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上海吏员姚廷遴的日常生活研究

摘 要：本文以清初上海县衙书吏姚廷遴的自撰年谱《历年记》为主要线索，探讨其日常生活状况。姚廷遴出身望族，明清易代之际家族败落，为振兴家业而屈身县吏十余载。但作吏生涯却并不如意，基层衙门的日常工作在很多时候繁重而辛苦，并且时常面临着被长官责罚的危险。清人多强调吏胥的贪诈，通过复原姚廷遴为吏的生活原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公职人员形象。这或许是一个案，但提示我们要客观地对待历史文献中有关吏胥充满偏见的记载。

关键词：吏胥；姚廷遴；日常生活；《历年记》

在清代，吏胥阶层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群体，实际数量可达上百万。他们是朝廷各项政策、政令的具体执行者，是官府施政的重要依赖。而时人却轻吏贱吏，在官绅眼中，吏胥多是出身低贱的市井无赖之徒，为营私射利而进入衙门，舞文弄法、害民病官。这一印象几成共识，却不无重新检讨的必要。本文以清初上海吏员姚廷遴的自撰年谱《历年记》为中心，通过复原其县衙作吏的生活原貌，反思清人认识的偏颇。

1 繁重辛苦的日常事务

姚廷遴（1628-1697），字纯如，明末清初上海人，出身于望族之家。幼时家境殷实，受过比较完整的教育。13岁时父亲去世，因家庭纠纷和无人管束等因素，学业荒废，未能走上应科举做官的道路。其后上海陷入明清易代之际的混乱当中，世家望族大量没落，姚氏家族受官兵洗劫，家产几乎荡尽。在清军攻下江南的顺治二年（1645），姚廷遴18岁，不得不独立自谋生计。他尝试经商、务农，都未能使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顺治十四年（1657）姚廷遴30岁，乘着知县换届的机会，照制度规定缴纳银两进入县衙供招房充吏，开始了十余年的吏胥生涯。

姚廷遴之所以选择为人轻贱的吏胥职业，熟识衙门人面、拓展人际关系网的考虑是其一，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熟悉衙门的办事程序和条文律例，为日后作幕做准备。在他看来，幕友这一职业相对体面，收入也远远高于“三家村”塾师，是日后支撑门户、重振家业的不错选择。然而从吏生涯并没有带给他愉悦的体验，反而觉得“自此沦落十五年，后悔无及”。[1]（p74-75）这与清初江南基层吏员的日常生活状态有着莫大关联。

清代官方对“吏”的界定是：“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2]。各房书吏的常规工作，正如雍正元年上谕所说，主要就是“缮写文书，收贮档案”[3]。但从姚廷遴的经历可以看到，书吏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此，因州县事务千头万绪，繁琐异常，吏胥某些时候承担的工作也是繁多而辛苦。吏员工作范围并不限于衙门内部，受长官派遣出差办理各项事务很常见。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身为供招房吏的姚廷遴就和大兄一同前往苏州，为江宁巡抚张中元贺寿；九月，又同大兄前往嘉定，“为抚台荐于宋知县抽丰故也”。[1]（p75-76）对于初入衙门的姚廷遴来说，供招房的工作还算悠闲，不过此后兵房、工房繁重的工作负担却让他备尝艰辛。

顺治十六年（1659）八月，姚廷遴改入兵房。然而由于顺治朝多有军机重务，非同小可，为地方驻军提供军需的责任就落在兵房吏的身上，搞不好就会有性命之虞。姚廷遴自称“心粗胆大，略无畏忌”，才得以勉强支应。[1]（p77）

