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者去哪儿了

2013年最热门的案件，无疑要算案、案。2013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原铁道部部长受贿、案。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指控，曾经非法收受丁羽心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00多万元，应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丁羽心，也叫丁书苗，是案的关键人物，她与认识十几年，为泥足深陷提供了最直接的协助。丁书苗花4900万元为办事。受贿依法受到法律追究，丁书苗也因行贿罪而另案受审，这没有问题。但是，在案，甚至更多的案件中，出于办案现实的考虑，对行贿者处理往往偏轻，甚至不予处罚。他们悄无声息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没有人再去追问。

行贿花样多

行贿与受贿，是走向腐败的一对双胞胎，是破坏官场清风正气的两颗大毒瘤。没有行贿，就不会有受贿。探究贪官的堕落经历，不难发现，不少官员的堕落，都经历了从最初受贿的胆战心惊，到面不改色，再到主动索贿的历程。其中，行贿者的作用不容忽视。行贿者不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者多是自愿的寻租者，是加害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专叮有裂缝之蛋的苍蝇。

为了行贿收买，行贿者花样翻新、无孔不入，贪财的送钱，好色的送女人，盛宴豪赌、香车豪宅，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则专门走所谓“夫人路线”、“子女路线”、“情人路线”、“秘书路线”。行贿者制造的“糖衣炮弹”，使国家公职人员中那些意志薄弱者防不胜防，一批又一批大小官员栽倒在行贿者脚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在近年来办的一系列贪腐案件中，行贿手法越来越多样、隐蔽，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是行为隐蔽化，“曲线行贿”成主流。目前，行贿犯罪行为隐蔽化，曲线行贿逐渐成为行贿犯罪的主流。为了模糊不正当利益，更好地隐藏犯罪行为，逃避法律制裁，曲线行贿逐步占据贿赂行为的主导。曲线贿赂包括：利用人情往来为名，将贿赂行为和基于亲情、友情的交往馈赠相混淆；利用节假、生庆、婚丧、乔迁等时机行贿赂之实；为了避打击，已经出现通过第三人甚至“职业贿赂中介”行贿方式；还有利用媒介方进行曲线贿赂，行贿的直接对象不是权力拥有者本人而是其亲友、情人等特定关系人。比如，2013年，大型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中国）涉嫌商业贿赂案。多名涉案GSK中国高管接受警方问讯时称，2009年以来，为完成在华销量增长指标，公司专门成立大客户团队，组织、赞助各种学术会议，通过会展公司、旅行社，以车马费等形式，重点向全国数百家三级和二甲医院主管副院长、药剂科长行贿。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行贿。销售代表进入GSK中国后，公司会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核心内容是客人维护，即如何与医生搞好关系。GSK中国销售代表被查证利用带金销售，向医生行贿，药价近一成返给医生。

二是形式社会化，单位行贿悄成规模。近年来，行贿犯罪发案数量、涉案人员和行贿金额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发生的领域扩散，行贿主体逐渐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经营的家族企业逐步被现代股份制企业所取代。因此，行贿犯罪中的单位犯罪也在不断增多。由于这些企业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权力寻租的后果也更为严重。股份制公司对行贿预算款需要通过董事会讨论表决，行贿支出需要计入运营成本。贿赂行为由此从幕后转为前台，单位行贿犯罪呈现出规模化、社会化和公开化的趋势。

三是行贿行为持续化，行受贿双方结成稳固的权钱交易同盟关系。当前一些行贿人改变“一事一求一贿”的做法，而是“放长线钓大鱼”，从“感情投资”入手，一次得手后多次、多年“经营”，将一些掌握重要权力或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掌握在利益同盟关系网中，牟取巨大而稳定的利益。比如，与丁书苗，与徐明，他们的行受贿关系长期保持，源源不断输入利益。

四是行贿金额呈现高额化趋势。从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案件来看，行贿数额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最高的达到千万甚至上亿元，总体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巨额的商业利润势必导致行贿人不惜重金行贿关键人员，舍小利，得大利，达到打通关节，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另外，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连续行贿现象的增多，也是导致行贿金额逐步递增的重要原因。在第一次行贿并获得不正当利益后，行贿人心理发生变化，认为有利可图，便变本加厉，最后形成习惯性，腐蚀性十分巨大。

行贿者困境

盘点近年来曝光的官员受贿案，一个共性细节浮出水面：随着收受贿赂的“主角”锒铛入狱，作为“配角”的行贿者去哪儿了？却往往不为人知。

行贿行为不仅是一种腐败行为，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行贿者最后大多金蝉脱壳，官照做，老板照当，显现出一种令人头疼的“行贿者困境”：

一是众星拱月。在贪腐案件中，常见的现象是，一个贪官的背后，常常如众星拱月一般环绕着为数众多的行贿者。比如，甘肃华亭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河南安阳原副市长张胜涛案……这些案件里的行贿群体，均数量庞大，却十分隐蔽。任增禄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并罚，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金额达991万元，行贿者竟包括了当地129名官员，几乎完整覆盖了该县所有的部门和机关。毋保良被检方，其于10年间总共受贿109起，涉及几十名行贿者，单笔行贿金额最高达900万元。而行贿者中，既包括从事建筑、房地产、矿产等行业的数十名商人，也包括萧县县直机关和乡镇干部。张胜涛背后的“行贿网”，同样触目惊心。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并认定，先后向他行贿的商人达14名，人民币贿金计825万元，以取得工程建筑、土地使用、企业融资等方面的“便利”；同时参与行贿的，还有张胜涛的137名下属，他们用628.68万元贿金，试图换取“职务晋升”的机会。

