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情表》的“事”、“情”、“理”

《陈情表》采用了融情于事、融理于情的艺术手法。这一艺术手法存在着一个“事”、“情”、“理”的层进关系，因为没有“事”就没有“情”，没有“情”就没有“理”。如果说“事”是土壤，那么“情”就是土壤里生长出的大树，而“理”就是大树上所结的果实。然而，在实际的评论分析中，人们论及最多、最深的是其“情”，而对其“事”，特别是其“理”很少作深入探讨。

一、一张请假条的“理”及其充足性

夸张地说，《陈情表》就是一张长长的请假条。要深入弄清《陈情表》的“理”，我们有必要先从下面一张请假条的分析开始。有一男学生要求请假，原因是奶奶突然生病住院，具体内容如下：

请假条

班主任：

您好！

因我奶奶今天突患疾病，在住院，急需人照顾，但我爸妈都在外地务工，一时赶不回来，故请假一天。请批准！

学生：×××

×年×月×日

请假条作为一种应用性文体，其最大特点就是寓理于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请假条所含的“理”：1.请假人和病人是祖孙关系，从血缘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一种情感的必要性――奶奶病了，作为孙子至少要从情感上想到应该去照顾，这也是中华孝道中的基本情感；2.然而，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孝情不必导致孙子的孝行，因为奶奶患病住院，首要承担照顾责任应是成人，而不是以学习为首要任务的孙子，可是一句“爸妈都在外地务工，一时赶不回来”决定了孙子行动的必然性；3.“急需人照顾”则说明了照顾行动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可见，这张请假条中暗含了这样三个“理”：情感的必要性、行动的必然性和时间的紧迫性，正是这三个“理”决定了班主任应该立刻批准这个学生的请假，换句话说，这张请假条具备了“理”的充足条件。

二、《陈情表》的六件事

《陈情表》陈述的事情很多，在说出“乞终养”的愿望之前作者主要陈述了六件事，具体分析如下：1.从篇首到“至于成立”是第一件事，陈述了李密自己成人之前的悲苦人生经历，如父死母嫁、少时多病、行走不便等，但核心信息是说明为何祖母抚养了自己，可概括为“抚养之事”。2.从“既无伯叔”到“未曾废离”是第二件事，陈述了李密自己家族衰败，人丁不旺的情况，而核心信息是说明奉养祖母的任务为何落到自己的肩上，可概括为“奉养之事”。3.从“逮奉圣朝”到“辞不就职”是第三件事，陈述了李密自己在新朝不断被授予官职的情况，可概括为“授职之事”。4.从“诏书切峻”，到“实为狼狈”是第四件事。虽然这段话的落脚点是表达了自己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晋朝从中央到地方紧急催促上任的情况才是事件的本身，故概括为“催任之事”。5.从“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到“有所希冀”是第五件事。主要概述了自己从“少仕伪朝”，到沦为“亡国贱俘”的屈辱历史，可概括为“伪朝之事”。6.从“但以刘日薄西山”，到“为以区区不能废远”是第六件事，陈述了祖母当前的病危情况，可概括为“病危之事”。

三、《陈情表》的“理”及其充足性

以上六件事可以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家庭或祖母有关，包括抚养之事、奉养之事和病危之事；另一类与朝廷或皇帝有关，包括授职之事、催任之事、伪朝之事。这两类事恰好分别集中地反映了两种情感：前者是孝，后者是忠。因此，从融理于情的角度来说，《陈情表》的“理”自然是孝之理和忠之理，但这两“理”的充足性如何呢？

先看孝的方面：1.就“抚养之事”而言，李密不仅从血缘的角度，而且从有养育之恩的亲情角度展示了情感的必要性；2.正如前文有关学生请假条的分析一样，这种孝情不一定生发孝行，可是我们读完“奉养之事”后不得不承认李密行动的必然性，因为家族衰败，人丁不旺，已无人可以承担奉养祖母之任；3.“病危之事”自然是暗示孝行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就孝的方面而言，事、情、理的关系如下：

抚养之事＼ ／情感的必要性

奉养之事― 孝 ―行动的必然性

病危之事／ ＼时间的紧迫性

再看忠的方面：1.“授职之事”反映的恩情表明了情感的必要性――皇恩浩荡，岂有不报之理？2.“催职之事”反映的急情表明了时间的紧迫性――急如星火，岂有不急之理？3.“伪朝之事”展示的人生耻辱与人生态度自然反映了行动的必然性――“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岂有不任之理？因此，就忠的方面而言，事、情、理的关系如下：

授职之事＼ ／情感的必要性

催任之事― 忠 ―时间的紧迫性

伪朝之事／ ＼行动的必然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忠还是孝，它们在“理”上都有情感的必要性、行动的必然性、时间的紧迫性。因此，一篇千年前的《陈情表》和一张现代的请假条可谓千古同理。

四、《陈情表》“事”、“情”、“理”的矛盾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李密在提出“愿乞终养”之前，实际上将自己推向了一个绝对矛盾的境地。因为单就“情”而言，李密已经陷入了一个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千古矛盾之中，可是在“理”上，李密不仅没有厚“孝”薄“忠”或厚“忠”薄“孝”，反而将矛盾的双方在自己身上全部合理化、平等化。

显然，这是一种修辞策略。通过这一修辞策略李密成功地创设了一个忠孝矛盾的修辞场，而正是这一修辞场才使得“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情感真实化。在忠孝问题上，我们必须承认，李密在主观情感上是有偏向的，但李密的聪明之处就是没有因情而滥情，更没有因情而废理。如果说李密陈述孝行的充足之理是希望晋武帝理解自己的话，那么李密陈述忠行的充足之理，表明自己是理解晋武帝的。正由于忠、孝两理是同等的，反而让人觉得李密的忠、孝两情也是同等的，忠、孝两情的同等正是晋武帝能够承受的最大心理限度。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前提，再以长短之理乞求先后之行，就显得不勉为其难了。

李密不仅做到了“事”、“情”、“理”在纵向关系上的矛盾与统一，而且注意到了“事”、“情”、“理”在横向关系上的矛盾与统一。可以想象，在李密的生活中，能体现忠和孝具体情感的事情必然还有很多，但李密为什么不写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文章不仅融情于事，而且还融理于情。在融理于情中，“理”固然是“情”的结果，但也决定了“情”的选择，如果过多地陈述与“理”无关的“情”，就会形成滥情。也就是说，李密固然要以情动人，但又不能一味地为了“情”而写“情”，“情”必须受到“理”的限制。所以，融情于事、融理于情作为一种不可分割的艺术手法，一方面“事”生“情”，“情”生“理”，但另一方面，“事”也因“情”而选，“情”也为“理”所限。

总之，正是李密能够对“事”、“情”、“理”三方面做出合理且巧妙地处理才打动了晋武帝，同时也打动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而绝非单单一个“情”字。

作者单位：福建仙游师范学校（35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