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自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摘要：采用自尊量表(sEs)、社会支持领悟量表(Psss)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等，对贫困大学生自尊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自尊状况在整体上低于一般大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应对方式、资助方式和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与贫困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存在显著性相关。应特别关注非独生子女贫困大学生，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完善社会资助体系等，以有效改善贫困大学生整体自尊。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自尊状况；资助体系’

中图分类号：C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78-04

自尊，也称自尊心或自尊感，是指个体在对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作为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心理机制，“自尊具有缓解和减少焦虑的功能，是个体心理健康的组成因素，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因素”。贫困大学生国作为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在面对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一般发展问题时，还需面对窘迫的经济压力及与之相伴的诸多困扰，使其心理发展呈现出独特性，自尊与心理健康水平等也比一般大学生更值得关注。因此，从整体上探讨贫困大学生自尊状况，并从贫困大学生基本情况、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领悟能力及社会资助方式等方面，探寻贫困大学生自尊的影响因素，将有利于针对性地改善与提升贫困大学生的自尊水平。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调查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式从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等贫困大学生档案库中随机抽取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覆盖了2006级、2007级、2008级和2009级本科生，实际发放问卷250份。问卷回收233份，回收率93.2％，有效问卷合计213份，有效问卷率85.3％，基本情况见表1。

2.研究工具

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进行一定范围的座谈、访谈。问卷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表：收集被试者性别、出生年月、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业、经济困难程度、是否接受过资助、接受资助的方式等个人基本信息。

Rosenberg自尊量表：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该量表是国内外常用的自尊自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共包括10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答案从A“非常不符合”到D“非常符合”分为4级评分。评分标准在1、2、4、6、7、8中A为1分、B为2分、c为3分、D为4分，3、5、9、10则为反向评分。最高分值为40分，最低分值为10分；分值越高洎尊程度越高。

社会支持领悟量表(PASS)：该量表共12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极不同意，很不同意，稍不同意，中立，稍同意，很同意，极同意七级，分值越高，领悟能力越强。量表中“家庭支持”分由3、4、8、11题累计，“朋友支持”分由6、7、9、12题累计，“其他人支持”由1、2、5、lO题累计。所有题累计得分为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小于32，说明被试者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存在严重的问题，跟被试者个性或自尊因素有关；得分小于50，说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存在一定问题，但不是很严重；大于50表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处于良好状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Questionnaire，SCSQ)：该量表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分量表)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重点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和“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和“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问卷为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种选择(相应的评分为0、1、2、3)，得分反映被试个体应对方式及应付行为的特点。

3.数据处理

将经过审核并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所得的213份有效问卷的调查信息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l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贫困生自尊水平的整体分析

213名调查对象在自尊量表上的最高值为37分，最低值为18分，平均值28.87分。男生平均28.95分，女生平均28.57分。贫困大学生自尊得分相对于大学生常模来说自尊水平较低，见表2。

为进一步考察贫困大学生不同特征群体自尊状况的差异，研究从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业及不同经济困难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对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F=14.766，P=0.000)，性别(P0.579，P=0.448)、年级(F=0.491。P=0.689)、生源地(F=2.201，P=0.091)、父亲职业(F=1.199，P=0.313)、母亲职业(F=1.013，P=0.412)及家庭经济困难程度(F=0.291，P=-0.748)对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无显著影响，见表3。

就是否独生子女来说，独生子女的自尊水平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自尊均分为29.46，非独生子女为28.71。由于样本人群均为贫困生，且经济困难程度对贫困生自尊影响不显著，所以，独生子女自尊水平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与他们所享受到的家庭资源和被重视程度较高，在心理上不存在因家庭成员态度和对待方式而造成的落差相关。

从性别角度看，男女贫困生在自尊程度上差异不明显，这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男尊女卑的思想弱化，另一方面和高校女生与男生一样是高考的成功者，并且往往会表现出比男生更优异的学业成绩相关。另外，当今社会日益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性，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别逐渐被淡化，可能也是贫困大学生在性别上差异不明显的原因。

