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抗战期间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背景和战略意图

［摘 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日军很快便将重庆锁定为其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日军轰炸彼时的重庆，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意图，那就是“以炸迫降”、“以炸迫和”。对这一意图，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剖析和解读。

［关键词］ 抗战期间 日军 重庆大轰炸 主要背景 战略意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不仅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世界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齐名。重庆地位的巨大跃升，使其很快便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日军轰炸彼时的重庆，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意图，那就是“以炸迫降”、“以炸迫和”。本文拟对抗战期间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背景和战略意图进行剖析和解读。

一、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背景

对于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背景，日本学者前田哲男的研究较为客观。他说：“关于攻下武汉后的战争指导思想，除远距离地面攻击这一点外，政府、军部、派遣军三者的认识一致。他们认为，步兵对崇山峻岭的大巴山脉，舰队从武汉对扬子江上游都不适宜。要停止扩大战线的理由不仅如此，此时陆军掌握的兵力几乎已全部投入作战，日本本土只剩下近卫师团了。补给线拉得太长，已无力开辟新战线。只得承认守住武汉，地面部队的攻势已走投无路。”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军轰炸重庆的两个主要战略背景：

1、内外受困，日本被迫调整侵华策略。

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提出的“三个月”的口号，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成为幻想，战争很快进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谴责日军暴行的声音日益高涨。战争的长期化和国内的困难加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当局感到：“以抗日战争情绪日益昌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②日本军方也认为，“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日本随时可能“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③因此，早在1938年10月中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时，日本军部就已做出决定，待汉口、广州攻克之后，“行使武力告一段落”，以后“首要的基本工作”是恢复占领区域的治安。④由此可见，此时的日军已无力再扩大侵华战争了。于是，在坚持的总方针下，日本对其侵华策略作了重要调整：把以往对国民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妄图以共同、防共为诱饵，对国民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然而，及国民政府对这个声明的回应，却是宣布将制订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使抗日战争转守为攻，转败为胜。

2、划江而战，重庆成为中双方日战争焦点。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日军“膺惩一击” 的进攻中失败，日军放弃不扩大方针，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以进攻长江为主要目标。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占据了长江入海口的大城市上海（1937年11月），然后进入距上海江面392公里的南京（1937年12月），再溯江而上，经安庆、九江，攻占距上海1125公里的武汉三镇（1938年10月），这样，日本的主要兵力被中国最大的水系――长江所吞没。如果从日本陆军攻占的武汉溯江而上到重庆，江面距离1370公里，飞行距离780公里，如果以上海为起点距离2500公里，能否攻克重庆，或者能否守住重庆，中日战争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在重庆，以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军民发号施令，“划江之战”随即确立。所谓“划江之战”，即以长江为舞台，引诱日军从沿江各城市向内地深入，再深入，牵扯其机动性和集中力，并以长江为退却作战的最后屏障。因此，虽然日本军队企图实现速战速决，而的战法却是“以牺牲空间赢得时间”，这是一场让日军捉不住、摸不到、心烦意乱的战斗。国民政府军队主力的抗日据点不断向西转移，并逐步迁都重庆，到1938年末，双方的位置固定下来。日本陆军进击到武汉后停下脚步，没有提出继续前进的方案。由于在距武汉270公里的宜昌，前面是广阔的峨眉山脉，其间是极难行进的“蜀栈道”，不适合正规军作战。因此，陆军的作战到宜昌后中止。另外，如果利用海军从宜昌逆流而上，面对著名“长江三峡”的峡谷地带和汹涌波涛，海军作战根本没有价值。因此，日军海军方面也在武汉构筑据点，窥视重庆。从地理上看，尽管武汉与重庆以江相连，但被大巴山脉相隔。这时候，作为中日战争特征之一的战略轰炸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意义便突显出来。

二、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意图

总的来看，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意图在于“以炸迫降”、“以炸迫和”。对此，我们可以从日军方面的论述、有关各方的评论及对轰炸行动的解读三个角度进行剖析。

1、日本军方的议论。

1938年2月16日，日本参谋部就作出了对中国内地“应抓紧航空进攻作战”的决定。10月底，日本大本营就对中国内地进行战略轰炸问题与华中派遣军进行了讨论，决定把航空部队作战方针由以前的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为主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要地为主，利用其空中优势，“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⑤同时，为配合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日军企图通过威胁与引诱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他们认为：“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挫败其士气，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同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对迁移到重庆的不妥协的国民政府组织“航空进攻作战”，以达到“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的目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参谋长就了345号大陆作战令，宣称“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⑥，是航空进攻作战的目的。后来，日军1940年实施的“101号作战”，也是以“以挫败敌国民作战意志”为目的。此计划实施前夕，时任日军第一联空司令官和空袭部队司令官的山口多闻少将就指出：“这次第一联空从汉口出击之际，集中在华总兵力攻击重庆，以达到摧毁中国政权的决心。”⑦1941年，妄想“自己任职期内结束日中事变”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屿田繁太郎海军大将，在当年4月8日的日记中也记述道：“为迅速处理日中事变，极须积极作战，给敌人以彻底打击，使之屈服。日益加剧敌人的困境，使其放声悲鸣。为此，重庆攻击战最为有效……要用航空兵力量重创敌人。”⑧在其指挥下，日军“102号”作战计划随即出笼。而“102号”作战的目的，也是“对持久作战的蒋政权施加强大的压力”。⑨

