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者身赴玉树

灿烂的夜晚与混乱的白天

6月2日早晨,我怀着无比复杂的感情,离开玉树回京。我见到了浩荡的通天河;到过唐僧师徒晒经的地方,那里开着一片片淡紫色的小花,香气扑鼻;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经城,使人内心陡生敬意;文成公主当年进藏之路上,铺天盖地的经幡……我被美丽打动,心里又充满了悲壮。

我是5月28日从北京飞赴西宁,第二天转赴玉树的。任务是采访玉树地震特警抗震救灾的事迹。一下飞机,接我的特警见面就说:“20分钟前,刚发生一次大的余震。”事后我知道是5级多。

玉树海拔4000多米,第一个晚上我住在帐篷里,两床棉被上再加盖棉袄,我还穿着保暖内衣。夜间起夜,必须要下定决心,到外面的厕所去,要“全副武装”。无意之中抬头看,星河璀璨。我总怀念40年前北京夜晚的天空,但那时的天空,也没有此时的恢宏。

玉树的景色实在是美。然而在白天,我看到的是东倒西歪的建筑物。在从玉树机场进入结古镇,路边有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现在,中间一层已经被挤没,只有第三层和第一层。

握方向盘的手掌心被磨掉一层皮

4月14日玉树地震后,奉上级指令,四川的成都、甘孜、阿坝,甘肃的兰州,青海的西宁、果洛、海南七支公安机关的特警支队,从各地赶往玉树救灾。

没去过高海拔地区的人,是不知道高原的厉害的。绝大多数特警队伍赶往玉树时,都要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口,在超过4000米以后,成都的特警发现:自己的手指头已经渐渐变成了紫色,伴随而来的就是头晕、恶心、昏昏欲睡,腹内翻江倒海。海拔越高,人越难受,有反应的人也越多。兰州特警的运兵车,几乎在开到最高点的时候,突然刹住,停下不走了,原来司机此刻已经无法再坚持。他用最后一点力量,踩住刹车,因为那一车之上,是几十位年轻的特警。此后,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司机被扶着平躺在车厢内的过道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无法再开车前行。

此行的最高指挥、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全意明白,坚决不能在这里停下,但整个队伍中,没有人有大车驾驶本。这个时候,在部队开过大车的一名特警挺身而出。此时,他也有较为严重的高原反应,但他还是毅然接过了方向盘,开着这辆车,以三四十迈的速度前行。当时,车外的温度至少是零下十几度,但是他满头大汗。从甘孜出发的特警队,则经历了另一种磨难。为了早一刻到达玉树,他们的支队长向学马带着小队从乃龙雪山开进。在当地有一个名词,叫冬管路,就是从11月开始到来年5月,这条路禁止任何车辆通行。一侧悬崖不见底,一侧巨石撑天,不但是砂石路,砂石之上的坚冰至少半尺厚,坚冰之上还盖着雪。三四月份,正是当地降雪最多的季节。不但如此,他们前进是在夜间。尽管他们开的是8个缸的越野车,在一个上坡的时候,还是熄了火,幸亏当时车速不快,及时地把车刹住了。最艰难的80公里开过去之后,向学马的手心磨掉了一层皮。问他们为什么甘冒这么大的风险?他们只说一句话:早到玉树早救人。

孩子,你弟弟去世,真的不怨你

6月1日晚上8点,我接到玉树特警支队长尼玛的电话,他说,王老师你来采访吧。我非常想拒绝,因为连续的采访和高原反应,真的是特别难受。但尼玛队长又说了一句话:“我刚从勤务岗上下来,还没有吃饭,就给你打电话。”我当时特别感动,立即强打精神,叫上另一位同行,赶赴玉树特警的住地。在那里,见到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藏族特警小伙子――索南战斗。小伙子20岁,地震的一个月前结束训练,分到特警支队。他的家就在重灾区结古镇上。地震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曾发生了一次5级左右的地震,这次地震把他惊醒,也结束了他的一个梦境。那个梦真的是谁也无法解释。当时,他清晰地看到,弟弟就在他的面前,向他笑着,随后,返身离开,头也不回。那个时候,他在单位。两个小时后,大地震来了,他跑到了院子里,随后就拨打父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是妹妹接的,索南战斗的头轰的一声响,妹妹告诉他:父母安好,没有事,跑了出来,但是他的弟弟被埋在了废墟下面。索南战斗要跑回家去救人,但此时,特警队紧急集合,准备营救废墟中的百姓。

索南战斗与大家一起,救出了一条条生命。直到下午2点钟,他和战友才来到他的家。他亲手刨出了亲人。

说到这个情景时,与我一同采访的另一个记者已经泣不成声,跑到了帐篷外面,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转,我听到索南战斗后面的话:“我没有及时去救我的亲人,如果我回去,他们也许还有希望……”

啊,索南战斗,唇上的胡须还没有长黑的好孩子呀,你和战友救出了那么多的人,却因为没能及时去救亲人,受着心灵的煎熬。你今后人生的路还那么长,将如何走下去?我鼓励他:你现在已经是真正的男人,男子汉,你要坚强,从内心坚强起来。

我多么希望面前这个穿着特警制服的大孩子放声痛哭,以求心灵的解脱。孩子,你就在没人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吧。你要真的明白,天灾之前,谁也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时间赶到,也难抵那一瞬间的毁灭。

