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特征

【摘要】中华民族的形成特征是文化认同：神话认同是其形成的前提，身份认同是其形成的标志，国家认同是其形成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关系特征是互相依存，文化依存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经济依存是其物质生活的基础，政治依存是其共同命运的关键。中华民族的发展特征是融合统一，理论升华是先导，共同奋斗是动力，安定强盛是结果。

【关键词】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文化认同 互相依存 融合统一

几千年来，中华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地上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建设了幅员辽阔的锦绣河山，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确认识这一格局的历史特征，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的形成特征是文化认同

神话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著名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成其为民族。”①创生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根，只要找到了这条根，就等于找到了自己与文化母体相联系的脐带及其祖先谱系。因为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便有了许多民族首领因卵而生的传说。《晋书》中记载的北汉之主、匈奴人刘渊因卵而生的神话传说便是其中一例。此类神话传说不但经常发生在魏晋之前的北方民族统治者身上，而且直到宋元之际依然余波未息。《蒙古黄金史》中写道，成吉思汗诞生时曾有玄鸟飞来，发出“成吉思”的叫声，连续七日而不息，直到它足下的玄石自动裂开，出现了一方龙纹汉字玉印。这些神话传说长期被史学界斥为“荒诞不经”，甚至是“封建迷信”。然而现代史学家们终于发现，民族创生神话本身体现了先民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其本质上的真实与意义，为史料考证和考古发现不可替代。这种使民族共同体中不同民族成其为自身的内在精魂，正是其认祖归宗的终极标尺。《史记》华夷诸族共为“炎黄子孙”的记述，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据与前提。鲜卑自认为是黄帝之后，契丹自认为是炎帝之后，而匈奴则认定其先祖为夏后氏之苗裔。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体主要不是种族血缘的一体，而是文化的一体，所以炎黄五帝被称为“人文始祖”。正如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则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那种试图仅仅通过血缘考证来说明民族属性的努力，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否则便难以达到“多元一体”与“炎黄子孙”这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统一。

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它的祖先多得很，不仅传说中的黄帝族是它的祖先，而且所有融合进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凡是现在兄弟民族的祖先或者是已经融化似乎失踪的古代民族，都是汉族的伯叔祖先或者是祖先的一部分。”②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首先是自我认同。对于各民族成员来说，以炎黄为核心的五帝系统如同一座辉煌无比的金字塔，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是命运的归属，也是一种无尚的荣光。由于远古先祖与图腾神话的绝对权威性和强大吸引力，可以把现世的统治者与神圣的先祖联系在一起，使文化关系得到血缘依附，在宗法制度的条件下为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提供了依据。在经久不衰的民族冲突、杂糅、融合过程中，一些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被淹没，许多新的民族实体也在诞生，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相连的民族统一体，彼此认同顺理成章。所以，在清末民初的 “华夷之辩”以后，产生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多民族统一国家表达方式。

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结果。各民族由文化认同而成为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当然一员，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享有了成为天下主人的资格，具有了统一天下的神圣权利与使命。这些民族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便不能容忍被称为“胡虏”、“外夷”，也不甘心于仅有的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大多自称“中国”，并且以举起中原正统文化的旗帜统一中国为己任。这说明不仅是汉族，而且各民族之间早已达成明确共识――“中国”是一个诸族共有的政治共同体，其不可质疑的永续生命和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超越于所有民族和具体王朝之上。元朝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儿退居上都，曾把一首诗交给朱元璋派来的信使，诗中写道：“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江山易手之际并无“亡国”之恨，反而表现出前朝君主对后起之秀的禅让、嘉许态度。朱元璋也对大臣们说过，元“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之类的话，而且他从来不提明朝得江山于“异族”之手。所以，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必然结果及其不可逆转的发展主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而产生，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因此而不可逆转。

中华民族的关系特征是互相依存

文化依存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共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因为有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支撑，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才能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然而，如同汉民族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体一样，汉文化作为中华主体文化的突出代表，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不能认为游牧民族都是原始的野蛮人，假定他们的生活状态处在农业文明兴起以前很低的水平上。事实上，牧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具有根本不同的、不可简单进行高下类比的发展道路。不同文化在传播、撞击、渗透与互补中实现生态上的凝聚与升华，这是中华民族文明不死、不可战胜的秘密所在。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中原汉地在历史上无疑是中华文化的聚宝盆，正是不同文化的冲融和注入，才使它有机会源源不断地吸收到新鲜血液，得以吐故纳新，从而激发出万古常新的活力。因为有了各民族色彩纷呈的文化交融，才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繁荣。正是由于蒙古和西域等北方民歌与中原文学艺术的融汇，才有元曲和杂剧所铸成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又一座高峰。