2、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关方面的评论。

国共两党的评论。1939年5月4日，《新华日报》刊载题为《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一文，指出：“这班绝灭了人性的野兽，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断残杀我后方索然无辜同胞，以图扰乱秩序，摇惑人心……但这是徒然的”。⑩对于日本空袭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腹地的目的，随后在5月 16日发表的《》中，也明确地指出：“其目的不外乎三点：其一，欲以不断的轰炸，威胁吾全国民众抗日战争之精神，希冀吾同胞向之屈膝投降；其二，欲以猛烈之轰炸，断绝吾同胞之生活，企图吾同胞于流离失所之中，减少生产，影响抗日战争之前途；其三，欲以集中的轰炸，妨害我社会之安宁，妄想扰吾之秩序。”{11}

国内媒体及民众的评论。1939年5月11日，《重庆各报联合版》登载了宋美龄当月9日向澳洲广播的一次演讲。演讲指出：“22个月来，敌人采取了各种惨酷手段，意欲‘使中国至屈膝’，结果无所成功。”{12}面对日军对重庆等我国后方城市的狂轰滥炸，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冷静指出：“敌人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企图毁我抗日战争意志，威胁第三国外交官和侨民，觊觎我国土，妄图实现日本称霸东亚的美梦。”{13}

国外媒体及有关人士的评论。对日军在重庆进行的灭绝人性的大轰炸，国外媒体及有关人士不仅从道义上对日军进行了批判和谴责，而且从战略意图上也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揭露。如亲眼目睹过“五三”、“五四”大轰炸现场的美国记者怀特，在其题为《历史的探求》的自传中就写道：“关于此次重大的杀戮，敌人是出于恐怖目的的。南京和上海已经遭到轰炸，但那是军事上的轰炸，重庆古城并没有军事目标。尽管如此，日军选择重庆作为化成灰烬的对象，为的是挫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这是他们不能理解的精神，同时粉碎转移到重庆郊外的政府的抵抗意志。”

3、对日军轰炸行动进行剖析。

从实际行动来看，尽管受国际形势和战争局势的影响，日军不断变换轰炸重庆的规模、范围、强度、战略乃至方式方法等，使其轰炸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以炸迫降”、“以炸迫和”的战略意图。

1938年日机是远距离试探性的攻击。1939年，为了尽快实现其“以炸迫降”、“以炸迫和”的战略意图，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进入频繁、野蛮、大屠杀似的阶段。“实际上，重庆轰炸可以说是进一步扩大作战的行为。为什么说呢？因为南京空袭，还具有企图占领南京，支援陆军进攻作战的常规形式，而重庆轰炸却超越这一范围，纯属城市恐怖轰炸，即破坏敌国民的抗日战争意志。”{14}由于1939年的轰炸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1940年日军轰炸重庆的意图，进一步体现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无区别轰炸性质更加明显的攻击行动。轰炸行动中，日军还使用了破坏力更大的新型凝固汽油弹和更多的燃烧弹，使重庆为此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其惨状远甚于1939年。1941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军更加急于在重庆轰炸中实现其“以炸迫降”、“以炸迫和”的战略意图，因而在战术上更为狡黠，不仅攻击方式更加多样化，而且还采用“疲劳轰炸”的战术，企图使国民政府抗日战争首都陷于瘫痪，使人们对空袭防不胜防，精神亦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从而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意志和精神。

在上述战略意图的指导下，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战略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人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

然而，日军的狂轰滥炸，不仅没有达到使中国军民屈服的目的，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精神，最后连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意图是难以实现的了。如在1941年9月3日，在经历了8月30日袭击黄山官邸受挫、翌日亲自参加攻击重庆也未成功之后，日军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向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服部四郎大校呈报了“关于进攻内地的意见”。意见中，就对海军航空兵力至上主义者的“战略轰炸效果”直接提出了疑义，明确指出“以往报道的轰炸效果有所夸大，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据我亲自观察，不如说，重庆已向其周围发展”，并坦然承认“单凭轰炸，使其屈服是决不可能的。”{15}

注 释：

①⑥⑦⑧⑨{14}{15} ［日］前田哲男著：《重庆大轰炸》（中译本），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8、60、158、230、230、123、236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第1分册，第96―97页。

④ ［日］堀声一雄著：《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204页。

⑤ ⑩{12}转引自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著《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9、77、80页。

{11} 上海《东方杂志》第36卷12号第70页。

{13}《四川和对日抗日战争》，转引自［日］前田哲男著：《重庆大轰炸》，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