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性储蓄率差异与中美间资本流动的调控

摘 要：持续性储蓄率差异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较大的差额，其国内存在着方向不同的投资―储蓄缺口。与偶然性储蓄率差异的影响效果不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并不仅仅会带来国内的资产泡沫，而且会在两国间形成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动。笔者通过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状况的分析，研究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的影响效果与趋势，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中美间资本流动调控的整体思路与方案，为我国正确处理国际资本流动，建立国际资本风险调控的政策体系等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资本流动；储蓄率；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112-07

影响资本国际流动的因素很多，各种形式的投资是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主要载体。从全球视角上看，储蓄是投资形成的惟一源泉。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储蓄也是投资形成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需求时，这个国家的闲置储蓄就可能转化为跨国资本流向其他国家；而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储蓄小于国内投资需求时，这个国家也必须从国外借入储蓄以满足国内的投资甚至是消费需求，成为跨国资本的净流入国。

更进一步地说，国家间的储蓄率差异是影响两国间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按照储蓄率差异的持续时间和规模特征可以将储蓄率差异分为偶然性差异和持续性差异：偶然性差异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差异持续时间较短，水平差距较小，这种差异一般不会造成资本形成国际流动，而是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变动吸收掉这一差额；而持续性差异则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较大的差额，这种差额不仅会带来国内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变化，而且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形成规模巨大的资本跨国流动。考虑到上述特点，本文所说的储蓄率差异均特指持续性的储蓄率差异。中美之间储蓄率自1984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对双方国民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同时，也必将影响到中美两国间的资本流动。

一、中美资本流动的具体情况

中美间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跨国投资，因此对中美间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其实质就是对中美间的跨国投资情况的分析和归纳。从类型上看，跨国投资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即以实业投资为目标的直接投资；以长期证券或政府国债为投资目标的长期间接投资；以短期证券或其他投机资产为目标的短期间接投资。

（一）中美间的直接投资情况

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直接投资的来源国之一，但在1999年前后中美储蓄率差异问题出现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都出现了一定的新变化（见表1和表2）。

从规模上看，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增加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7．22亿美元增加到1999―2006年的平均21．71亿美元，增幅达到200%，大大高于同期的美国对外整体投资增长率126%(注：BEA Working Paper，Analysis of U．S．Oversea Investment，2007-1．)。而从美国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较高技术含量的投资额上升很快，而一般商品的投资额下降，投资从消费品领域开始转向生产品领域。美国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的整体技术外溢显著增加，许多重要的制造产业已经纳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之中。

（二）中美间的长期间接投资情况

间接投资是指以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为投资目标的投资行为。从中美间的情况看，长期间接投资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及其他准政府债券。第二，中国的国有及私人机构持有的美国私人证券。第三，美国通过QFII和B股市场操作等方式持有的中国公司证券。第四，美国各种机构持有的中国政府债券。由于第三和第四部分的投资难以在数据上进行有效的区分，故在本文的分析中全部混合列为美国持有中国证券项目。1999年以来的中美长期间接投资情况归纳为表3。

从表3的数据来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规模巨大，且增长很快，从1999年的130．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 993．8亿美元，增幅高达1 863．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0．67%，中国迅速成为美国国家债务的最主要的债权国。在美国持有中国证券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美国持有中国证券的数量在明显上升，除了个别年份持有的数量略有下降外，整体的数量增长很快。虽然缺乏完整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在QFII从100亿美元扩张到现在的300亿美元的水平后，这一项目的数值还将出现明显的快速增长。在中国持有美国证券的项目中，持有的数额出现了波动，甚至在2003年出现了大幅度的逆转的情况，这种波动情况的出现除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一些问题之外，与国内证券和房地产业火爆，收益率畸高有关。总之，中美两国在长期投资项目上是相互信任的，基本指标的表现非常优秀。

