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亚太政策再评估

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出的重返亚太政策已经实施三年有余了。这个一度让亚太国家剑拔弩张的政策到底效果如何？有没有取得预定目标？亚太国家又是如何回应这一政策的？未来美国决策圈有无对此政策作出改变的意向？改变的方向又在哪里？就这些问题，《领导者》杂志采访了多位美国学者。

《领导者》：如何评价重返亚太政策？这个政策是否达到它预设的目标？

贝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重返亚太在说服亚太地区的国家相信美国会长期关注并坚持维护自身在亚洲的利益这一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他们认为自二战以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驻军是保证亚太和平安全的关键，他们乐于见到美国的重返。当然，也有国家如越南对此持相反意见。但客观上来说美国的亚太驻军确实对这一地区减少冲突和对抗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重返亚太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亚太国家认为美国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关注和投入的重点是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对亚太失去了兴趣，也不怎么重视这块地区的利益，而重返说明美国重新意识到亚太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这个政策目前为止取得的一些正面效果。

负面的消息是未能使中国接受和适应美国的重返。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经济最具活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里。美国要重振自己的经济就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否则我们会输掉整个二十一世纪。这一点中国早就意识到了。而谈到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的活力与贡献也不可能绕开中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目的在于，从亚太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得益，而不是集结亚太其他国家来遏制中国。当然，我不会否认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确实带来了一些焦虑，这的确是在制定重返亚太政策的时候会考虑的因素。但这并不表示冷战的再次开启，诸如军备竞赛、地区军事对抗等不是我们想要的局面。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长期以来都跟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在本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绝不愿意与中国交恶。但他们也不愿意以一种弱势的、畏惧的姿态与中国交往，因此他们希望有第三方的力量可以对中国产生制衡。这虽然不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却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如果我们不在亚太驻军，那些国家自身是无法建立足够的保障来应对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巨大影响的。

亚洲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存在着很多强大的国家，除中国外，日本、印度、韩国等都有着雄厚的实力。在这些国家之间如何维持相对的平衡，我相信美国的驻军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但这仍然不是重返亚太的核心目标，重返应该是着重表示我们将会在亚洲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来经营我们在亚洲的利益。现在很多舆论都着眼于渲染重返亚太的军事部分。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过耀眼，而实施政策伊始军方的反应是最迅速的，很快做出了部署，这也是下一步实施其他战略的基础保障。但重返亚太的经济部分应该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着力推动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正在进行；在外交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成为东盟的成员国，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关系等。重返亚太进展到现在，有一些成效，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表明我们把中国视为这个政策实施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针对的目标。

成斌（传统基金会研究员）

现在评价重返亚太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我认为这个政策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国内因素――奥巴马政府比小布什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另一个则是国际因素――在从伊拉克、阿富汗战场逐渐撤离之后，美国要“回到”亚太地区来。而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离开”过亚太。我们这个地区一直有很多盟友，还有很多以前打下的基础。

重返亚太其实更多是在表述上转移重点。它提出的背景是美国国防预算的现状，美国政府实施的“自动削减预算方案”极大地影响了国防部门的预算，也极大影响了军队在日常训练、维持机动能力等方面的开支。但重返亚太相关的项目是不包含在这个方案之内的，受这个方案影响最大的是欧洲。

当然，重返亚太不仅仅指军事方面，在外交的拓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多次出席东盟的峰会，我们的政府高官也多次出访亚太，虽然受到预算的影响，奥巴马总统未能出席最近一次的APEC峰会。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是重返亚太政策中重要的一环，该政策意在达成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显示美国已经把亚太当成自己最重要的自由贸易伙伴，希望能在全球经济普遍萎靡的形势下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就目前来看，重返亚太进展很缓慢，但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葛莱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亚洲事务资深顾问）

我认为重返亚太政策的具体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期望目标。美国意识到亚太利益的日渐重要，尤其是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寻求重振美国经济的办法，想在美国的需求和亚太的经济活力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重建美国经济结构，并使人们确信美国的经济前景是有希望的。我相信这是政策的主要方向。

美国正在逐渐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撤军，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问题――新的重点关注对象应该在哪里呢？我对过去十年美国政府专注于中东地区存在一些异议。因为对中东的投入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而石油利益并不比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利益更加重要。在未来的十年，随着我们对页岩油气资源的不断发掘，我们将不再依赖能源进口，因此中东石油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来说正在逐渐减小。

