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流动、能力形成和社会融合

摘要 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轨迹可以发现，职业流动促进了其能力形成，这种能力对促进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进城务工人员比较务实的职业定位与发展期望，本文运用湖北、河南3县的调研数据，对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家庭禀赋、流动特征对外出务工人员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等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不同代际进城务工人员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能力形成路径截然不同，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依赖正规教育或技能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而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传统手工业技能在城市的再运用。

关键词 职业流动；能力形成；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7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1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进城就业的农村居民依旧呈现出城乡间候鸟式流动和进城后横向流动为主的特征，整体上有流动无迁移或迁移很少。这反映了现有制度环境对群体职业发展能力或机会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甚至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性影响的结果，即社会排斥本身不仅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但正确理解进城农民如何通过职业流动积累并逐步提高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实现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与心理逐渐适应并融入城市，不仅有利于针对性制定社会帮扶政策，促进进城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提升城市化质量，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1 职业流动中的能力形成：一个分析框架

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非常显著，不仅明显高于城市劳动者，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1]。在市场机制下，职业流动是实现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外出务工人员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农村居民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能力形成，促进了群体的城市融合。

当然，这种能力形成与社会融合的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理解这种能力形成又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一是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就业环境、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现有制度约束导致中国农村居民进城的择业期望是比较务实的。已有研究表明，群体的职业流动多发生在低声望职业之间，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低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连接点，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是他们可能取得的较高阶层位置[2]。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上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3]，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实现非农就业也是其职业发展的起点。因此，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是群体实现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合的现实基础。二是关于职业上升的标准确定。通常情况下，无论用反映社会地位变化的职业声望还是用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甚至把农民工从非正规部门转至公共部门视为一种向上的流动[4]，这些方法用来测量农民工群体时都受到一定的制约[2，5]。

与职业流动的阶段相对应，外出务工人员的能力形成可划分为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增加收入或改善职业地位的能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家庭禀赋是个体能力形成的基础，职业流动改变了各类要素发挥效用的外部环境，改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对能力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

（1）从人力资本要素来看，市场化改革引起人力资本的回报得到进一步体现，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地区也存在显著性差异[6，7]，这增加了农村居民外出的动力。同等受教育程度的个体，如果其进入城市就业，其收入将增加。但教育回报率不是一直上升的，第一阶段的职业流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使得初中成为大多数农村居民对教育投资的隐性门槛。从掌握的技能看，如果传统农村社会部分群体掌握的手工艺技能为城市所需要，那么这类人群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能力将增强。对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一般不掌握传统手工艺技能，只得通过各种培训或“干中学”获得城市所需的工作技能。已有研究发现，低技能的劳动力容易被迫回流[8]，进一步说明技能对能力形成的重要性。此外，职业工作经验形成的特定人力资本与工资收入正相关，职业流动会中断特定人力资本积累，即同一职业中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倾向换工作[9]，但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引入制度性因素后，特定单位工龄对工作稳定性及收入水而产生显著负影响[5]，说明能力形成对职业流动也提出了要求。

（2）从社会资本要素来看，基于地缘与血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结构对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配给工作或就业模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11]，但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可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工资水平，而并不能直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水平[12]，而且，只有进城务工后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才对收入有正的影响[13]。也就是说，传统社会资本有利于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但对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影响微弱。

（3）家庭禀赋可简单理解为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源及其运作模式。一般来说，家庭在村庄中的相对地位、家庭人口学特征、婚姻模式等都可能影响居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和进城后职业发展。家庭成员结构和合作模式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社会支持也会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发挥影响，如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信息等，直接决定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能力形成。

2 模型与数据

为验证相关因素对进城农民职业流动过程中能力形成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和Logit模型来加以分析。

（1）Cox比例风险模型是事件史分析方法中常用的模型之一，基本形式为：

lnhi（t）h0（t）=∑mj=1βjXij，或hi（t）=h0（t）e∑mj=1βjXij

其中：h0（t）为基线风险函数，即各影响因素均不发生作用（βj=0）时的情形，X为影响因素向量。在本研究中，首次外出务工经历为农村居民追求城市导向职业发展的起点事件，被调研的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在接受调研时的就业状态为终点事件，起点事件与终点事件间隔为外出务工年限。显然，这是典型的右截尾数据。在本研究中，Cox模型用来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能力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度大小，因变量用被调查者的终点事件状态来表示，被调查者如为继续外出务工用“1”来表示，否则就是职业转换失败、能力形成受阻（用“0”来表示）。

