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二：从政治建制、经济开发、文化影响等角度研究当时中央对贵州的经营；不同时期不同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倾向不同。

【关键词】两汉时期 中央政府 贵州 民族政策 文献

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为处理民族关系而制定的方针，它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今天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缘因素，贵州历史上留下许多“空白处”，古代文献中有关贵州历史的记载少之又少，因此，相对其他地区，专门论及贵州的专著、论文较为缺乏，特别是专题研讨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成果更为稀少。本文仅就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述作一综述，旨在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概况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目前学界所关注的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建制、经济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政治上的建制。《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编委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西汉初年，即从汉高祖至汉景帝这七十余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政治上基本无所作为。政治上的大规模建制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修“南夷道”，之后汉政府在贵州先后设立键为、二郡，贵州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建制。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反叛被灭，从此夜郎地区直接纳入郡县制体制。王莽时期，改郡为同亭郡，东汉建立后仍恢复原郡名，重建在的统治。上述事实，木芹在他的《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做了详细叙述。除此之外，木芹还从汉族的内聚力和少数民族的内向力这一角度论述了中央政府政治建制成功的原因。侯绍庄等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专门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开发和设置，并谈及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建制上的特点，一是郡县的划分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所属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二是郡国并存、土流并治。其他如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此内容也有涉及。

其次，关于经济上的开发。《贵州通史》以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了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书中指出：汉初，中央政府虽与贵州地区无官方经济往来，但民间经济交流并未断绝。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建制，中央政府也加大了经济上的开发力度，其主要措施是“募豪民，田南夷”。税收方面异于内地，仅以贡赋的形式向地方王侯象征性地征收少量地方特产，此政策持续到王莽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贵州地区虽有反抗中央政府的行为，但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压迫和民族歧视所致，而非经济剥削。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曾一度企图按内地标准对贵州地区征收赋税，遭到反抗，遂仍沿袭西汉时的政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一书明确指出汉族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则从汉族经济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如铁制工具的传入使用、铁矿的开采等角度来谈中央政府对贵州经济上的经营成效。

第三，关于文化上的影响。《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认为，汉武帝时，随着中央政府在贵州政治、经济影响的提高，汉文化已逐渐为“夷”族所接受，其典型代表为舍人和盛览。东汉时期接受汉文化的人逐渐增多，层次也有提高，其典型代表是尹珍。《贵州通史》指出，东汉是贵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贵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学说也开始传入，出现了一些熟悉儒家经典的人物，代表性人物也是尹珍。而范同寿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则对汉三贤中的舍人和盛览是否真有其人、籍贯是否在贵州提出了质疑。蓝勇《西南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就是移民文化，移民主要有屯户、官吏、士兵、罪犯、商贾等。

两汉时期的贵州民族政策。分两种方式论述：

第一，整体上论述。胡邵华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中国西南民族史概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在西南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统称为初郡政策，包括六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二是对民族首领“厚赐缯帛”，以此拉拢，三是“无赋税”，四是移民屯田，五是选派廉洁官吏，六是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胡邵华在其《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提法则不同，它认为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策政治上是“羁縻”，经济上是移民垦殖。政治上“羁縻”的实施范围有个从小到大、不断扩大的过程：西汉时实施范围局限于生产相对发达、产生阶级分化的地区，对于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还不能有效地统治；而到了东汉，整个贵州甚至西南都已在“羁縻”政策的实施范围内。关于移民垦殖这一经济政策，书中指出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汉移民是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縻”的可靠支柱。

第二，分阶段说明。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即西汉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时期论述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夷的民族政策：西汉时期汉武帝在位时的民族政策，包括厚贿、武力统一、以故俗治、开通道路等；王莽摄政时的收买政策，即位后采取的降低封号的民族歧视政策；东汉时期的以德化为主、辅以武力，具体包括以夷制夷政策、廉吏政策、征收赋税政策、武力讨伐政策等。该文内容翔实，论述全面，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缺少制定这些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其二，某些方面史料说服力不够。孙长忠的《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一文着重论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他明确提出当时实行的是开明的民族政策，论述内容更加翔实，除开通道路、以故俗治两方面与李正周提法一样外，还论及了派遣和平使者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实行“无赋税”的经济政策，募民屯垦等内容。关于王莽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汤夺先《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认为只有一点，即民族歧视，包括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和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一文分析了光武帝在“柔和”指导思想下，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实施的不同民族政策，对“西南夷”，光武帝认为它属于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所以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政权内部问题，采用比较稳定的控制措施。陈金凤的另外一篇文章《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汉明帝时期的民族政策倾向于同西南加强政治联系。

从其他角度论述贵州在两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有：谷口房男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认为现存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是中央政府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统治的证明，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张峻的《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则论述了这一时期民族迁徙的状况、特点和意义，而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特点

综上分析，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对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或者说不足：

相关研究少，对贵州民族政策的专题性研究则更少。对其论述主要散见于对“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或是对该时期整个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这一特点无论是在讲述开拓经营的事实或在分析具体的民族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如专著中的《两汉民族关系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论文中《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等都是将其放在“西南夷”这一大的框架范围内，而鲜有单独就中央政府对“西南夷”民族政策进行论述的。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

理论性不强。民族政策的制定背后是民族观，它是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关于民族观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上述有关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较多谈及的是该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其背后的民族思想较少涉及。如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内容翔实，论述也比较全面，但关于这些民族政策制定的思想理论依据不足。类似不足在其他专著和论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就使得民族政策的研究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说服性，也是值得学者们思考的地方。（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0ZC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