二是官官相护。客观地说，贪腐案件常常不免拔出萝卜带出泥。但主观上，如果说“萝卜”之被拔乃情非得已其势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泥”们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抱团自保。最后，一些贪腐案件的审理，让为数众多的涉案者绕过行贿硬伤从旁边溜之大吉，沦为烂尾式反腐。如安徽省五河县县委书记徐社新，在为官的六年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最后，因受贿和巨额财产，一审获刑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而对买官者是否处理，怎样处理，却不见了下文。又如，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中，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何涛就是其中一名行贿者，他曾连续向两任法院院长行贿15次。然而，腐败窝案判决半月后，在人大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阜阳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

三是抓大放小。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为取得受贿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检方有时不得不对一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贿赂案件办案难，成为一些行贿官员不被追究的重要因素。受贿案件中，行贿人和受贿人的口供必须一致才能成为完整有效的证据，为了让行贿人配合办案，不得不让行贿人成为“污点证人”。受贿官员作为首要目标，成为办案机关重点突破对象，一些地方的办案机关为了迅速突破案件甚至将案件“做大做强”，对于主动交代行贿、送礼问题的所谓污点证人，采取网开一面的办法，达成只要交代就不追究的默契。比如，郴州腐败案中，荣福煤矿主、当地最大黑恶势力头目黄生福因巨额贿赂多次被抓，但查一次放一次。事实上，黄生福并非惟一能够在巨额行贿后逍遥法外的不法商人。在查处郴州市委领导层腐败窝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一个叫张锡敏的香港籍商人，此前以行贿方式将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拉下水，最终将市委书记李大伦放倒。张锡敏对这些官员的行贿数额，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一次比一次高，但他每被查一次，都是交了保证金后就逍遥法外，至今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原因就是黄生福们成为重要污点证人，配合专案组确定了曾锦春等贪官相当部分的受贿，由此被取保候审，最终回家。黄生福们奇迹般地完成了人生的大逆转，并自称“反腐英雄”。

四是行贿方式多样，查证难度不断加大。在当今社会中，行贿情况趋于复杂。如果没有财务记录，行贿人会守口如瓶，不愿如实交代，这在客观上难以查实。行贿犯罪的方式也在翻版“升级”，除传统的以金钱行贿之外，有的行贿人向领导赠送楼房，有的则为“公仆”子女海外留学提供资助，还有的为当权者配股分红等等，行贿手段更加隐蔽，为案件的侦破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此外，在对行贿犯罪的处罚中，对于自然人犯罪容易明确主体和责任，而单位犯罪（公款行贿）情况较为复杂，往往无法查明责任人，即使明确了责任人，个人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很难掌握。

将行贿犯罪纳入司法常态化治理

“受贿被判，行贿没事”的现象，已令一些司法人员感到忧心。有受贿必有行贿，甚至有国家将行贿称为“积极腐败”，称受贿为“消极腐败”。但是，在我国《刑法》中，行贿和受贿不仅不同罪、不同罚，而且，行贿罪与在处罚上也极不对称，可谓冰火两重天。严惩受贿又宽办行贿，危害其实很大。因为行贿人全身而退后，很快又会重操旧业，去叮另一个有缝的蛋，从而进入恶性循环。如果这种行为蔓延成风，将会严重破坏法治建设和社会公平。这样打击贪污犯罪，其实就像“开着水龙头拖地”。长此以往，那些尝到甜头的行贿者将更加肆无忌惮，将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都拉拢进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而社会上也会产生“受贿有罪，行贿无罪”的错误导向，造成是非观念的混淆，助长行贿的滋生蔓延。

所以，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受贿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只有“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行受贿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被打破直至消灭。

但现实困局是：若对行贿者和受贿者“齐抓共治”，会不会让二者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更加紧密？一旦没有了行贿者的配合，对贪官受贿的查处是否将大大受阻？在笔者看来，要严惩行贿犯罪，首先要破除部分刑侦人员在调查贿赂犯罪时的“口供依赖症”。对口供的过分依赖，使行贿者有了跟司法机关“讨价还价”的资本。只有侦查技术的进步和侦查能力的提高，才能让这一“资本”逐步消解。

另外，要增加行贿者的违法代价，从源头上震慑贿赂犯罪。基于此，2012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标准予以明确。该解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按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检察机关在最近几年的办案中，也加大了查办行贿犯罪力度。2013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查办力度，五年多来共立案侦查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65629人，故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嫌疑人23246人。2008至2012年查处的受贿、行贿犯罪人数比前五年分别上升19.5%和60.4%。

同时，从 2006年开始，全国检察机关普遍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并正式对外受理查询。根据规定，相关单位和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到检察机关申请查询。如被查询对象在数据库中存在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系统将自动生成“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有关行业或部门可根据查询结果，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置，如取消资格、降低资质或信誉分、市场禁入、中止业务等，加大行业或市场准入监控，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取消其参与招投标的资格。

这些措施，无疑给行贿人下了一道紧箍咒。然而目前，“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现象仍然存在，成为亟待进一步破解的司法难题。

在笔者看来，要打击行贿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司法法治化治理，要将行贿犯罪纳入司法的常态化追诉当中，严格恪守法治原则，依据法律标准进行有罪必究的惩治。反对将行贿入罪作为打击和预防官员腐败的政策性工具，依据反腐严峻形势时轻时重或时紧时松的惩治，或是在法治手段之外寻求其他旁门左道。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过：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司法对于行贿犯罪的治理要排除外在影响，就罪论罪的进行法定化、普遍化、常规化处理，久而久之自然会发挥出对于腐败的持久性治理功能。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检察官、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