经济依存是中华民族物质生活的基础。如果以甘肃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南至云南腾冲，可以将中国划分为两大部分。东南部是处于湿润半湿润地带的农业经济区，西北部主要是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的牧业经济区。天然地理条件造成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经济的不同类型，从而确立了相互之间必然的依存关系。为了保障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经济掠夺和贸易往来，产生出超越长城的巨大力量。所谓掠边入寇，你来我往，不过是由于彼此需求的引力作用，南北民族之间可谓是不打不成交，越打越紧密。由于北元的存在，明初南北关系极为紧张，朝贡互市无法进行，致使蒙古牧民连衣服都穿不上。俺答汗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来获取中原的农工产品，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也走上了艰辛曲折的求贡之路。明廷亦有对草原物产的实际需求，且不愿再动兵戈，终于同意恢复互市。据有关史料记载，从此蒙汉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之警。俺答汗病逝后，蒙古右翼举部痛悼，明廷亦赐祭优恤，这都说明他的作为符合民族依存的客观要求和南北民众的共同意愿。

政治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关键。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都以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为前提。12世纪中叶元朝的空前统一，不但结束了安史之乱后五百多年的血战与纷争，而且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元史・地理志》序所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故其地北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大都（今北京）的建造，确立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技术和海洋航行技术领先于世界，海陆通道的开辟规模空前，贸易伙伴达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朝灭亡之后，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纷争状态。也正是因为清朝的统一，才有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因此，以摧毁三皇五帝系统及其华夏一元观念为发端的“古史辨派”，又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民族危亡关头，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呐喊。

中华民族的发展特征是融合统一

理论升华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先导。从神话传说到文字正史，从左丘明到司马迁，中华诸族同为炎黄五帝后裔的文化观念一脉相承。到了唐朝，“华夷一家”的思想主张进一步发扬光大。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初名将李靖亦言，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宋辽金元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汉族正统观”在史学界失去统治地位，“中华统一正统观”的集成性思想成果开始出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史论篇》中，以洋洋近千字对这一观念作以阐述，提出了“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和“但居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的代表性观点。据《大金吊伐录》所载，辽天祚帝在给金朝的降表中还不忘作出“奄有大辽，权持正统”的声明。郝经在《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写道：“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者，则中国之主也。”这是对当时形势发展必然性的阐明，也为忽必烈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有公天下之心，宜称为汉。”这里所说的“汉”，也就是“中国”。清乾隆皇帝在御批通鉴时写道：“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同义。是故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③他还说：“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④“中华统一正统观”和“天下一体”国家观念，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也是推进国家统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先导。

共同奋斗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动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史，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侵略扩张史”，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伟大的史实。历史在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作用下前进，各兄弟民族在相互争夺、相互统一、相互交融过程中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光辉史诗。

历史上中原民族或者说汉族的作用自不待言，其他民族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令国人世代骄傲的大唐，实乃诸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杰作。建立唐朝的李氏集团本身并非中原民族，而且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亦多为胡族。蒙古组成由诸多民族构成的武装力量，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满族同样是依靠诸多民族的支持与合作，定中原，平“三藩”，抚蒙古，安青藏，重新统一南北，又经康、雍、乾三代帝王之努力，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得以巩固。

实现国家的统一历史进程往往与民族斗争相伴随，许多民族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经常残酷地进行过斗争，今天看来，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我们应当无比珍惜祖先流血牺牲共同创造的历史成就，而没有理由把这种牺牲作为制造民族隔阂的借口。有人曾把元朝和清朝的统一战争视为“侵略”，把这两个王朝的统治视为异民族对中国的统治。日本侵华时曾编写过所谓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企图借用此类说法和“历史事迹”，宣扬其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合理性”。历史的教训应当记取，不应当让那些持有民族偏见的谬说混淆视听。

安定强盛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连续性得以发展，首先要归功于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一。有了这条历史线索的有力贯穿，它才未被内外因素的干扰和冲击所中断。而且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都会有力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在唐朝，突厥、匈奴、鲜卑、高句丽、吐蕃和西域诸族人才都能为国家所用，而且外国人也可以在政府为官，形成了不同民族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的社会环境。他们在睦相处中取长补短，各尽所能，以堪称辉煌的伟大成就，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铸成一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同时中原与边疆地区文化技术也得以广泛交流传播，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忽必烈及其元朝，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恰恰是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本身。正是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留下了最为辽阔的疆域可供子孙后代去耕耘，使中国这艘雄伟的东方之船，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颠扑不破。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以及曾经与唐朝一度并峙的阿拉伯帝国，在分裂以后就不见有统一的国家再生。而在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古代历史进程中，尽管数千年间分裂的阵痛反复发作，但每次分裂的结果总是迎来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最后由清朝划上了不可改写的句号。那时巩固国家统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推动，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基于共同命运的必然选择。

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是要使各民族融合。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决定了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而且巩固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同胞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民族已经成为“国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各族人民，而不仅仅是哪一个民族。国家与民族有如父母与儿女，民族之间早已是兄弟。在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珍惜爱护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民族大家庭，珍惜爱护我们统一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及其不可分裂、不可玷污、不可侵犯的神圣，应当成为中华各族儿女不可颠覆的精神信仰和超越一切个体、局部利益的价值追求。（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121页。

②《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③《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九。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