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初上疏

吴保初（字彦复）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即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这些人之被称为“公子”，以高阳的说法，“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吴保初之父吴长庆为清末广东水师提督。

吴保初官仅六品，其名震一时在于先后两次上疏清廷，痛陈时弊,请求变法，但均被他的上司刚毅（时为刑部尚书）“抑不上达”。吴一怒之下挂冠归隐，回安徽老家了。吴保初第一次上疏在1897年甲午战败后，上《陈时事疏》“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谋富强”，主张变法维新；第二次是在1901年，即庚子拳乱，各国联军公然犯京，《辛丑和约》后，吴保初复入京，主动上疏恳请慈禧太后还政光绪，其书“辞旨切直，天下忌之”，连梁启超看了亦不禁慨言：“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

晚清是一个“棋局已残”的乱世，国政不纲，民心衰微，危局难支，许多志士仁人忧心如焚。吴保初两次上疏都是劝慈禧让位于光绪，“皇上一日不亲政，则外间谣言一日不息，而外夷乘机挟制之心，乃反藉以为口实”。刚毅乃太后心腹，固不可能将其奏折上达；况且，当时之“拳乱”实为慈禧背后操纵。不过，作为朝廷命官，吴保初不顾头上花翎，毅然摒弃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其公子意气令人感佩。1903年元旦，吴保初作诗示其两女，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之句，并嘱女儿不要学他，称自己不过“徒空言”而已。当然，吴保初上疏并非要与清廷作对，《陈时事疏》、《请还政疏》两奏折虽“披沥直陈”，但其目的则又为“挽人心而延国命”，吴保初觉得这是“直言所以竭忠”。吴保初一直自称“不祥之人”。这一点，对朝廷来讲，并未说错：此人竟敢要真正的“第一把手”弃权让位，其“狂夫之言”莫过于此。所幸吴官位不高，加上其父老友李鸿章暗中保护，慈禧总算给了吴长庆这位“武壮”（谥号）后人一点面子，否则像谭嗣同那样喋血菜市口亦未可知。

孔夫子尝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人学者余英时反其道而言之：“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让“庶人”批评或批判之处，更何况腐败“鱼烂”的清政府呢？就清代而言，顺治、康熙两朝政治上相对清明，其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广开言路”。康熙六年，有位名叫熊赐履的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假皇上屡诏天下名士直陈政事之机，抨击“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的部院大臣，称这些人见“树义者谓之疏狂”，见“任事者目为躁兢”，见“廉静者斥为矫情”，见“读书穷理之士，百计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快”，其语直指当时之积弊，尖锐中肯却未招杀身之祸，可见为政者之宽容。

吴保初辞官后，先安徽，后上海，经济拮据，典衣留客，行吟忧伤。袁世凯一时怜悯，力劝其入京复仕，并谓“当月致千元”，开出的条件却是“不得议政事”（吴之女婿章士钊语），被吴保初拒绝。袁世凯系吴长庆之义子，与吴保初有手足之谊，章太炎曾形容“两世恩旧，情逾昆季”。吴保初当然知袁世凯之秉性，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诗云：“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可见袁世凯的大洋并不是那么好拿的。吴保初一生慷慨，轻财好施，喜交天下豪杰，康有为在其墓志中记述：“母王太夫人遗财丰溢，君散以养士恤孤，舍田千亩为义塾恤族。”失败后，吴保初愤然写下《哭六君子诗》，并发誓要“为亡人讼冤”，这也是他后来对维新、革命两党多有同情和支持的原因。

吴保初直言上疏，弃官不做，赢得不少旧知新雨的尊敬。在沪上，时海内外有识之士，无不造访之，“偶及国是，抵几纵言，亢直痛切”，闻者仍兴起而忿然。章太炎与康有为素有不和，但对吴保初的态度却是一致。1913年2月21日，吴保初患风湿病殁于上海，年仅45岁，章、康二人，一个作墓表，一个作墓志，可见其人格魅力和影响。梁启超24岁初进京时，即受吴保初赏识，被视为“奇士”。在吴的力荐下，得以进入自强书局，遂成一生最重要的转折。梁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吴保初“以节气闻一时”。就这样，一代名士“人往风微，音沉绝响”，但这又能勾起多少今人的满腹心思，抑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真是很难说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