从家庭情况来讲，不同生源地、不同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等贫困生的自尊水平差异不明显。来自农村的138名贫困生(占总数的64.8％)与来自城镇的75名贫困生，家庭人均年收入之间的自尊水平差异不明显。这一方面和这些贫困大学生都符合国家财政部和教育部文件关于贫困生的界定要求，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差距不大，其家庭人均年收入均低于合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相关，另一方面和大学生身心日趋成熟，逐渐具备了独立适应环境和自觉调整应对压力的能力相关。此外，高校校内集中住宿的全日制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家庭对学生的影响。

2.贫困生自尊水平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领悟及资助方式的相关分析

分析显示，积极应对方式(F=2.418，P=0.003)对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影响比较显著，消极应对方式(F=1.658，P=0.077)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与贫困大学生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F=1.534，P=-0.030)，即

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得分高的贫困生自尊水平也较高，而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得分低的贫困生自尊水平也相对较低。在资助方式上，国家贷款和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相结合的资助方式，与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存在较显著相关(F=8.280，P=0.005)，见表4。

关于积极应对方式对贫困生自尊水平的积极影响，既和应对方式自身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自身偏向于理性客观的面对问题，通过合理路径解决问题情境，使得外在压力情境消除、减少影响自尊的外在刺激相关，同时亦和问题解决之后个体内在积极情绪的获得、自我效能感的增强等对个体自尊水平的提升和影响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等在实质上是对问题隋境的逃避，其结果只能是幻想破灭、问题日益严重，并进一步引发更深层次的焦虑和懊恼等负面情绪，降低自我价值感，导致自尊水平的持续恶化。

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作为衡量个体对社会支持领悟的指标，表明个体能够感知、发觉并领悟到来自于自身以外的支持的程度，能够提升个体对于社会的归属感，利于个体更加客观和准确定位自己并肯定接纳自己。这种“主观体验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被感知到的现实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中介)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社会支持领悟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更易于感受到外在助力和支持，往往更易于获取动力，增强自尊感和自信心。相反，社会支持领悟水平越低，个体对外界的支持越不敏感，更易于产生孤独、无助感，进而对其自尊产生不良影响。

国家助学贷款与国家奖助学金相结合的资助模式较其它单一资助方式更具优越性。这种组合方式不仅解决了贫困大学生基本的学习生活费用所需，还通过肯定贫困生学业成绩的方式提升其自尊水平，激发了他们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愿望，自尊本质上是“人们消除生存恐惧、寻找自我归属的需要，更是人们对自我存在价值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问”。口’此外，结合访谈来看，国家助学贷款和国家奖助学金结合的方式与其他资助方式相比也更具可信赖性，相关政策保障能有效减轻贫困大学生因债务压力引起的焦虑，缓解其心理压力，从而有利于贫困大学生良好自尊的形成和发展。

3.不同自尊水平的贫困生在应对方式及杜会支持领悟水平方面的差异

为进一步考察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与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领悟水平的关系，将SES总分高于28.87的样本作为高自尊组，总分低于28.87的作为低自尊组，社会支持领悟得分小于50的作为低水平组，大于50的作为高水平组，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见表5。

分析显示，高自尊组与低自尊组在应对方式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上差异显著；低自尊组被试倾向于具有较低的社会支持领悟水平，高自尊组与高领悟水平有较显著相关，但同时与低领悟水平也存在较显著相关。

可见，应对方式并不必然对贫困生自尊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它们之间应该是通过其他因素的作用间接产生关联。但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与高自尊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尤其是低领悟水平与低自尊之间，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相关。如上文所述，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关乎个体感受到外界支持的能力和程度，因而社会支持领悟水平越低的个体，其自尊状况越值得关注。