（三）中美间的短期间接投资情况

短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短期套利或者获得其他较高投机收益，从性质上说，国际游资是其最为主要的构成成分。根据中美两国的情况，由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基金发展非常缓慢并且政府保持严格的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中国对美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短期间接投资。而同样由于中国政府对外汇和证券等市场的限制，美国大规模的投机基金也无法进入国内。因此，两国间的短期间接投资发展速度并不快，规模也不突出。对于这一部分投资的统计在技术上存在很大的难题，为了能基本上说明问题，本文选择了美国经济统计局（BEA）所提供的美国私人在华投资数据予以参照和反映（见表4）。从表4中的数据看，这一部分投资的波动很明显，毫无规律可循，尽管其目前规模有限，难以对经济全局构成影响，但是我们仍必须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从总体上看，在中美间资本流动的三种主要投资形式中，长期间接投资居于决定性地位，这种投资结构说明中国在美国规划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正在从单纯的生产协作方向全方位的利益攸关方转变。在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环节上，以长期持有中国证券的投资居于主导地位，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从创建型投资向并购型投资转变，美国从单纯地利用中国的要素优势转变为将关键产业纳入到其全球布局的战略之中。较小规模的私人在华投资，保证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会因为市场的小幅波动和经济的局部问题而遭致根本性的损害。从这种意义上看，中美间的资本流动情况是正常的、健康的，但是中美在储蓄率上持续扩大的差异将导致两国的经济出现长期性失衡，从而给中美间的资本流动带来深刻的影响。

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的作用与影响

（一）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的正面影响

1．储蓄率差异扩大了双方的资本流动规模

根据中美两国储蓄率的特点，中国的储蓄率大大高于国内投资需求，存在多余储蓄的国际转出问题；而美国的储蓄率则远低于国内的投资需求，甚至就个人储蓄而言，尚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要求，美国需要从国外调入大量的储蓄以弥补国内的储蓄缺口。同时，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债权持有国之一，中美间存在资本跨国转移的良好通道。于是，在中美双方相互需求的作用下，中国多余的储蓄进入美国，转化为投资以获得必要的投资收益；美国获得了国外的储蓄，弥补了自身积累的不足，并满足美国公民的消费需求，双方储蓄率的差异将持续扩大双方的资本流动规模。

2．储蓄率差异改善了两国资本流动中的结构

中国的国民储蓄过高的最直接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和净出口总额过大；与中国的情况相反，美国国民储蓄过低的原因恰恰是国内消费需求过旺而贸易赤字过多。于是在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中，美国企业的主要注意力有两点：第一，通过对华投资，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生产效率，以确保中国能够提供出足够的合格消费品满足美国的国内需求。第二，通过对华投资，能够在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繁荣的同时，对中国的关键性行业和企业予以控制，以避免以中国为首的东亚贸易集团脱离美国的轨道。基于这种思维，美国的对华投资将出现高技术含量和长期化的新趋势，而这正是中国最愿意引进的外国资本。而在中国储蓄回流美国的过程中，美国只愿意通过货币和资本市场获得利用中国资金的便利，而不愿意接受中国资本对美国企业的控制和并购，因此，在美国看来，最好的储蓄调入模式是通过债权或分散股权的方法获得国外资本，这种资本流动结构具有短期化、易变现和低风险的特点，而这正是当前阶段中国作为美国主要债权人最愿意接受的投资结构。从而，两国间的储蓄率差异改善了两国资本流动中的结构。

3．储蓄率差异推动中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独特的经济结构、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密切相关。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来看，已经具备了成为东亚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国内落后的金融市场和低层次的监管手段等因素的影响，还不能满足成为完整金融中心的要求。但随着中美两国储蓄差异的作用，中国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美元资本，而又通过购买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方法将其中一部分的过剩美元又回流美国，大量的资金清算和交易将在中国境内完成，这种庞大的资金交易需求在合适的条件下必将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强大助推力量。当然，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尚未实现的情况下，这种金融中心只能建成离岸金融中心；而当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后，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将迅速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中心，成为东亚货币和资本流动的主渠道。

4．储蓄率差异推动东亚美元回路的形成

所谓回路是借鉴了物理学中电学的概念，即通过完整的导线、用电器和控制器的有效联接，从而实现一个闭合的线路以供电流的循环。这里所说的回路是指通过便捷的传输路径、高效的资本市场、适宜的管理体系和科学的运作机制以实现美元资本自美国流出，在满足东亚各国的需要后，又便捷地回流美国的资本流动线路。现行的东亚美元流动路线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散化、小型化和单一化，线路瓶颈突出，资本损耗很大。