相较而言，我们在亚太的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区域，我们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就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我看到奥巴马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在酝酿如何回应亚太各国对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担忧――尤其是在领土争端和经济影响力方面。2010年中国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成为一个警报，提醒整个亚太区域，中国可能利用自己的经济手段迫使别的国家改变自己的政策。从2009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的系列政策和行动导致我们之前的安全建议变得苍白无力。很多亚太国家对奥巴马总统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非常直接地表示，希望美国更多参与亚太事务并且增加在该区域的驻军。

这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的日渐强大，这些国家害怕对中国越来越依赖，害怕它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太地区的这些有危机感的国家大多数没有美国的驻军。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我们可以确保这个区域海上航线保持开放及航行自由，我们不对任何问题发表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区域的很多国家看到美国的作用很重要，主动发出要求美国回来的信号，这也为美国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先说挑战，如果美国不对这些信号做出积极的回应，那么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心目中就会被认为是不足以充分信赖的。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也是重返亚太政策会以公开讲话的方式发表的原因之一。这不像其他很多的政策――比如布什政府时代――都只会在私底下实施，而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即使最近，拜登副总统在访问亚洲时还是在强调对盟友的重视和承诺。美国依然在为这个政策努力。我们可能也不会达成什么目标，因为这个区域的形势一直很紧张，也一直在变化。

再说到机遇，出于这些国家的要求，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去做很多以前没法做的事情，越南想跟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澳大利亚想让美国在军事训练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协助，他们对美国的需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多的是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参与。因为美国在这些方面一直是比较擅长的。

我认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应该不止于贸易协定的层次，而是应该涵盖更高层次的内容，否则它的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相关议案能顺利通过，美国便可以展现对亚太区域的贡献，甚至可以引领区域经济的整合。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并不矛盾，两者的成员是可以重合的，两个协定也是互相支撑的。如果两者可以结合起来，那么“环太平洋贸易自由化”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就离我们不太遥远了。苏珊・赖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不久前也声明，中国也可以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我们并没有排斥中国，全在于中国自己的意愿。

在外交上，美国执行重返亚洲政策时出现了波动。奥巴马总统最近缺席APEC峰会使一些国家又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还信守承诺，是否还坚持对亚太投入时间和精力。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提了三次重返亚太，这一点做得不错；而国务卿克里似乎对中东兴趣更大。我相信大多数美国官员都认为我们是世界超级大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更多的区域事务。我们在跟伊朗谈判、调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在亚洲扮演积极的角色，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对的。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让亚太国家有一个印象，认为我们并不像之前那样重视这个区域了。有时候印象是比现实更重要的。所以重建重返亚太政策的公信力，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近来，像日本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受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压力，他们急切地需要得到美国的保证，尤其是中国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后。这本来是针对东北亚的，但是东南亚的国家也开始紧张，他们认为中国下一步就会针对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了。

重返亚太政策的贯彻会面临很多困难。在军事方面，美国正逐年缩减军费开支，在亚太区域不会增加更多的军事投入。我们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很清楚，他必须具备接受即将遇到的挑战的能力。在某些方面费用的缩减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而美国与亚太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建设我们的实力，更是在锻炼他们的实力。我们希望在2014年中国也加入进来，一起来建设整个亚太区域的军事能力，负起区域安全、抵抗自然灾害等责任。

我们在亚太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部署，但是要长远地维持它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别的地方的需求也在增加，而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如何高效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再说印象，我们必须说服亚太地区国家相信，在军事行动上我们是有能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的。举例来说，中国正在发展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在近海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导弹、轰炸机等。我们知道1996年的，大陆针对台湾进行了导弹试射演习，美国则派遣了两个战斗舰队群赴台湾海峡，当时大陆并不能真的做什么。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陆在沿海部署了DF-21D反舰弹道导弹这样的武器，射程长达1500公里，对于美国的舰队是个威慑。美国海军在应对中国近海的危机时，无论是海上还是空中都受到了威胁。美国正在思考如何在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压力之下，保证自己能在这片海域进行自由的演习。现在的中美关系中隐隐有军备竞赛的趋势，如果美国不能冲破中国的封锁，对于亚太的盟友而言我们也就不再值得信赖了，这是我们未来在军事上面临的问题，也是重返亚太政策的一部分。