4.应对方式、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及资助方式之间的相关性

上文分析显示，应对方式、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与资助方式均对贫困大学生自尊有影响，但并不全是通过直接影响方式发生作用的，其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明确。为此，笔者通过多元方差分析来进一步探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诸多的资助方式中，只有亲戚资助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极为显著，而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存在相关的资助方式，只有生源地贷款和亲戚资助结合的方式。另外，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与积极应对方式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相关性，见表6。

结合访谈内容发现，以亲戚资助为主的贫困大学生，能在发生经济困难的第一时间从身边的亲友处得到有效援助，避免了入学时的担心，也大大减少了受挫机会，因而乐观程度较高。另外，靠亲戚资助解决经济问题的贫困生，往往不再需要申请其他校内资助，也就不至于在同学中公开自身家庭情况等隐私信息，心理负担相对较少，较多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直对方式。

生源地贷款和亲戚资助相结合的资助方式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相关性显著。因为，相对于来自国家或者社会团体的贷款和资助，该资助组合的资助主体更明确更具体，也与受助者的情感关系更为密切，较容易被贫困大学生体悟和感知，同时生源地贷款的办理也拉近了贫困生与所在地政府、银行等部门的联系，因而与社会支持水平的相互关系更密切。

对于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之间的联系，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贫困生，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能以良好的心态对待他人和外界条件，这样既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被外界接纳和支持，，也有利于他们体悟到外界的友好援助。因此，积极应对方式为主的贫困生社会支持领悟水平也较高，而社会支持领悟水平较高的贫困生也较多运用积极应对方式。

三、结论与建议

贫困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普遍低于非贫困大学生，且与是否独生子女、应对方式、资助方式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存在显著相关，这就需要结合贫困大学生自身情况，通过对贫困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干预、社会支持领悟能力的提升以及有针对性的完善资助方式等途径，来改善贫困生的整体自尊。

1.重点关注非独生子女贫困大学生，有针对性的提升其自尊水平

对于非独生子女贫困生，由于在家庭中所获得的关注和认同度不及独生子女所引致的自尊差异，教育者应给予非独生子女更多关怀和鼓励，弥补其在亲情感受方面的不足，同时注重因人施教，在把握具体家庭环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帮助非独生子女贫困大学生改善自尊状况。

2.有效引导贫困生融入集体生活，提升其社会支持领悟能力

良好的社会支持领悟水平能够有效改善贫困生

自尊状况，而在实践之中体悟他人支持与帮助，则是提升社会支持领悟水平的有效路径。由此，引导贫困生有效融入集体生活，为其提供更多与人接触的机会，增加其表达自身需求和体悟他人支持的机会，同时恰当指导贫困生在人际交往中感受与回馈他人支持，将有助于培养贫困生的集体归属感和人际亲密感。从而促进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领悟水平的提高，改善其整体自尊。

3.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和认知干预，改善贫困生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方式既直接对贫困生自尊产生影响，也通过其与社会支持领悟水平的相互作用影响贫困生自尊。因此，开展针对性地心理辅导和认知干预，通过自我指导训练和团体活动训练等，帮助贫困生掌握“识别自动思维”、“列举认知歪曲”、“积极自我对话”等认知技术和“日常行为计划”、“等级任务安排”等行为技术，开展针对性地应对方式训练，帮助与引导贫困生更多采用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有效提升自尊水平。

4.系统设计，不断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

资助体系对于改善贫困生经济困难，提升贫困生自尊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应对之进行系统设计。既要坚持国家助学贷款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在资助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助学贷款体系，畅通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渠道，又要特别注重加大生源地助学贷款力度；同时倡导形成温暖互助的社会环境，增强家庭成员及亲戚之间的互助互爱；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也应尽可能采用“隐形资助方式”，以温情和人性化的资助方式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决经济困难，在切实缓解其经济压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护个人隐私，促进其良好自尊的建立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