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彝人的传说

时间:2022-06-29 01:30:42

他们是三个来自大凉山的浪漫骑士

三个以梦为马、以歌为粮的丛林诗人

采访“彝人制造”演唱组的时候,正值彝族“火把节”前夕。

当大凉山绿草如茵,荞子花红遍的时候,四川彝族地区一年一度盛大的“火把节”就来到了。彝族人有句谚语:“火把节没有看错了的,彝族年没有过错了的。”他们的火把节就像汉族人的春节一样重要。可是,曲比哈布和他的两个兄弟已经有四年没有在熊熊燃烧的火把下对歌、跳“朵落荷”(即达体舞)了。

在北京昌平的复式公寓里,曲比哈布、曲比哈日和倮伍阿木席地而坐。他们面前是播放着欧美MTV的宽屏电视,是窗外霓虹闪烁的城市夜空。而他们讲述的故事,却来自遥远的深山和丛林。

我们所不知道的

听过“彝人制造”演唱的人,都会难忘他们音乐中的奇幻、朴实、狂野和温柔,以及游荡其间的神秘气息。他们的音乐充斥着只有在凉山山水之间才能酿造的情绪。当然,最令人激赏的是慢歌中那忧郁和沉思的美,它拒绝歇斯底里,拒绝抄袭煽情;而快歌中洋溢着最原始的喜悦和对自然的崇拜,没有丝毫都市纷乱的痕迹。

有人说,“彝人制造”给狂躁不安的现代都市吹来一股异质的原始之风。

这样的形容似乎并不夸张。

在历史遥远的尘烟中,凉山的彝人创造了一种朴实的文化。这是一种蕴涵着民歌、神话、古代仪式和爱情格言的文化。每当月上东山,年轻的彝人在月色掩映下隔山对唱情歌,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时刻意味着幸福以及娱乐生活。另一些彝人则把这些浪漫的山歌,整理到歌本里,将原来遗失于草丛里的乡村语言稍加修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所谓的现代文明以它貌似宽容的姿态,允许它的到来,并给它贴上民俗的标签,让它睡在窗明几净的博物馆里。

很多年过去,当台湾歌手邰正宵的那首与《彝族圆舞曲》毫无二致的流行歌进入了凉山的卡拉OK厅时,有一些年轻的彝人则操起了吉他,他们都有一头从小就蓄起的长发、丰富的对唱经验和索玛妹妹在他们黧黑的面颊上留下的初吻。

曲比哈布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饥饿的日子

曲比哈布是听罗大佑的歌长大的。他成长的年月,山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零星地知道了关于凉山的文化,知道了他们的州府西昌,知道了艰难地走出去的彝族诗人和画家。而哈布这一代年轻彝人拥有的,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敏感。他们熟悉各种牛仔裤的品牌,喜欢咳嗽药水味道的饮料和外烟的浓烈。一条街的小伙子们都是天生的歌手,一条街的姑娘从某一天开始听到的全都是流行金曲。

哈布是县里一家电力公司的工人,拥有一份让那里人艳羡不已的收入。可哈布却不满足。他是一个天生有着唯美倾向的年轻人,从小的理想是当一个画家或者是自由音乐人。高中毕业以后,学过一阵绘画。工作后,又不甘于生活的机械、枯燥和平庸。他总觉得自己血管里流淌着与生俱来的乐感,它们蛰伏着,等待喷泻而出的一天。

当初停薪留职,在许多人看来是件头脑发昏、不可思议的举动。哈布不但丢了自己的工作,还带走了亲弟弟曲比哈日。当时,哈布不过20出头,哈日还不到20岁。父母、朋友责怪和挽留,但已经留不住哈布飞出去的心。哈布信誓旦旦地对父母说:给我三年,如果混不出样子来,我就把哈日送回来上班。

话虽这么说,但哈布心里却没有那么多底气。他明白自己是在和命运赌博。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没有音乐背景,前路茫茫。尽管如此,他却有足够的自信:他们彝族人可能不知道“音乐”二字怎么写,但决不会妨碍音乐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彝族音乐源远流长,男女老幼开口而歌,一唱百和。当古典与现代、民族与流行、前卫和原始相遇,当音乐成为本能的情感的真实流露,这样的东西一定是能打动人的。

在成为歌厅歌手一年以后,1997年,哈布正式结束了“卖唱”生涯,和弟弟哈日、堂弟阿木组建了“黑虎演唱组”(原名)。他们向往创造自己独特的音乐,因此需要干净的氛围和单纯的空气,但同时他们也将自己送上了一条艰难的路。在那时,演唱组是无根的浮萍。哈日曾在访问中谈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流浪街头,最后睡在楼梯间”。有人问阿木成名前后的最大区别,阿木说是“再也没饿过肚子”。那段日子,成为他们生命中最苦涩也最充实的记忆。

“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祝福我们,也有许多人在看我们的笑话,再难,也不能回头。”