中美两国的储蓄率差异，将推动中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这个金融市场的形成，既是资本流动的控制器，又是东亚美元的蓄水池，从而避免结构单一、资本量过小对于东亚美元市场的困扰。而由储蓄率差异所带来的在中美两国间不断扩大的交易规模和不断拓展的资本结构又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和足够的清偿手段。随着以中国为区域结点的东亚新贸易结构逐步强化，东亚国家与中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在不断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成为东亚美元流动回路的第二环，既受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制约，又具有各自独立性，协作与竞争共存，分市场的效率也将得到明显的改善，如图1所示。在新东亚美元回路的建设完成后，东亚货币和资本将逐步增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改变在美亚资本流动中的单向不利地位，作为新东亚美元回路的核心国家，中国既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责任的最大承担者。

（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

1．在新“资本回路”的形成中，中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正如FDI对贸易的影响一样，中美贸易状况也对中美间的资本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中美两国间的储蓄率差异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顺差，体现在资本流动上就是大量的美元和美元资产流入中国，中国获得充裕而稳定的外汇储备。但是，由于中美两国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并非主要通过有效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和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商品而取得的，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粗加工产品仍在中美贸易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使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代价非常高昂，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地位十分微妙，经常的贸易摩擦和美国的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单方面承担了过多的摩擦成本，而这又严重影响了中国具体产业和企业的贸易利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获自美国贸易顺差的代价。

与经常项目的资本流动相反，由于贸易结构的影响，美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结算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的结构性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必然要保持大量的美元资产，而体现在资本项目上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回流美国。由于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基本立场是防御性的，其目标主要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政府的调控能力和经济稳定的实现，因此对持有美元资产性质的基本要求是期限灵活、易变现和低风险，这种资产需求偏好必然使美国国债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最主要投资形式。而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却并不承担反向的义务，相反由于国债需求的增加，获得了大量的资产溢价。总之，由于储蓄率差异的影响，中国以代价高昂的贸易顺差换得了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在双边资本流动上，中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

2．储蓄率差异加强了双边资本流动不对称性，造成中国资本流动的效率缺失

在中美间的资本流动中，美国对华的资本输出处于主动地位，其输出具有选择性、战略性和逐利性。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其形态基本上是FDI形式，流向以生产领域为主。从美国海外投资的目的来看，其一是转移落后的产业和产品。其二是实施全球战略性布局，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和市场的控制。从这两个目的来看，即使是在美国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产业和产品，其资本和技术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优势，而若实施战略性投资，其资本规模、技术和管理投入的先进程度将更加显著。因此，优质而雄厚的美国FDI一直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竟相争取的对象，我国也不例外。为了获得这种优质的资本流入，我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提供土地、税收、银行信贷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开放国内尚未成熟的产业市场，在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工标准等领域积极协助美国。近年来，随着美国FDI模式的变化，中国在国家审查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开放了重要的机电装备产业和企业，以承接美国产业转移，获取优良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政策措施保障了美国资本的赢利能力，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引进美国资本流入成本的大大提高。

而在中国对美国的资本流动上，由于储蓄率差异等原因对现阶段中国债权国和美国债务国的地位进行了锁定――中美双方无力单方面改变现行的资本流动地位，中国存在着将过量储蓄转入美国形成投资并获得收益的动机；美国存在从中国借入储蓄，满足国内需求的动机。从目前看，双方存在刚性的交易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如前所述，所购买的美国资产绝大部分是低收益的美国国债。近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扩大，以购买美国国债为目标的中国资本流动也相应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资本流出形成了高流入、低成本（美国引进资本的成本）特点。有测算表明，美国对华投资的利润率相当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的6倍多，如果加上政府承担的其他隐性成本，中国引进美国FDI的高成本、低流入的特点将更加突出。

