期内没有向调查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国外生产商或出口商，由于在原始反倾销调查中无法与调查机关合作，因此其向调查国出口的被调查产品只能按原始调查终裁确定的“其它税率”来缴纳反倾销税，这使新出口商无法向调查国出口或使其出口变得极为困难。所以，WTO《反倾销协议》规定，应给予新出口商机会，根据其实际出口情况，为其确定单独的反倾销税率。

WTO1994年《反倾销协议》第9条5款规定：“当某一国的出口产品在进口国被征收了反倾销税，而在调查期间出口商或生产商并没有出口该产品，而他们又能证明自己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国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并没有任何联系时，当局应迅速进行审查并确定这些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单独倾销幅度。这种审查应与进口成员方正常价值的估算及审查程序相比较而发起，并且加速进行。”

提出“新出口商复审”申请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第一，“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内未出口过被调查产品；第二，“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不得与出口国中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任何出口商、生产商有关联关系；第三，“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必须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后向调查国实际出口过被调查产品。

与上述其他形式的反倾销行政复审相比，“新出口商复审”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新出口商复审”调查只审查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的倾销幅度，而不涉及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情况；第二，在“新出口商复审”调查期间，不得对来自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的相关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但主管机关可要求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提交保证金）；第三，“新出口商复审”应在加速的基础上开始和进行。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47条规定：“进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在调查期间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该产品的新出口经营者，能证明其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经营者无关联的，可以向外经贸部申请单独确定其倾销幅度。外经贸部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并作出终裁决定。”2002年3月，我国当时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了《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暂行规则》，从而使我国的反倾销法具有了与《反倾销协议》一致性的规定。

我国出口印度的铅酸电池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出口产品就是通过这一复审制度重返印度市场的。2001年1月12日，印度反倾销调查局应国内两家公司的申请，决定对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孟加拉的铅酸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反倾销调查局在发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通知中列出了11家中国出口企业为被诉企业，并向他们发放了问卷。但遗憾的是仅有3家中国企业参加了应诉。

2001年3月21日，反倾销调查局作出初步裁定，认定进口自中国的铅酸电池存在倾销，并裁定此种倾销对印度的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决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但在公开听证会之后，2001年12月7日，反倾销调查局作出了最终裁定，认定中国三家应诉企业向印度出口的工业用电池不存在倾销，决定不征收反倾销税，其他未应诉的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存在倾销，仍需征税。

2002年8月27日，应中国广州CSB电池有限公司和中国广东Yuasa电池有限公司的申请，印度反倾销调查局了“新出口商复审”公告，调查期为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2月28日。反倾销调查局在立案后向CSB电池公司发出调查问卷并应该公司申请发出单独的“市场经济待遇调查问卷”，后者在规定的时间里予以答复。反倾销调查局经审查决定给予CBS电池公司市场经济待遇。2004年4月，反倾销调查局公布终裁裁决。由于CBS公司的被调查产品在国内没有销售，因而，根据结构价格确定正常价值，最终确定倾销幅度为12．31%。

另一家参加“新出口商复审”的广东Yuasa公司也提出了市场经济待遇申请，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印度反倾销调查局经审查决定也同样给予该公司市场经济待遇。终裁报告指出，印度调查官员在实地核查时与中国商务部官员的会谈使其确信了中国政府对Yuasa 公司的运营和管理没有控制。该公司向印度出口的三种型号的电池在国内均有销售，并提供了详细的国内生产与销售资料，反倾销调查局对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其国内销售均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行的，并据此确定了正常价值。通过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印度反倾销调查局最终认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属于“微量”，决定不对其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反倾销措施之后，在许多情况下，同类产品就是通过这种“新出口商复审”制度重返进口国市场的。

首先，要想利用好出口商复审这一机会，就要意识到这种复审制度对尚未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出口商来说是一种权利和机会，这种权利可以主张，也可以不主张，放弃主张这一权利就等于是失去了一次获得单独税率的机会，就要等到反倾销“年度复审”或五年后的“日落复审”。

获得新出口商复审资格的要求条件可以概括为“没有出口”与“有出口”。“没有出口”是指在进口国有关当局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时段里新出口商一定是“没有出口”；而“有出口”是指提出复审申请的出口商在原审调查期后对进口国需有出口实绩或能够证明在此期间已与进口国的某进口商订立了出口合同；对于这一日期的要求对提起新出口商申请人来说很重要，中国许多公司在申请新出口商资格时，就是因为没有出口行为而被取消了参加复审的资格，2002年在美国对中国大蒜的新出口商复审案中，山东菏泽的一家公司就是因为出口行为发生在调查期之前而没有获得新出口商复审的资格。因此，对于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在某项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后，考虑到将来参加新出口商复审的资格要求，生产同类产品的出口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应考虑在反倾销调查之后的适当时机向进口国出口适量的涉案产品。关于这一进口的数量，WTO《反倾销协议》和各国反倾销法均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原则上应符合“通常贸易状况”。美国反倾销法对参加新出口商复审所要求的发货数量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一票货”即可。

成为新出口商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出口商必须能够证明其与被征收反倾销税产品的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无任何关联关系，不管这种关联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美国相关法律把“关联”的定义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某组织和类似组织的官员之间；合伙人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任何直接和间接拥有、控制某组织的5%以上股权或表决权的人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控制他人或被他人控制的人之间以及任何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人之间的关联关系，如有上述关系，就不具备申请新出口商复审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某一公司因遭遇反倾销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又以其“关系人”的名义另外重新办厂，开设一家新的公司，生产与出口同类产品，就会抵消反倾销税的作用，从而形成对反倾销税的规避。

对提出“新出口商复审”的中国企业来说，在获得新出口商复审立案之后，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证明公司的经营不受政府控制，凭以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争取单独反倾销税率。

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调查问卷，在确定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待遇时，反倾销调查局主要审查的是该公司生产与销售活动是否受到政府控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产品的出口定价是否需要政府批准；第二，公司是否需要政府授权才可以进行对外谈判与签订合同；第三，公司是否拥有经营决策权；第四，公司是否能自主保留出口收益，是否能独立决定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在上述CSB铅酸电池复审案中，反倾销调查局经审查确认：本案中的新出口商系受中国外商投资法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自其成立后法律形式没有改变；其出口价格和国内销售价格没有受到政府干预，拥有自主签订合同的权利，其经营活动不需向政府通报；能自主决定其收益的使用，因而认定该公司没有受到政府的控制。反倾销调查局进一步审查了该公司原材料的价格，没有发现价格扭曲的情况，公司可以自由地从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购买原料、燃料和成品，其购买价格符合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公司所有雇员的雇用，均由公司自主决定，招聘是通过报纸、广告或招聘公司进行的。

根据调查结果，这两家公司的产品最终获得了单独反倾销税率与重返市场的机会。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除了替代国价格等政治因素之外，涉案出口企业不能积极应诉也是中国成为反倾销重灾区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参加各种形式的应诉和行政复审、努力寻求有效的突破反倾销壁垒的途径，已成为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有关反倾销主管机关的重要任务。利用好“新出口商复审”制度值得关注，上述二公司成功地利用了“新出口商复审”制度并取得了较低的单独反倾销税率的经验，应该成为我国参加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公司的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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