兰普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重返亚太最早是在2011年底由奥巴马总统在访问亚太地区时提出的，当时被称为“转向”政策，后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访问这一地区时也重申了这一政策，我认为它首先强调的是军事部分。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军费支撑和规范的组织，这一政策运行之始，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比外交部门更迅速地行动起来。尤其是美军进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协助当地的军事训练，这也成为政策执行的标志。此举立即引起了中国的担忧。当然，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如澳大利亚等也对此高度关注。因为他们想同时跟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想在中美发生争执的时候被卷入冲突，他们也不想选择任何一方从而与另一方形成对立。

于是，这项政策马上被更名为重返亚太，意欲起到再平衡亚洲各种势力的作用。中国其实同样对这一地区的势力平衡感兴趣。当然，这一政策更多指向了经济、外交以及文化关系。而我认为政策随着时局的变动是在不断调整它的平衡方向的。重返亚太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减少美国对中东、中亚的事务纠缠，从而腾出大量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外交资源以及时间使领导人重新布局，投向战略意义更加重大的亚太地区，也可以从中抽回资金和精力来处理国内的问题。中亚和中东形势复杂，大多不与美国合作。我们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从这些地方淡出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整合资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目前并不乐观。预算问题得不到解决，国会的组织也很松散，这些都是重返亚太政策提出的背景。

在我看来，评价这个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让他的邻居们情绪很紧张，于是这些国家向美国寻求保护；当他们对中国不再感到紧张，美国自然也不会参与其中。2010至2011年，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在努力与亚洲各国处好关系，其效果是很积极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再一次引起了日本、韩国乃至菲律宾等国的不安。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重返亚太成功与否、美国在亚太涉足的深度如何，关键都在于中国。我认为戴秉国在2010年和2011年的那些讲话才是更合适的对外交往方式；无论如何，美国从来不会主动惹事上身。

波拉克（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我想强调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议论的美国的所谓重返亚太战略，其实施的结果就目前来看一直针对的是东南亚，而不是东北亚。但东北亚一直是亚洲传统的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同时也是危机最严重的区域，所以当讨论重返亚太战略的时候，这个“亚洲”到底指亚洲的哪一个部分？东亚、西亚、中亚、南亚还是北亚？我现在看到的很多关于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整体战略部分的陈述都过于简单，不能让人信服，因为亚洲的广阔和复杂都是相当惊人的，你无法用一种政策去涵盖所有的区域。美国在亚洲自然要关注自己的利益，但战略的推进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亚洲各区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看，美国涉足在亚太的痕迹是在逐渐减弱的，在小布什总统刚上任的时候，在韩国大概驻扎了3.8万的兵力，现在差不多已经减去了1万；在日本，美军驻点并非放在日本本岛上，而是选择了南端的冲绳。而美国在澳大利亚驻扎了很少的兵力，他们在那要遵守严格的规定，帮助澳大利亚军队进行训练，这是出于对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考虑，并非针对中国。

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对此都存有疑虑，并且有人指出美国此举是对中国心怀不轨，这种说法是不值一辩的。因为如果美国真的要遏制中国，那么就不会每年对中国开放，接纳这么多的留学生，也不会与中国进行各种高级别、深层次的交流。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基于多方面的约定，不断在努力寻找长期稳定的可能。中国的经济现在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也希望以可行的、合适的方式帮助促成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让中国开放门槛，让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进行更深层次的投资。

我的观点是，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要么找到一条多少能合作的路，要么就得面对一个动荡的未来。我相信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虽然时不时会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领导人都知道，跟中国只能合作，没有别的选择。但同时，美国也在担心，中国是不是也只能别无选择地跟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地方存在着差异甚至摩擦，如何去缩小这些差异，不让它们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这是美中关系中最具原则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美中双方领导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对抗，其实两国的学术界都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如果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感觉占了主流，那么两国的关系也会渐行渐远，所以中美关系的转型不仅仅是政治家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商业领袖、教育机构要研究的问题。

如果你问美国的高层政府官员这个策略是不是成功的，他的回答会是肯定的。因为你能看到大多数的亚太地区国家都想跟美国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有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国的惧怕。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成功”，多是指美国受到欢迎，因为那些国家都想要美国在军事上给予更多的支持。

