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者“枪口”对准了谁?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市委、市政府个别领导以及法院、土地、规划、建设、税务等部门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287.7万元；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获利3454万元；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政府工程款889万元……

张志军，原商丘市某局机关干部，1992年下海经商，2007年案发时为商丘市建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总经理，公司资产达数亿元。

2009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行贿罪、非法转让和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合同诈骗罪、隐匿和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判处张志军无期徒刑。

此案涉及多名厅处级领导干部，其中省水利厅原厅长张海钦、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张士勋、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全成等15名涉案人员均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起、权钱交易案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干扰政府施政行为，妨碍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社会影响极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警示性。

关键词之一：权力

正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以及“临时拍脑袋、个人说了算”决策机制上的漏洞，使得张志军一次次有机可乘，屡试不爽

本案涉案领导干部人数多、职务高，且集中分布在党政机关、法院、税务、土地、规划等权力部门。受贿人员多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其中“一把手”达16人。

早在1992年，商丘地委、行署旧办公楼搬迁置换，精明的张志军抓住“机遇”，以港商的身份出现，与时任行署副专员张海钦一拍即合。在行署办公会上，张海钦以“张志军的公司资金雄厚、信用度高”等理由力主与其合作。于是，荒唐的一幕出现了：在置业公司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张志军便以置业公司的名义与原商丘地委、行署签订了合同。

1996年3月，在张海钦的直接干预下，另一位副专员张士勋亲自协调，张志军用100元注册资金成立了虚假注册资本达1000万元的置业公司，一年后注册资金又变更为3000万元，使得该公司成为具有一级资质、有资格参与新办公楼项目建设的公司。

从张志军的发迹史来看，张海钦等人的“支持”不可或缺。此后的十多年中，正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以及“临时拍脑袋、个人说了算”决策机制上的漏洞，使得张志军一次次有机可乘，屡试不爽。

张志军行贿往往视对方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所起作用轻重而有所区别，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其惯常做法是在汽车后备箱放几个装满现金的纸袋、皮包，以便随机行贿。他利用领导干部生日、住院、外出考察、子女升学留学、婚丧嫁娶等时机，进行长期“投资”，与受贿者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

在被缉拿归案时，张志军汽车后备箱中还放着几十万元的“活动经费”；在被审查期间，他还叫嚣着要用1000万元从省纪委办案人员手中“买自由”。

关键词之二：土地

一份“阴阳”文件，使得张志军免缴1.18亿元土地出让金，无偿取得了580亩国有土地

1995年12月，经时任分管土地工作的商丘行署副专员张士勋签批，商丘行署下发文件，划拨580亩国有土地给置业公司用于地委、行署办公楼新址建设。

1996年12月，张志军将其中的200亩土地与地委、行署原机关大院的约150亩土地进行置换，作为地委、行署机关新址。其间，张志军数次共向张士勋行贿56万元人民币、2.3万美元，张士勋“投桃报李”，指使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文件，要求当时的商丘市(现梁园区)政府对“置业公司所购土地不另收取任何名目的增价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

就是文件中的这句话，使得张志军可以免缴原先转让合同中约定的1.18亿元土地出让金，无偿取得了580亩国有土地。为了方便张志军倒卖余下的380亩土地，张士勋又授意土地局，套用原行署文件号起草了一份新的“文件”，将原文件中的“划拨土地”偷换成“出让土地”，并将文件落款改为1995年12月，违规加盖了已经作废的原行署印章。

随即，张志军又找到商丘市土地局原副局长扈其伟，后者将土地性质“Ⅲ级建设用地”改为“Ⅱ级商业用地”，38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就这样落入了张志军手中。后来，张志军先后以每亩17万至24万元不等的价格出让其中的208亩土地，非法获利达3450余万元。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权力对土地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为个别地方政府滥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机会——一方面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征地，另一方面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高价供地，行政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巨额差价，既是个别地方政府大量批地卖地的动力，也是土地“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

关键词之三：工程

“他们都是利用我的权力钻了工程招投标的空子，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双向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张志军的公司承建地委、行署新办公大楼，该工程建设项目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甚至连工程预算也没有经过任何审查，而是只根据张志军的一面之词就确认为9500万元。

在此过程中，张海钦先后收受张志军贿赂78万元，在离开商丘后仍写信干预大楼配套工程建设，并请当地领导出面协调，使张志军顺利承接了新办公楼中央空调、电梯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工程。工程预算、决算、验收各个环节，均由张志军说了算。