这年十一月初七日，姚廷遴随知县陆宗贽往松江府城，迎接迟盐院考察。初九日刚回到县城，不料苏松提督马逢知到吴淞，要上海县供应过浦滩船50只，夜不收（马提督军队中的哨探）已经在县衙里等着姚廷遴。因知县尚未从府城回来，暂时无人做主，姚廷遴不得不自己去提拿船只送往马提督那里。他找到六七十只渡船，半途却因为没有押差，船户竟“四散摇去”，叫唤回来的仅有二十六只。姚廷遴当晚前去面复马提督，几乎受累，马提督下属对他说：“十六日老爷准要过浦，五十个舡，少了一个砍你的头”。姚廷遴只好星夜赶回上海，这时知县已经回来，于是重新出牌，派定船只。十五日到界浜渡口扎营，牟参将又要求姚廷遴船内要垫草，姚廷遴只得将近岸人家的稻草搬抢过来。姚廷遴奔波数日，几番辛苦，提心吊胆，幸得20两的报酬，然而并不是每次都能这么好运，在此后很多情况下姚廷遴不得不自掏腰包以补费用不足的部分。经此一番折腾，在兵房仅干了三个多月的姚廷遴再不愿做，由其大伯手书一封，除去了兵房卯簿。[1]（p79-80）

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新任知县王孙兰到任，姚廷遴进入刑房办事。康熙三年（1664）正月，新任知县邹宏又安排姚廷遴到工房任职，姚廷遴不愿意，结果遭到了收监的惩罚，直到二月初一姚廷遴递交了愿意充当工房吏的甘结状，才被释放。然而工房书吏承担的工作似乎更多，也并不仅限于草拟文稿、备造簿册之类的工作，各种杂务纷至沓来，包括接待上级官员巡临，负责衙署及地方公共设施如桥梁、马路的维修工作等等，繁剧琐碎，使姚廷遴穷于应付。

在姚廷遴进入工房工作的这年四月，安缉大人巡临上海南汇地区，姚廷遴一人承值，“兼管供应铺设，繁难异常”，奔波半个月，花费银子一百三十两，“又为槽刀误事受累”。五月，上级衙门因军事需要，急令各县交纳杉炭，姚廷遴又前往苏州了解杉炭价格，回县后，匆忙买宅房三进，“拆归烧炭”，“不五日满一千斤，星夜拿船解去，方得太平”。九月份，江宁巡抚韩世琦出巡，邹知县又命姚廷遴承值南汇地区，“铺设民房十二座，收拾守府衙门演武场等处”。巡抚到时，姚廷遴又要备办猪、羊、鸡、鸭等各项供应事务，且被人勒索银子十两。等到巡抚离开，清点所用物品，发现遗失甚多，姚廷遴感慨道“此番接官又费一百五十两，本无讨处”。[1]（p86-89）

康熙五年（1666），姚廷遴因为“旧岁跋涉，异常辛苦，不愿至县”。知县又发下签票，要姚廷遴“管比各项修理”。姚廷遴无奈，只得勉强工作了一个多月，将未完成的工作托好友带管，于三月十五日回，“一意回家，再不至县”。后来到九月份，官差又来传他，要他督修满洲公署，因知县强令将馈送满洲官员供应的费用在修公署所需料价中开销，姚廷遴又不得不依照知县的意思在奏报知府的册子上做了手脚，“始得完事”。[1]（p93-95）

2 缺乏尊严的衙门环境

对于县吏姚廷遴来说，工作繁忙、异常辛苦且时常自掏腰包弥补经费不足倒在其次。此时江南地方衙门吏胥普遍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上级整顿吏治的政策，这也是姚廷遴离开县衙的重要原因。