陆伯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认为重返亚太政策的某些方面比较有成效，它对于美国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我们遭遇严重经济危机和中国2010年起对外态度强势的情况下，使我们的盟友重新树立起对美国的信心。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与日本、菲律宾巩固了关系，与印尼、新西兰加强了军事合作，在澳大利亚派遣驻军等，都起到了效果。但存在的问题是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一些隐患，比如我们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对南中国海问题的介入，以及2010年在问题上对日本的支持，都使中国感觉自己的安全受到挑战。我认为在中国的激烈反应之下，政府对这部分政策重新思考并作出了调整。于是我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选择站队，不再明确表示支持菲律宾，并劝说菲律宾不要再做出激化矛盾的举动，尽量使用外交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与越南也减少了军事上的合作，不再特意提到跟越南的伙伴关系，也不再与越南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不再寻求租用越南的重要军事港口金兰湾。而对于日本，我们也尽力在使日本冷静情绪，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对中美之间略显紧张的关系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重返亚太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指向朝鲜半岛。201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关注中国和朝鲜的友谊，美国在韩国增派了驻军，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就朝鲜发射导弹事件与受其威胁最大的中国密切沟通。主席已明确表示要重新审视与朝鲜的关系，因此，在2013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共识并赞成对朝鲜进行制裁。这是中国第一次选择与美国合作，站在朝鲜的对立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对外政策在某些方面会很强势地反对美国施加的压力，但在有些方面又是合作的，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朝核问题。

我认为中美关系在朝友好的方向发展，它反映在这几个方面：美国重新考虑了重返亚太政策，中国重新考虑了与朝鲜的关系，中国与菲律宾有冲突时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乃至东盟保持友好从而让南中国海的局势稳定了下来。因此，我认为重返亚太展现更多的应该是外交层面的意义。其实我对这个政策的两个提法――“转向”和“再平衡”――都存疑，美国“转向”亚洲应该是在1999年为了应对，截至2010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了。

那种以为我们不重视亚太的看法也是不对的，我们的目光即使在伊拉克战争时期也没有离开过亚太地区，所以说“重返”只是外交辞令，我们并不是“重返”亚太。美国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全球正在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维持着10%的增长，并且一直在进行军队现代化，对外政策也开始变得强硬，所以美国决定要采取强硬的立场对待中国，借“重返”这个词对中国以及亚太国家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拥有强大力量的美国将会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政策是比较软弱无力的。

在消除亚洲盟友的疑虑、保证美国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参与亚太事务以均衡亚太的势力这些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我们在这上面似乎有些用力过猛。我们在越南和中国的南中国海问题争端中施加影响，同时也鼓励了日本鼓吹民族主义，这些方面是很失败的。因为我们在挑战中国的安全底线。南中国海的岛屿对越南和菲律宾来说至关重要，对中国也一样，但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在问题上我们一度明显支持日本，但这对于我们也不像对于中国那么重要。在南中国海和东海我们都卷入了这些纷争，不得不对这些我们并不太重视的事务进行干预，让中国处于了有利的地位。因为美国的政策在这里被证明是给亚太带来了风险。至于对于朝鲜半岛问题，这个政策也比较成功。我们成功地让中国重新考虑放任朝鲜发展核武器对谁的伤害才是最严重的这一问题，现在中国终于能够跟美国携手起来对朝鲜采取措施。

薛瑞福（美国国务院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

现在判断这个政策成功与否还为时过早，它仍然有很多后续的实施工作。但我认为在一些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我们宣布了对亚太区域承担的义务，强调了我们在亚太的利益是我们在全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对这片区域的盟友给予了很多包括驻军在内的承诺和保障，也回应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东南亚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质疑。但重返亚太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是否有充足的资源和精力保证这项政策的贯彻实施？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会不会遇到政治上的阻碍（首先我们不能确保国会能通过各项条款）？政府关门危机还会不会出现（奥巴马总统为此取消了对亚洲的访问）？我们在中东和阿富汗能否顺利抽身？当然，副总统拜登在2013年12月初的亚洲之行很重要，但它能否使我们已有微词的内阁仍然维持对亚洲利益的重视呢？我认为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实施和维持这项政策的能力，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领导者》：有中国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重返亚太的正面回应，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贝德：事实上，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一些专家学者断言新兴崛起国家与老牌实力国家之间必然会走向对抗的一种回应。而中国领导人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武断，中美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并不是博弈的关系，所以中国领导人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带来冲突和对抗。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对重返亚太的回应，而是对“中国”的回应。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回应也是积极正面的，因为中美之间正面对抗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有学者把一战后的日本、苏联作为模型研究，证明中国的崛起也不可避免会走向同一个方向。他们只看到中美之间复杂的过往，以及两国拥有的足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这种模型研究是偏颇且带有一定欺骗性的。但尽管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予以正面回应，这种关系的定义仍然是模糊而粗糙的，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