我的爸爸妈妈还在这里

一位特警告诉我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10岁的藏族小姑娘。

那天是罹难者的遗体集中火化的日子,这位甘孜特警与战友一起在值勤。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他们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就在这时,特警看到一个不超过10岁的藏族女孩儿,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疯了一般向火场冲去,特警赶快将她一把抱住,孩子在特警的怀里又踢又踹,旁边的藏族群众告诉特警孩子在喊着爸爸妈妈。原来孩子的父母在地震中都逝去了,遗体就在里面。她要爸爸要妈妈。可是,孩子,你不能去呀,道理一时说不清楚了,特警只能紧紧地抱着她。一直到孩子稍微平静下来。

值勤结束之后,他们把孩子带到支队的帐篷里,哄她,炊事员也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开始的几天,就让她往在帐篷里。特警们上街巡逻的时候,还带着她,甚至背着她,特警们只有一个愿望,让孩子开心一些。后来支队领导通过努力,把孩子安置到了一家部队医院,为她进行体检,心理辅导等。特警们常常在值班之后,或者巡逻路过时,看看她,那怕是方便面,也要带着礼物。当听说孩子要转到内地的一家儿童医院的消息后,他们自发地捐款。这些特警们在来玉树时非常匆忙,没带多少钱,有的身上只有几十元钱,但最后一统计,特警们为孩子捐出了一万多元。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9点多,特警们没吃没喝,带着这些钱来到孩子所在的医院。医院领导带着他们来到孩子住的帐篷,孩子睡着了。特警们就在她的床前默默站着,看着她,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们把钱交给了院领导,请他转交给孩子。

玉树的天气就像传说

在玉树的抗震救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海拔最高的地方进行的。海拔4000米预示着什么呢?

到玉树的那天早晨,我从一段废墟墙上,进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房子基本上塌得只剩下墙头了。房檐下,一辆奥拓被砸了个一尺大的坑,挡风玻璃没了。我见到了那家的女主人。她说,家里有个小汽修厂,全完了,遭受的损失有几百万元。但她家里的人还都好,不管怎么说,多少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她还说,只要有人在,就一切都好。我从她身上看到了玉树人的坚强与信念。

跟她聊过后原路返回,从墙头上跳下,墙头的高度不超过电脑桌,但我此时已经说不出一个字。高原缺氧,造成胸闷气短。那些特警们就是在如此状态下抗震救灾。兰州特警告诉我一个细节,他们在帮助群众挖掘被埋的财物时,有个规定,铲20锹土,轮换一下。

这还不是最难的。玉树的天气变化无常,曾经在一天里,有过大风大雪,大雨冰雹,再加阳光灿烂的变换,就跟传说一样。果洛特警的工作是在路上设卡检查,他们的营地在路基下,不到50米路程。有一天突然变天,特警们跑向帐篷,但冰雹已经劈头盖脸砸下来,头上就被砸了几个包。玉树的风也是很厉害的。我见过特警基地附近,有一个钢铁的架子,上面搭着几件衣服,我说这衣服架子挺不错的,特警们嘿嘿一笑。原来这是个帐篷的支架,那次刮大风,硬是把篷布卷跑了。平时扎一顶帐篷,也就是半小时,但那次,17个特警小伙子,拽着篷布,三个小时硬是扎不上,风带着17个人连同整个帐篷一起向前冲。

由于没有食堂,饭都是在餐车上做好的,特警们就盛上一碗在露天里吃,经常是狂风卷着砂石就来了。于是吃饭的时候,哨兵看着远方,经常高喊:妖风来了――大家立即钻进帐篷,风过之后再出来。

但这真的不算什么,人在高原,最怕的是因为高原反应而患上肺水肿或者脑水肿。不及时治疗,将出生命危险。而最可怕的是患上罕见的双水肿。兰州特警支队的杨文海就是双水肿。那天子夜时分,他突然发病,时间不长便失去知觉,有关领导迅速调集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好医生进行抢救,他已经瞳孔扩散,一些生命指数已经为零,大夫说道: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就看他自己了。凌晨时分,敏锐的医生观察到他的眼皮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经过仔细检查,终于长出一口气:行了。但他仍旧说不出话来。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必须送西宁治疗,一位领导握着他的手说:“把你送到西宁。”谁知他拼命摇头,泪水滚滚而出。医生知道他想的什么,说:“没关系,好了,咱们还上来。”汉子点点头。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特警们并没有被吓住,他们依然乐观,一位成都特警告诉我:“我们不是来喊困难的,是来抗震救灾的。”成都特警的厨师张建得一手好菜,兄弟们都喜欢吃,他随着支队到达玉树时,正患感冒,他吃点药坚持着,但他最终还是转为肺水肿,不得不回到成都治疗。病刚好,他就又返回玉树,而且为250人吃火锅炒制底料,吊老汤,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他说:“弟兄们吃了我做的饭,为玉树重建作贡献,我心满意足。”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特警队员?回到北京机场,拉着行李箱,我问自己。我知道,我收获的绝对不是一堆采访材料。我收获了他们的人生,而我的生命,也因此被刷新。(本文照片由各特警支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