3．加剧中美两国的汇率争议

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货币购买力水平、以该货币计价的有价证券的利率水平以及一个国家货币当局的干预措施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根本上说，汇率水平还是由金融市场的外汇供求决定的。在中美两国储蓄率差异的作用下，通过贸易顺差和分享收益，中国的金融市场上集中了大量的美元供应，这些截面上过度供应的美元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储蓄的主要借入国，为了满足其国内大量的消费需求并避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希望中国能够在尽可能低的价格下提供大量的一般消费品，而这种愿望反映在商业活动中就是美方希望中方能够尽可能地压低商品的美元价格。这种双方利益上直接对立和矛盾，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就成为中美双方久谈不下的汇率纠纷。

4．储蓄率差异导致现阶段美国的国际收支纪律松驰

近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国际收支赤字状态严重。但在中美双方储蓄率差异的情况下，美国对待国际收支问题的态度十分温和，措施也不甚得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严重影响了中国等债权国的利益。美国作为储蓄的主要借入国，由于中国在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在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美国成为美元利率的单边定价者，其意愿提供的市场利率自然是越低越好。这种低利率的美元政策使得美国获得了比国内储蓄更廉价的借入资本，既能保证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又能够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投资的需求，美国的国际收支纪律将更加松驰，从而间接地损害中国的应得利益。

5．储蓄率差异为美国在资本流动中设置“铸币税”创造了条件

如前所述，在中美双方的资本流动中存在刚性的交易关系。而且，在刚性的交易关系中，双方的地位和权利却并非对等，美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借入的储蓄设置了较低的利率水平，而这种低利率导致了美元资产在资本市场上的贬值。对于美国的债权国来说，这种贬值显著加大了中国政府和企业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国家外汇储备面临着很大的缩水压力。这是在储蓄率差异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所征收的第一次“铸币税”。

由于中国是资本项目下严格管制的国家，为了吸收国内外汇市场由于贸易顺差等因素带来的过量美元供给，央行被动地向市场投放了大量本币和附有较高利率水平的央行票据。大量本币的投放给国内市场带来流动性过剩危机，通货膨胀隐忧骤然显现，为了反通胀，央行也只能被迫提高市场利率，而高利率水平的央行票据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因此，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存在加息的压力。一方面美国利率水平保持在低位，另一方面中国的利率在不断提高，两者的利差必然导致美国大量的投机资本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套利，而中国又不得不将这些过量的美元资本再流回低利率的美国，这种利差是美国政府所征收的第二次“铸币税”。这两次铸币税的征收，不仅将大大损害中国的应有利益，而且将进一步推动汇率纠纷的激化，进而损害中美间资本流动的效率和规模。

总体上看，中美两国的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两国间的资本流动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作用也是复合的。一方面，这种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汇率矛盾的激化，使得主要储蓄借入国放松纪律、安享现状，损害国际资本流动的公平和效率；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扩大了中美两国间资本流动规模，优化了资本结构，形成了较完善的东亚美元回路，为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潜在利益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但从根本上说，失衡下的中美资本流动体系并不符合中国和美国的长远利益，解决的过程是长期的，但解决的努力却要从现在开始。

三、持续性储蓄差下中美间资本流动的调控方案

中美间资本流动以直接投资和中长期间接投资为主要构成，因此其调控政策也相应地集中于投资管理和金融市场管理两个层面。

（一）中美间资本流动的投资管理调控

投资管理政策包括促进投资型政策和抑制投资型政策，其对两国间储蓄率调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上。促进投资型政策包括诸如政府承担部分公共费用的支出、实施债务减免、提供研发和环保等补贴以及对外来投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增多或者收入减少，相对应地会导致企业风险控制费用的下降，使得企业不必保存过多的储备以应对市场的波动。所以一般来说，促进投资型政策会导致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其国民储蓄率。抑制投资型政策则主要包括投资审查、东道国融资管制、产业限制和负向税收歧视（或重复征税）等措施，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经营负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风险，企业不得不保持额外的储蓄以应对市场或政策上的风险；而另一方面，这种措施又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部分社会经济事务中“缺位”，使得政府得以保留额外的剩余，增加了政府储蓄。因此，通常意义上，抑制投资型政策会提升国民储蓄率的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应继续执行以促进外来投资为取向的投资管理政策，通过引进外资的结构性调整来避免外资流入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而对于美国，由于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及作为WTO的TRIMs协议的主要倡议国和成员方，承担着给予外国投资以“最惠国待遇”的普遍性义务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义务。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FDI流入国，其“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水平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如果在投资政策上贸然实施“抑制型”政策，不仅会遭至国际上的严厉批评，而且也面临着国内重大的法律困境和利益损失。因此，美国政府的投资政策仍将禀承既往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必要的结构性优化。