成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是什么。我浏览过外交部的网页，也看过两国官员的一些相关访问，但我仍然不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含义。

我相信中国学者想以此对重返亚太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它的定义实在太过模糊，用一句英文谚语来说就是“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我们现在很难争论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对重返亚太的一种平衡，因为两个政策其实都不是太明确的。而新型大国关系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对核心利益的解读。在很多描述中，最突出的就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但两国对核心利益很难做出准确的定义。美国一般不会用这种专门用语来形容国际关系。我们跟日本、韩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甚至跟台湾的特殊关系，都能明确知道对方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最关注的是新疆、台湾，但中国外交部也多次提到也是核心利益的一部分，那么南海问题是否也包含在核心利益之中呢？

中美都没有明确地向对方表述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所以也很难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既然最基本的这一点都没有弄清楚的话，也很难相应地制定出政策来实现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所以，我认为两国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明确的定义，弄清楚两国对它真正的期望是什么。

葛莱仪：关于新型大国关系，是主席在2012年2月提出了这个概念，当时他正准备接任下一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明白在他的任期内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明白必须要跟美国维持长期和平稳定的关系。我认为他首先指的是中美两国不要走向战争，因为过去有很多例子，新兴崛起的国家对老牌强国发起挑战的最终结果都是走向了战争。无论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是总统奥巴马，都对这个提法给予了积极正面的回应，因为我们一直在避免对抗和冲突。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些积极的阐述，比如不要只看到我们能避免什么，更要看到我们能建立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在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会晤时说，希望中美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美国当然没有异议，但在主要关注点和核心利益的相互尊重上，中美之间存在着问题，在很多问题上没有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立场都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对东海、南海问题的看法，对防空识别区的看法，甚至对朝鲜的看法都还存在着差异。因此，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要相互理解，减少误会和错觉的发生，避免对抗和冲突，在这个基础上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差异。

兰普顿：新型大国关系是在担任国家副主席于2012年2月访问华盛顿时提出的，时间点确实是在重返亚太政策提出之后，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回应。但同时，设立防空识别区也是一种回应。现在两国正迅速将军队现代化，这种不断的作用、反作用的战略互疑状态是十分危险的。有可能一开始是空中冲突，发展到卫星被击落，再发展到提出空战、海战的设想；一方有新武器、新科技问世，另一方马上就做出反应，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战争。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领域有着很好的互动，军队之间的合作比以前也要多很多。但安全关系却是渐行渐远，互疑的心态一直蠢蠢欲动，会导致两国关系逐渐恶化。

薛瑞福：主席提出我们应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善意的，但怎样定义这种关系？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关注的是两国对核心利益的尊重；而美国则希望看到两国更多的合作，尤其是在国际安全方面，如朝鲜半岛、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两国都在谈论新型大国关系，但恐怕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领导者》：重返亚太是在南海的冲突纠纷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为了遏制中国吗？

波拉克：南中国海问题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也许会认为，现在美国对菲律宾在军事上有更多的承诺，于是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诉求将更有底气。我认为美国在政策的执行上并非毫无瑕疵，但美国很明白，除非美国觉得自己的安全利益受到了威胁，否则无端在南中国海问题或者其他东亚地区卷入军事纠纷，对自己是完全无益的。

的确，在美国是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质疑，认为中国被共产党统治，很多地方不透明，总是意图把美国赶出东亚，但这并不是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军方确实会考虑各种可能的威胁和应对措施，中美都是如此。