清初江南吏胥权力借国家权势大为膨胀，他们借征发徭役的机会，因缘为奸，大肆诛求，在其时的地方文献中多有反映。清朝政府为了江南地方秩序的重整与恢复，不得不进行大力整顿。江宁巡抚韩世琦的出巡就是为了取缔吏胥衙蠹的勒索，以缓解江南地区役困的局面。据《历年记》的记载，十一月十五日，韩世琦到松江府，“私行亲访，府县各役重责五十起八十止，共二十五名”。二十四日，姚廷遴到府城考察，“登答许久，幸得太平”。十二月初十日，姚廷遴闻知韩世琦将他的县衙同事兵房、工房各书吏重惩，“俱发大铺候发审”，姚廷遴“幸无人告发而免”。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论地方衙门事务十分繁忙，吏胥承办的工作很多，韩世琦的整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吏胥逼入了困境。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时值岁末，年内经行事务俱要年终册上报，任务繁重，由于同房七八人被巡抚监禁，“又奉严禁，不许如前滥差”，姚廷遴只得独立一人勉强支应，异常辛苦。[1]（p87-89）

此外，姚廷遴还面临着被长官随意惩戒的风险。《历年记》中常常可以见到吏胥被长官责打、关禁的记载。在官员与吏胥关系中，以往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吏胥在行政事务中上下其手、挟制官长的记载，却往往忽视另一面。官与吏关系中最有可能占据强势地位的是官。官员除了无条件勒索吏胥以外，还可以任意殴打惩治。

康熙三年（1664）姚廷遴因不愿充任工房吏被知县“收铺”。康熙四年（1665），姚廷遴与上海县册房冯伯先、府差戴二如，为公事一同面见松江知府，知府竟将冯、戴二人重打三十大板，姚廷遴侥幸才得无事。随后，他奉命修理后衙、桥梁、马路、烟墩等项，遭知县强行勒索顶修公费，又被“收大铺”。因为被监禁，姚廷遴甚至连岳母病亡，也没能来得及“见面盛殓”。最终，姚廷遴不得不“缴公费五十两、布三十疋、银镯一对、绸衣数件、黄珠数粒”，对此他不无愤恨地评价道：“可见官府之贪”。[1]（p89-93）事务繁多，所费不赀，忙碌奔波，却又面临长官随意的惩戒，姚廷遴从吏生涯之艰难可见一斑。

康熙五年（1666），姚廷遴决定远离令其生厌的吏胥生涯，在《历年记》中两次写道“不愿至县”“绝不至县”，迫于知县的压力，又不得不多次重返县衙继续工作。康熙六年（1667），姚廷遴四十岁，已到不惑之年。自顺治十四年（1557）入供招房作吏，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姚廷遴感慨道：“大半生虚度，涉历异常辛苦，而至此尚一事无成”[1]（p95）。可见在县衙中数年艰辛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对他来说，习吏不啻为一段痛苦的经历。

这恐怕不仅与吏员工作繁杂、压力巨大有关，更与吏员上升的途径越来越狭窄有关。姚廷遴在此10年间辗转供招房、兵房、刑房、工房，却并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振兴家业的愿望和现实处境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冲突。虽然吏胥生涯可能使他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明显与他由吏转幕，延续家族旧日风光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他来说，吏员并不是一个牟利营私的职位，既然升迁无望，工作繁杂，压力巨大又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离开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年他终于辞退了衙门的所有事情，恢复了平民身份。

3 结论

概言之，姚廷遴的经历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清初吏员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图景：在基层衙门中，除文书案牍工作之外，吏员还要承担大量的杂务，受长官派遣处理各项事务十分常见，无所谓分外、分内，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自身承担相应费用；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国家不时整顿吏治、惩治吏胥的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遭衙门长官随意惩治的境况。然而他们上升的途径越来越狭窄，出职为官几无可能，即便国家五年离役的制度规定未能强制实行，他们最多也只能如姚廷遴一样在不同房科之间辗转。故而吏胥生涯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丝职业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清代吏胥为社会所轻贱，其人亦自我贱视的局面。这样一幅图景或许不是清代吏胥生存状态的全部，但至少是以往有关吏胥群体的叙事中较少提及的部分，值得我们细细思量。

参考文献

[1]姚廷遴：《历年记》，载《清代日记汇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光绪《大清会典》[M]卷12《吏部・验封清吏司》。

[3]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M]卷23《职役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