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休克”理论看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

“文化休克”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跨文化学者笔下的“休克” 一词源自英语“Shock”的音译；汉语的“休克”本来是医学术语，这与跨文化交流时人们在面对陌生文化时惊讶、沮丧、厌恶、焦虑甚至愤怒的表征非常相似。

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

媒介关于部分香港人和内地客冲突的报道，展现了香港人较为典型的“文化休克”症状，其中或者表现出激烈、夸张，或者表现出冷淡、滞缓：

2012年1月，“D&G拍照事件”、“双非孕妇”和“游客地铁进食”接连激发香港和内地民间情绪对立；两周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发表“部分香港人是狗”的报复性言论，香港反讽性“蝗虫”广告针锋相对地刊登；2月3日，7名愤怒的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虫歌”围攻内地游客。

2012年9月15日和16日，数百名示威者在港铁上水站，抗议内地水客破坏上水安宁及秩序。不过，活动中有人举起疑似回归前的港英旗帜，更声称要“香港自治”，与一些香港居民发生口角，居民怒斥他们浑水摸鱼“搞”，令抗议变味。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称，“上水车站抗议事件”是继“D&G拍照事件”后，又一次香港与内地文化矛盾的爆发点。

2013年1月29日，约三十名“香港自治运动”成员及网民在港铁旺角东站外发起“光复香港，还我奶粉”签名示威行动，参与者手持“不限自由行，香港快陆沉”的标语，多次高呼“走私贼，滚！”的口号，甚至围攻辱骂内地旅客为“Chinese pig”。

香港人“文化休克”之休克

梳理一下“文化休克”的根脉，也许有利于我们拆解香港人和内地客心灵中的隐形围墙。

1954年，美国人类学家卡莱沃·奥伯格首次在他的博士论文《克林基特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中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1960年，奥伯格提出自己的“U形模式”（U-cure Model），这是解释文化适应的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在异文化旅居时，必然会经历一段困难和起伏才能获得舒适感和平常感，文化适应大体有四个基本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①但是，我们如果简单套用奥伯格的上述理论解释2012年（甚至延续至今）香港人和内地客的文化冲突，显然会陷入理论的尴尬：首先，大多数学者谈论的“文化休克”现象都是针对进入陌生异文化环境时，东道文化对其产生的心理冲击，香港人身处本港，能遭遇“文化休克”吗？其次，香港早在1997年即回归，在经历长达15年之久的“文化适应”后，还在“休克”吗？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名作《社会学之思》（Thinking Sociologically）中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休克”理论。他解释说，由于进入陌生文化或遭遇陌生人闯入，“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给我们安全感和使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现在被挑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被要求的，关于它进行辩论、要求解释和证明的东西，它不是自证的，所以，它看起来不再是安全的”。②“文化休克”理论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为我们深入思考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提供了不少新思路。固然，香港人身处本港，但是其“遭遇陌生人闯入”时，不同样遭遇了“文化休克”？而且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休克”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从整版“蝗虫”广告到“蝗虫歌”，再到围攻辱骂内地旅客“Chinese pig”……如果我们再结合古拉霍恩的“W形模式”（1963年古拉霍恩提出的描述文化适应过程的“W形模式”，其在“U形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人们在重新回到本文化环境时，个体必然会经历的“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和再度社会化阶段），对香港人的“文化休克”现象会有更全面的理解：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开始成为英属殖民地，港英政府的文化策略是偏重教育港人做“遵纪守法”的公民，鼓励认同英国文化。直到1997年之前，按照奥伯格的“U形模式”，在英国文化的濡染下，港人经历了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三个阶段后，已经完全进入适应期。香港回归后，港人本应该由殖民性“文化休克”再进入“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成功过渡，“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返回本“文化休克”的进程明显滞缓；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提速的“香港自由行”本来是刺激疲软香港经济的强心剂，不过也成为“遭遇陌生人闯入”的“返回本‘文化休克’”的催化剂。毋庸讳言，如果说香港人的“蝗虫歌”是“文化休克”的过敏反应，那么内地客的“地铁进食”则是“文化休克”滞缓反应。

拆解心灵的围墙

“文化休克”其实并不可怕，跨文化传播学者对此现象已经开出很多的“文化适应”药方。现在有针对性地总结如下：

1.克服“族群中心主义”

有学者将“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翻译为“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姆·奇·萨姆纳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在判断事物时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对其他文化一概按照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好”“坏”。萨姆纳还把“族群中心主义”区分为两部分：“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群体是优等的，另一方面认为其他群体是劣等的。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心态，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依此就给其他文化加注‘劣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族群中心主义阻挡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妨碍了跨文化交流的进行。”③“蝗虫”广告之后，导演张坚庭曾在《明报》撰文说：“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根据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弗兰斯·博厄斯就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化解“族群中心主义”的隔膜。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包容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我们认识到差异不可避免，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接受差异，进而从差异中对比学习，那么我们跨文化的敏感意识会不断增加，彼此的沟通交流也会自然顺畅。当然，香港人和内地客都要积极做文化相对主义者。

2.克服“刻板印象”

很多香港人认为内地消费者是香港物价飞涨的罪魁祸首，而更糟糕的是某些内地客没有表现出与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内地客不排队、大声说话、随地吐痰。这就是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的典型体现。

1922年，“刻板印象”（stereotype）首先由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李普曼用这一概念，起初是描述法官基于他人民族身份对其进行不公正的审判，如今这个词语已经广泛用于对任何群体身份，如种族、性别、身份，甚至家庭、职业等做出的正面或负面判断。

西方学者将“刻板印象”的不准确性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刻板印象’将某种文化特点进行简单归类并推及每一个人，推导圈外人同一性结论，从而忽略其个体差异；第二，通常对某一文化的‘刻板印象’都是夸大、不准确的；第三，因人们态度不同（或积极，或消极），对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误读或夸大的程度也不同。”④

“刻板印象”会使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用“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文化人分开，夸大我与他者文化的差异，并认为他们的文化都不好，尤其是自己处于消极状态时，过分夸大他者文化的劣势，最终导致“偏见”产生，造成沟通障碍，甚至使两种文化间的人们彼此形同陌路，不相往来。

要克服“刻板印象”，必须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认识到任何“刻板印象”都不可能适用于该群体中的所有成员——白马是马，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马都是白的；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要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刻板印象”，进而更加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文化。

3.树立“对话的倾听”意识

“对话的倾听”（dialogic listening）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约翰·斯图尔特和米尔特·托马斯逐步完善形成的。该理论强调对话时，“倾听”和“说话”应平等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依托，不单纯地说，或者单纯地听。根据斯图尔特和托马斯的解释，要做到“对话的倾听”，需要满足四方面的要求：“第一，把对话视为一种共享活动，或者说，将对话的焦点置于‘我们的’立场以及对话本身可能产生的结果上；第二，强调参与对话的开放、活跃的态度，特别是要求传播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谦让、信任的关系；第三，关注那些发生在传播者之间的具体事物，而不是关注发生在对方脑海里的事情；第四，应当首先关注当下的目标，而不是去留意未来或过去的目标。”⑤应该说，对抗没有出路，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香港人和内地客同根同族都是中国人，只有通过有效的平等对话，才能真正推倒心灵之墙，重新建筑和谐沟通之桥。

注释：

①William B Gudykunst and Young Yun Kim：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M]，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2），pp378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高华等译：《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③陈雪飞：《跨文化传播交流论》[M]，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④安然等：《跨文化传播与适应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⑤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