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轻刑化还是零容忍

面对嚣张的行贿者，法律大棒如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势必危害法治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

各类腐败犯罪，哪一种案件数量遥遥领先？答案倒也简单，当然非贿赂罪莫属。因其涉及官员廉洁与否，攸关民心向背，向来成为刑法打击的重点。

不过细究法条，在1997年新《刑法》中，行贿罪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却与最高刑死刑不在同一档次上。此外，立法者特意网开一面，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何者为轻，何者为重，一目了然。

司法实践中，重办受贿，轻办行贿可谓怪象丛生，其负面效应亦不一而足。相较行贿罪，无论是立案数量，还是处罚强度上，前者远远超过后者。今年6月7日《人民法院报》刊出调研报告，“2009年到2011年中，江苏省常州市两级法院审结受贿案件为70人、76人、63人，但同期审结行贿案件却为3人、10人、7人；从行贿犯罪的量刑情况来看，有期徒刑3人、缓刑11人、免刑6人，缓刑免刑比率高达85%……”数据会说话，两相对比，格外刺眼。难怪，锒铛入狱的受贿者，想到逍遥法外的行贿者，常大呼不公，徒叹奈何？

曾记否，深圳市安远集团董事长陈族远，向云南交通厅长胡星行贿3200万元，创造当时行贿金额的全国纪录。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2007年，胡星被判无期徒刑，这位民间有“行贿状元”称号的老板，却全身而退，万人如海一身藏。当地司法部门对是否追究行贿人刑责“讳莫如深，保持缄默”。有何难言之隐，颇值玩味。

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有些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一万元高上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最后却鲜有定罪。坊间甚至不乏为行贿者辩护缓颊之声，如行贿者多被逼无奈，也是受害者，应从宽发落云云。

反腐专家任建明曾用数据痛批此荒谬论调。根据长期调查结论，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在一项交易中，获利最多的不是受贿官员，而是行贿者，他们往往拿到了收益“大头”。如此看来，行贿者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焉能一味曲意回护？

放眼国外，各国反腐立法，行贿者入罪严惩已成趋势。早期英美法，不对行贿者追究法律责任。此后，从廉政角度出发，各国现代刑法既严打受贿者，也不放纵行贿者。

对二者打击力度之拿捏，各国立法略有不同。有采用等同制的，如法国，意大利；有采纳行贿轻刑制的，如日本和瑞士。还有对法官受贿及行贿特设重刑者，如德国刑法334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130条。一言以蔽之，行贿与受贿者同受惩治，对行贿宣战，行贿零容忍乃各国之普遍共识。

过去数年间，多家跨国公司，如雅芳、IBM、家乐福、西门子、耐克、沃尔玛等在此领域遭遇滑铁卢，接连在新兴国家地区爆出行贿丑闻。美国对此曾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依据此法，行贿成不成功并不重要，只要有行贿动机甚至许诺了就是犯罪，而且直接行贿和通过他人间接行贿同罪。对涉案个人，每次行贿罚款10万美元或入狱五年，也可并处。2008年，美国司法部就对行贿的西门子公司开出过8亿美元的天价罚单。

近年来，媒体争相报道过一起大陆公民境外行贿案。2006年12月，一名内地女博士生，行贿香港城市大学教师，希望漏题。该教师不假辞色，第一时间向廉政公署举报，女生被法院以行贿罪判刑六个月，国人震惊不已。法不容情，对行贿露头就打，这才是正确的办法。

不打击行贿，就不可能遏制受贿，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贿赂犯罪。可喜的是，2012年最高检工作报告透露，去年检方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对4217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增加6.2%，未来前景可期。

行贿不止，贿赂难除。面对嚣张的行贿者，法律大棒如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势必危害法治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期待立法者织密法网、司法者重拳出击、全社会凝聚共识：向行贿者说不，对行贿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