我所希望的是，中美之间可以进行更智慧的讨论，不是要搁置中美之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是更现实地看待它们代表的意义。中美两国内都有很多极端的自作聪明的言论，但在美国极端并不是主流，美国领导人还是在寻求与中国领导人促进关系。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确希望看到中国能有积极的变化。中国国防大学最近出了一部纪录片叫《较量无声》，整个基调都是上个世纪中期的“美国”，毫无现实意义。

美国政府的很多行为并不是无可挑剔，但中国的很多媒体都在宣称的“战略遏制”，在我看来是不存在的。美国重返东亚主要是由于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心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而让奥巴马政府真正担忧的“战争与和平”事务并不在东亚，而一直都是在中东，早前美国险些对叙利亚出兵。尽管并不想参与其中，因为一旦踏进了战争就很难再，但美国必须寻求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其中就包括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

而重返亚太政策在我看来是被过分渲染了，在军费逐年缩减的情况下如何维持驻军？美国政府大肆宣扬这一政策，其实并没有多大精力去经营它，姑且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表演，就如奥巴马2011年高调出行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尼，是在显示美国的强大力量和积极态度。但喊了过多的口号却没有办法执行，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失误，而是国会不愿意让这个政策真正得到实施。如果美国政府真要有大动作的话，首先就得增税，但谁能接受增税呢？

我认为这个政策是被一些政客和媒体过分渲染来吸引眼球而已，并不是什么主导性政策，中国对此有点反应过度了。

《领导者》：美国的亚洲盟国对重返亚太是什么看法？

贝德：不管有没有重返亚太这个政策，我们在亚洲都有很多盟友，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盟友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是长期以来与我们建立深度军事合作关系的国家。在各大军事行动、军事演习上步调都是一致的。这种亲密的盟友关系是美国50年来基于自己的全球战略一直努力经营亚太联盟体系的结果，跟重返亚太政策没有太多关系。我们的盟友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如出兵阿富汗、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危机等，不仅仅是表态，更出动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站在我们一边。这些在重返亚太以前就一直如此，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也是联盟的发展计划之一。美国从没有放弃亚太联盟，因为在维护美国自身的安全上，它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们与亚太盟友也有很多明确的共同利益。现在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已经被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的领导层所熟知。我所知道的是很多国家并不是不欢迎这个政策，他们更疑虑的是美国的预算缩减问题，以及美国近五年来经济萎靡的状况是否能允许美国维持在亚太驻军以及对亚太的后续投入。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多将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声明，但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让人信服。

成斌：我认为这些国家并不想在中国和美国中间做出选择，他们想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希望中美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重返亚太在增进我们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中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很多亚洲国家担心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是太多军事力量的重返，也不乐于见到美国以重兵进驻这一区域。但事实上美国只是在澳大利亚派驻了一些海军，把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移师到关岛，这样的做法让我们的盟友安心。新加坡同意美国在其沿海部署濒海战斗舰，就是一种欢迎的态度。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东海和南海现在的紧张局势，使得一些对中国感觉有威胁的国家很欢迎美国的重返。中国对所谓的“中国”相当敏感，但从东京和首尔的角度来看，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关于“九段线”的法律阐述、在西沙群岛设三沙市等这些举动，都让邻国感到不安。他们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但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于是他们想让美国来居中调停。但我认为，如果局势平静下来，他们是否会认为美国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了？局势在变化，他们的态度也会随之变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陆伯彬：我认为最开始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还是很支持美国的。在外交上，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频繁地访问亚太地区，参加东盟会议，与这个地区的国家积极互动，也让他们看到了美国的诚意。但这些国家也对亚太局势的紧张感到了一些不安。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使得中菲矛盾激化，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地区发生冲突。马来西亚站在了中国一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对于美国的表态也不高兴，他们希望美国保持中立，而不是激怒中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某些方面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有些不稳定的因素让这些国家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感觉。在东亚，日本对美国感到有些失望。在领土争端上他们想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想让美国抵制中国。就最近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来说，美国虽然不喜欢但也接受了，我们只是想避免空中事故。但日本不希望美国接受。中美的关系因此得到了缓和，日本很失望。但美国的首要责任是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保证日本的利益。我们只能如此。而韩国一直与美国紧密合作，以对抗中国和朝鲜的联盟，他们乐见中美联合起来制裁朝鲜，也乐于见到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越来越合作。因为对朝鲜发展核武器采取了强烈反对的态度，所以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