“我们出来,是做好了饿肚子的准备的。” 在西昌的日子,最为凄惨。三个人已是身无分文,却又不能开口向朋友借钱,更不能向家里说出实情。最后拿着仅有的二十块钱,买来几把面,兑入一大锅水,放点盐,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盐水面”。有好朋友过来,看到他们的处境,就塞给他们几十块、100块。有时,到朋友那里吃顿饭,凑合着熬过来。哪怕是在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堵住了回头的路。回头,就会被口水淹没。饿得不行,只能喝水;朋友来了,拉过吉他,闭上眼睛就唱。他们唱忧伤的爱情,唱神话中的传说,唱风雨雷电,唱远古的神鹰……那时,虽然贫穷,但状态却比现在沉静得多,每个旋律都流淌自心灵。就这么心无旁骛地投入地吟唱,唱走了怅惘,唱走了饥饿,唱走了无望……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

多年漂泊等来黎明

他们梦想着有自己的专辑,但是,没有钱。冥冥中,他们想到了老州长巴莫尔哈。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很有民族自尊心的老人,曾经为扶持凉山地区的文化事业立下过赫赫功劳。凭着直觉,他们相信如果能感动他,就能获得他的帮助。终于,几经周折见到了巴莫尔哈。他们说,我们想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彝族的音乐和文化。他们弹起吉他,给巴莫尔哈唱了首自己创作的《父亲》。当时,三个人的心情是郁闷的,闭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唱着唱着就流泪了。他们的眼泪勾出了老州长的泪水。此后,被感动的老人力促“彝人制造”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传说中的英雄》,由四川中唱出版。但是这张完全由彝语演唱、采用彝族毕摩教音乐的专辑并未获得多大反响。

哈布意识到,要真正做好音乐,必须往北京走。经过了这么多的音乐实践,当他们足够的音乐天赋和外界音乐大潮撞击出了蓝色火光,哈布逐渐有了自信:要让那些仅在博物馆里为人观赏的民俗文本走出来,新一代彝人的责任是创造一个市场品牌,一个流行神话,从而进入所有人的生活。

1998年5月,三个人借款凑足路费到了北京,借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里。一切都来自天意,仅仅两周以后,他们就与鸟人艺术推广有限公司签下了一纸合约,而“鸟人”看中的正是“彝人制造”非同平常的艺术潜力:他们肆无忌惮却非常顺耳的转调,诵经式的唱腔与高亢裂石般的声音交织混合,伤感而凄美,豪阔而质朴,字字声声浸润着发自肺腑的情感和泪水。这样的音乐犹如一股来自山野的风,清新、脱俗。

然而转机并没有同时到来。1998年,国内很多地区遭遇特大水灾,经济萧条,很多演艺公司都不景气。“彝人制造”只能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平房里过起“隐士”般的生活,虽然有了基本的生活费,不再饿肚子,但心情却遭遇了恐慌。他们每天吃简单的饭菜,然后练歌。周而复始,目标渺茫。这种生活自然不是想象中的。有人对他们说,耐心等着吧,等公司情况好起来,可能会有专辑出。这种恐慌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半,当他们跌入忍耐的底线时,终于,1999年下半年,公司出现了转机,他们开始准备首张专辑《彝人制造》。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很多人看到的:他们参加《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2000年度颁奖典礼》,荣获“最佳组合”奖;参加《CCTV-MTV音乐盛典》,荣获“中国最佳民歌新人奖”;2001年1月,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在各种各样的演出中频频露面……

多年漂泊终于等来黎明。不再挨饿,不再流离失所。人们能逐渐接受并喜欢他们的音乐,是因为他们直接表达了人世间形形的世态、悲欢离合的故事和最本能的七情六欲,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眼中的世界,用他们的音乐勾画着人的灵魂。

现今,他们各自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一种欣慰和胜利。

我欣赏的是,三个人在喧闹中依然保持着朴素的本色,对“成功”有着一份清醒的认知。哈布沉默寡言,在音乐中酝酿了十年的追求与抱负,常常凝结在他的眉头。他时时提醒两个兄弟:要“思源” 。当年告别家乡的时候,哈布对妈妈说:放心吧,3年,5年,我们就能“出来”了。当时说这话,心里未必有底。如今,3年、5年过去,他们果真是“出来”了。哈布知道: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他们,回头的路是今天的财富。“人的天性是爱慕虚荣的,容易忘记过去。所以我们要学会回头看。成功只是相对而言,站在巅峰的人,总有一天会下去,会消失。眼前的成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只想做个榜样,把彝族的文化传扬开去。将来,我们希望能有人做得比我们更好。”

是的,他们无法忘记那些喝水充饥的日子,无法忘记挣扎在病痛边缘的苦,无法忘记曾经失去的爱情,无法忘记绝处逢生的上天的赐予,更无法忘记――朋友握住他们的手说的重于千钧的话:“我相信你,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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