（2）Logit模型由McFadden于1973年首次提出，其基本形式为：

ln（pi1-pi）=α+βjXij

其中：pi为农村居民在城市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X为影响因素向量。在本研究中，Logit模型用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实现城市职业上升能力形成的概率变化，因变量用进城农民在若干次职业流动后的职业地位来

① 具体抽样方法是在考虑收入分布和乡镇中村组的规模后，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即分别从三个县市共抽取2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3个村，每个村选取1-2个组，对每个组的农户进行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3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3 145份，有效率为98.3%。本次调查共涉及3个县、24个乡镇、58个村、118个组、3 145户、13 000余人。选取分析样本以改革开放为始点，只分析1979年到2005年年底前有外出经历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的随迁家属、已经出嫁的女性、在校学生不予考虑，样本年龄界定在被调查时16岁至65岁之间的人群，其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也处于劳动力年龄段，并删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为分析简化，假定在2005年年底前的外出经历保持连续性。基于上述标准，得到之前有外出务工经历并在2006年选择继续外出或中断流动的劳动力样本2 407个，其中，在2006年继续外出的样本1 980个（在后续分析中，又删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20个样本），中断流动样本427个。

衡量，如进城农民实现了正规就业、或掌握了满足城市需求的职业技能（如技术工人、会计、驾驶员、厨师等）、或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或在城市自主创业等，则认定实现了职业上升，用“1”来表示，其他未能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状况都用“0”来表示。本文没有选取收入指标作为衡量进城农民职业上升能力变化的依据。

分析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07年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农村居民生产及外出状况的入户调查①。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特征如表1所示。

对比两类样本的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已婚、年龄偏大、家庭抚养比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更容易中断流动，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受阻。对明确回答返乡原因的调查统计发现，照料家人和生育、外出就业困难和伤病、年龄大三类原因分别占比45.58%、16.67%和14.63%，主动返乡的比例不到4%。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表2中的整体模型汇报了影响农村居民职业转换能力形成的Cox回归结果，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较好。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家庭禀赋、流动特征对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变量没有获得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

（1）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使得劳动年龄成为大多数农村居民实际进城就业的“时间墙”，如果没有可预期的后续生存保障，进城就业的农村居民最终只能选择回到农村；婚姻意味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出于照顾家人等原因，已婚人群特别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更容易返乡；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当地劳动力的流动方向。此外，性别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表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民营企业对女性员工的偏好、婚姻对年轻女性的影响等，将促进女性在非农职业转换中的能力形成。非农职业转换的动机以增加收入为主时，政治因素的作用将下降。

（2）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受损或失灵的情况[14]。人力资本在农村居民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中失效，这可能反映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就业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要求较低的行业和岗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淡化不同人力资本样本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差异等现实。

（3）以家庭当年人情消费支出作为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时，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在城市的初次择业成本、获得更好的工作类型等，但对实现稳定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作用有限。受到数据限制，没有引入进城以后新型社会资本对进城农民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的影响。

（4）家庭劳动力规模是个积极的显著性因素，劳动力越多，家庭内部分工余地增加有利于外出务工者的就业稳定；当家庭整体进城后，多成员之间的相互帮扶也有利于获取就业信息、增加抗风险能力等。家庭抚养比和家庭拥有土地规模对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可视为阻碍

因素。家庭抚养比的估计系数符号符合通常的预期。农村人口外流诱致了以节约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农机技术进步，导致家庭拥有土地规模对进城就业的阻碍作用比较微弱。

（5）以家庭“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作为社会支持的工具变量时，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与通常理解相悖，这可能反映政府在促进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中比较明显的“缺位”现象，或者说政府帮扶主要是提供就业机会，对群体后续关注较少。

（6）以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初职地点作为工具变量，回归发现，省内务工更有利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这可能源于在离家距离较近的地点工作，交通成本低，类似地域文化可能有利于进城后的心理适应，传统社会资本效应可能发挥的更好等。当然，省内务工在当年频繁流动也可能造成上述结果。

表3中的整体模型汇报了影响农村居民职业上升能力形成的Logit回归结果，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较好。估计结果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禀赋、社会支持、流动特征中的主要变量均对农村居民实现进城后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产生显著性影响。当然，即使界定职业上升的标准很低，真正实现职业上升的样本占比也只有18.01%，现实不容乐观。

