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三阶段动态博弈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指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有不确定性但可监督的博弈问题；并利用委托-理论，加入监督成本、激励成本、负效用差额等参数构建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基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等特点，进一步探讨了参数变化对各节点发生突变的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节点的决策条件。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中央与地方政府

后危机时代到来以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发达体，寄希望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振兴本国经济，纷纷将注意力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给予前所未有的强有力政策支持。2009年，总理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完整表述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体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而目前尚处于成长初期、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它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具有初始成本高、高效益、技术的前沿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市场需求不确定等特点。因此，一个地方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存在新兴产业成长的风险性与现实产业增长稳定性之间的博弈，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分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地方政府已经不完全是过去意义上的中央从属机关，因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中央的宏观利益存在分歧，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惜触犯中央的权威。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博弈类型分析

首先，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选择的过程来看，中央要考虑是否应该鼓励某一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该地方政府是否会采取表面响应，实质观望的“伪动”策略；如果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的产业政策，则还要面临付出何种努力水平的问题。两个决策主体的选择行为不仅有先后次序，而且地方政府这一博弈方的选择也不只有一次，并且后行为者能观察到此前选择行为博弈方的选择行为，这从博弈分类上符合“动态博弈”的条件。

其次，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过程中，双方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信息源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中央所需的信息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信息，而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并且他们之间的具体利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央的目标是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地方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中央的利益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有密切关系，中央不能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能通过监督、激励等手段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而不难看出该博弈属于动态博弈中的委托-模型。根据松散程度、委托内容、监督难易等的不同，委托-关系有多种不同的情况，其中最关键的差异是监督的难易。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技术的前沿性和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不确定等典型特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工作情况。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和工作成果之间不再完全一致，就有一个根据工作情况还是成果支付报酬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委托人对人的工作有完全监督的情况下，通常是根据人的工作情况而不是工作成果支付报酬。因此，中央也是依据地方政府的工作情况而不是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地方政府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与中央的动态博弈关系可以用拓展的委托-模型表示，并做如下假设：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A在决策时都是完全理性的，并且都是风险中性的。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A的得益分别用V和U表示，用Vh和Vl分别表示中央较高和较低的得益，U0表示地方政府A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机会成本。第三，中央给地方政府A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付函数，采用混合报酬函数方式，即报酬的一部分采用固定支付，表明无论地方政府A努力与否都会给予一定的先期支付；另一部分采用变动支付，表明中央会根据地方政府A工作的努力水平给予额外奖励。设固定部分为F，变动报酬支付函数为w=w(e)，它是e的单调递增的凸函数，其中e为地方政府A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付出的努力水平，eh和el分别表示积极努力和消极偷懒两种努力水平。第四，地方政府A在连续区间中选择努力水平e，且努力的负效用是努力水平的单调递增的凸函数C=C(e)，并记eh和el间的负效用差额为ΔCi=C(eh)-C(el)，i=1，2，ΔC1、ΔC2分别表示地方政府A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展传统现实产业的负效用差额。第五，记中央为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付出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分别为CS和Ce。第六，若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有θ的可能性取得较高绩效Ph，有1-θ的可能性取得较低绩效Pl；若选择偷懒，则结果刚好相反。

在这个模型中，首先是中央将某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委托给地方政府A，然后是地方政府A是否执行中央的产业政策，而非采取“伪动”策略，一旦双方达成一致，作为人的地方政府A就会选择以何种努力水平工作。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风险的特点，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果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工作情况，为便于分析，引入一个根据概率分布选择的“自然”博弈方0来反映工作成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地方政府A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选择的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如图1所示。

中央与地方政府三阶段动态博弈分析

对于如何促使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本文引入激励相容约束机制。首先分析第三阶段，由图1可知，如果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水平eh，而不论其取得何种绩效，其得益均为，因此(F+w(eh))+Ce-C(eh)，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水平eh的期望得益为：En=θ×[(F+w(eh))+Ce-C(eh)]+(1-θ)[(F+w(eh))+Ce-C(eh)]=(F+w(eh))+Ce-C(eh) （1）；同理，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水平el的期望得益为：Et=(F+w(el))+Ce-C(el)] （2），综上所述，只要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工作的期望得益大于选择偷懒的期望得益，即：En>Et（3），则他就会选择努力工作。将（3）式进一步整理得到：w(eh)-w(el)>C(eh)-C(el) （4），（4）式就是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的激励相容约束，其意义在于只有当地方政府A选择努力工作所能得到的报酬w(eh)，达到偷懒所能得到的基本报酬w(el)以上，还有一个至少不低于能补偿努力工作比偷懒工作更大负效用的增加额时，地方政府A才可能自觉选择努力工作；同时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高投入的特点，导致地方政府A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比传统产业项目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即ΔC1大于ΔC2。因此，为了促使地方政府A在第三阶段节点上的选择向中央期望的方向突变，中央应鼓励有一定资源禀赋基础的地区，有选择的发展适合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努力，降低负效用差额ΔC；此外，相比于对传统产业的支持力度而言，中央也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A的报酬支付力度，使得在相同努力水平差额下，变动报酬支付函数w(e)的差额增大，以促使其在第三阶段的博弈中选择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