经审计，在此项目中，张志军利用虚假合同、低买高报、重复计算等手段骗取了高额的工程款。如，工程预算安装4部电梯共计100多万元，后换成某知名品牌电梯，决算时本应加上二者差价即可，张志军却重复计算，使工程款多了4部电梯费用；工程决算显示的150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实际面积只有5000平方米。

张海钦事发后感慨：“他们都是利用我的权力钻了工程招投标的空子，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双向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正如张海钦所言，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张志军案危害严重，损失巨大——

经济上，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权钱交易，靠大肆行贿获得非法利益，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发生扭曲，公平竞争的经济发展环境遭到破坏。据统计，本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3亿元。

政治上，一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深陷局中，为其谋取非法利益大开方便之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当地群众中的形象及公信力。

关键词之四：司法

一场“诉得荒唐、判得离奇”的诉讼，使张志军不仅不用偿还所借贷款，银行还被法院强制执行赔偿近600万元违约金。

1996年至1997年，张志军以国有土地为抵押从商丘市农行贷款1034万元；1998年又与农行达成协议，以20亩土地使用权冲抵其中的234万元贷款，约定由

张志军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农行在该宗土地上建造了24户住宅。

然而，张志军迟迟不为农行办理相关出让手续，拖延至贷款到期，农行楼房竣工，张志军不仅不还贷款，反而诉讼农行侵犯其土地使用权。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王慎杰因收取张志军21万元贿款，居然判决张志军不仅不用还贷，还要农行赔偿其608万元。市农行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受张志军高额贿赂的高院主审法官二审基本维持原判，同时判令拆除已建房屋，恢复土地原状。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郑全成因收取40万元贿赂，多次亲自过问案件，督促执行庭尽快执行。2004年3月，商丘市农行被法院强制执行598.9万元给付置业公司。

诉得荒唐，判得离奇。

但更让人诧异的是，这种违背常识的判决，多次出现在以王慎杰为主审法官、张志军为当事人的诉讼中。建筑公司为张志军垫资盖新办公楼，却被张志军以延误工期违约反诉，最后违约金冲抵所垫工程款，对方辛苦到头，1062万元的工程款分文不得，还要赔付600余万元。

在张志军日渐“发达”的轨迹中，类似的恶意诉讼案例还有多起。这些案子的背后，是省、市两级多名受贿法官的枉法裁决。

在涉及张志军的多起民事纠纷案中，受贿的主审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合议庭制度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形同虚设，审判监督程序难以启动，法院内部监督缺失。

关键词之五：纳税

加盖公章的红头文件，使得张志军的公司在8年之内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税款。

根据税收记录，自1996年成立至2003年8年间，置业公司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税款，偷逃巨额税款。2004年5月，省地税稽查局根据群众举报，指派3名稽查人员赴商丘市调查。因三人均接受了张志军的“感谢费”，在未调取账簿的情况下，仅依据张志军提供的少量资料，便按照其授意出具稽查报告，对置业公司作出了仅补缴税款和滞纳金90余万元的处理决定。

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张志军的办公室里，还发现了多份市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原件，甚至草稿。据同案人员交代，很多文件都是张志军一手炮制，交由相关领导干部授意主管部门起草，再由该领导干部签发的。

商丘市委原副秘书长刘朝敏收取张志军28万元后，多次按照张志军授意起草各类文件、信函，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刘朝敏还以搬迁办的名义下发文件，把张志军虚构的新旧址置换差价9100万元变成政府认可的事实；以市委名义出具公函，并加盖市委印章，要求商丘市地方税务局为置业公司减、免、缓缴应缴税款。更有甚者，在明知不符合奖励条件的情况下，刘朝敏竟然擅自以搬迁办名义签署意见，“扶持奖励”张志军82万元人民币。

办案者说：

“不法商人通过大肆行贿，拉拢腐蚀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教训极其深刻。”掩卷之余，参与查办此案工作人员的内心仍无法平静。

纵观张志军案，数十名党员干部被其用金钱攻倒，以致亵渎职权、滥用权力，最根本的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必须抓好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经常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警示案例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张志军案所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工程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等方面，有关单位极力规避招投标，明目张胆地搞暗箱操作。招投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公开公平公正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现实情况说明，招标投标活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应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一步完善招标投标制度，规范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建设等公共资源交易行为，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和减少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本案还暴露出当地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重要岗位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失职渎职等问题。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督促重要岗位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洁从政，认真履行职责。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对那些、以身试法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要坚决查处，充分发挥惩处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