（1）随着年龄增加，工作经验积累、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增强都会提升职业上升的概率。引入年龄的平方项可以看出，年龄对职业上升的影响呈倒“U”形轨迹。性别在影响职业上升方面影响显著，典型的男性主导特征也很明显。政治信仰可能是个体视野态度的反映，具有政治信仰预示着个体积极进取的心态和行为，从而促进其努力实现职业上升。

（2）以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时，人力资本的作用开始显现。这正如农村居民经常所言“没学历可以打工，但打好工还得要学历”。

（3）社会资本对实现职业上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负作用，这可能源于传统社会资本层次较低，导致进城后简单的工作雷同或相似，陷入群体性无法上升状态。此外，人情消费支出过大，可能加重家庭负担，影响家庭对其成员的投资。

（4）家庭劳动力人数发挥正效应，意味着家庭积累财富、抵御风险、扩大对成员投资的能力提升，从而有助于家庭成员逐步实现职业上升。抚养比越高，成员承受的压力刺激其努力实现职业上升，增加收入；反过来，实现了职业上升，意味着收入增加，则可以承受更高的抚养比；系数没通过检验，则源于不同代际群体对家庭责任的差异。耕地越多，在代际间存在显著差异时，会阻碍中年人群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

（5）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十分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帮扶工作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6）现职在省内、特别是流动后返回本县市的人群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这可能同样反映了交通成本、地域文化、传统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

表2和表3分别汇报了影响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实

现非农职业转换和职业上升中能力形成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不同代际农民工群体之间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能力形成的机制和路径存在显著性差异。

（1）从实现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看，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外出务工以获取收入为主要目的，家庭责任感更强，家庭抚养比越高，其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的要求更加迫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较高，其流动可能更多是“为流动而流动”[15]，呈现家庭责任感较弱特征，流动距离、进城后的心理适应能力对其影响不大。

由于同一因素对不同代际群体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式在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对老一代农民工估计效果较好的模型，同样用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时，虽然也满足统计意义上的要求，但解释力明显下降，具体体现为在自由度没有变化下卡方值快速下降。

（2）从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看，老一代农民工通过整合家庭资源、将掌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手工业技能成功运用于城市就业实现职业上升的路径对新生代群体而言是难以借鉴的，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加快、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重大变化等背景下，新生代群体更多是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掌握了满足城市就业实现职业上升所需要的现代技能，从而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群体的影响程度越高，家庭禀赋对老一代群体的影响更强。

4 进一步讨论

当前，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却不甚乐观，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墙”导致半城市化状态的普遍存在。进城农民被冠以“农民工”称号，群体中相当比例人员的社会融合步伐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比较特殊的群体而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他们虽然在城市就业，但苦于没有城市户口而享受不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或者是工作、生活环境还不尽人意，从收入角度看还谈不上体面就业和生活。进城农民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包括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进城农民真正实现社会融合必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

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在职业流动中的能力形成增强了群体在城市的就业能力，增加了职业上升的机会，从而为实现社会融合奠定了初步基础。这种能力形成的直接效应一般是增加了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在经济上有可能逐渐收敛于城市居民，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超出城市居民平均水平。收入水平的提升，在城市生活时间的拉长，为群体提供了与城市交流的机会，部分人群可能在行为与心理上逐渐与城市现代文明靠拢，最终实现城市融合。短期来看，职业流动促进了能力形成，但针对农民工群体各种社会排斥制度的存在，导致群体从能力形成到实现深层次社会融合的过程仍十分脆弱。群体由于先天性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禀赋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方式及心理认同与城市社会的差异等，都是实现社会融合所必须克服的重重困难。尤为重要的是，在农村土地制度基本稳定、新农合新农保尚不能与城市相应保障体系有效对接和平滑流转的现实状况下，绝大多数进城农民的长期生活保障仍然由农村社会所提供，群体的长期性社会融合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5 结论及政策涵义

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禀赋、社会支持、流动特征等变量在外出务工人员职业流动的能力形成中发挥了不同的影响，而且，不同代际进城务工人员的能力形成路径也截然不同。从促进能力形成看，重点是要持续增加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包括群体进入工作岗位前的正规教育和技能准备、进入职场后的技能培训等。从基础教育发展趋势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相对增加了农村（户口）儿童获得初中教育的机会，但高中教育升学机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16]，这说明整体提升农村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非常必要。在技能培训方面，一方面要巩固和扩大“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投资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引导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和立法，明确企业对雇员的培训义务和实施标准等。此外，要逐步降低进城农民在城市居住、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成本，推进城市均等化公共服务向农民工群体的全覆盖，帮助农民工将有限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