（二）中美间资本流动的金融市场管理调控

金融市场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交易品种管理、市场交易效率管理和利率管理三个方面，其各自的特点如下：

1．交易品种管理政策

交易品种管理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主管当局限制国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类型和资产品种，从其政策的影响效果来看，主要影响企业的未分配利润。一般情况下，交易品种数量越丰富，交易类型越多，企业保留的未分配利润数额就越少；而若情况相反，企业保留的未分配利润数额就越多。因此，交易品种的数量和类型与储蓄率的高低呈反向变动关系，中国应适时增加交易品种和交易类型，而美国则应加大监管力度，防范市场风险，适度控制衍生品的交易类型和品种。

2．市场交易效率管理政策

市场交易效率主要是指政府监管当局对市场交易规模、交易时间和交易次数的管理与控制。从其政策效果上看，其对于当期消费的影响较为显著。市场交易效应越高，居民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越多、成本越低，为未来保留的风险性储蓄的数量可以有明显的下降，且由于其便利性，当期用于消费的支出则可以大幅增长（甚至超过其当期收入水平）；相反，居民则会提高当期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当期消费（或者使当期的刚性消费支出的消费者剩余大大减少）。因此，市场交易效率与储蓄率变化成反向变动关系，市场交易效率越高，储蓄率的水平越低，而市场交易效率越低则储蓄率水平越高。

因此，我国应着力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增大交易规模，减少时间和次数控制，扩大交易主体，从而降低国民储蓄率的水平。而对于美国，“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尽管可以抑制企业投机和消费扩张，但会使金融机构丧失通过市场获得避险的能力，其现实的政策选择是通过科学的引导和控制，改善金融市场目前的交易机制。3．利率管理政策

利率对储蓄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库存和当期消费两个变量间接发挥作用的。一般来说，利率的提高会加大企业库存的成本，企业有减少库存的动因，从而提高利率有助于减少企业储蓄；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会加大当期消费的成本，从而会抑制消费，有助于增加个人储蓄，其综合影响是复杂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企业储蓄水平和结构相对合理，且没有经验数据表明利率对中国企业的储蓄状况产生明显影响，所以本文只考察利率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偏高，即食品等非耐用消费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偏大，这部分消费品一方面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基本上属于必需品的范畴，调整的余地较小，利率对个人储蓄的增加影响不明显，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仅为9．1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货币政策数据计算而得，其中利率使用的是央行存款利率。，就是这一结论的重要支持。因此，在中国存在提高利率以应对国内结构性通胀的空间，这种利率调整中短期内不会显著提升储蓄从而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进一步加剧。而在美国，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奢侈品和耐用消费品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利率提高时，会明显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储蓄率；美国企业的产品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为主要特征，且其金融市场发达，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较多，在利率提高时，对企业库存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利率与储蓄率的变化是同向的，也即美国政府为提高国内的储蓄率水平应适度提高市场利率水平。但这种结论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中考虑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息会进一步加大房市和股市的压力，美联储不会采取加息政策来提升美国的储蓄率，甚至为了救市还可能采取阶段性的降息来补充市场流动性和需求的不足。根据上述情形，本文在此的结论是美国货币当局近期采用降息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而在中长期，则会采用加息的方式提升储蓄率，应对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更进一步来看，在美国实体经济尚未受到完全波及，总需求仍保持在一定水平的时候，美国的降息政策会进一步拉大储蓄―投资缺口，而缺口的补偿则会以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更加扩大为代价，换句话说，近期的中美贸易关系会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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