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漱溟“人生向上”的儒者政治人格

2019-10-3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 要] 从梁漱溟一生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来看,他的一生是“人生向上”的一生,其精神是儒家精神,他是持儒家精神的一位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实践家。本文就梁漱溟的儒者政治人格进行浅析。

[关键词] 梁漱溟 儒者 政治人格 人生向上

梁漱溟尚未作古的时候,学术界评价他一生出入佛儒,最后归宗为儒的时候,他曾解释说他应归于佛家,因为他是用佛家的精神行儒家之事。梁漱溟的解释当然有其自己的理解。但就其一生的各个时期的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其精神应该是儒家的,他是持儒家精神的一位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实践家,并且把他归于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一、梁漱溟对“人生”的解读

关于梁漱溟的儒者政治人格,必须从他对“人生”的分析和理解开始。梁漱溟先生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人生”这个概念:一是从生命的角度。他认为生命就是宇宙的本体,宇宙就是生命现象的流行,与之相应的表述为“生命在于运动”,而中国古语则说“生生之为易”。他们都是为了表达宇宙本原的延绵不绝之意。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先生说“生活是意欲”。在这一点上,他受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不久,梁漱溟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并在多年后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重点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的异同。二是从区分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或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开始。他认为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动物只依赖与其有机体本能的生活,而人是有理智和理性的,人的本性是社会性,要在人类社会和生活中认识“人心”。生命是不应局限于有机生命体的,他应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吸取营养。必须“把联系着的有机体和环境当成一个总体来看,而不应该脱离那关系着生物机体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切条件而孤立地看它”①。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要依赖众生生命(人的生命和其他生命)。宇宙作为一个大生命体,他是包括宇宙万物的,或者说,正是有了宇宙万物,他们之间相互依赖,密切联系,这样才构成了宇宙这个大的生命体。这也就是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

“人心”是宇宙大生命的核心。作为哲学对象的“生命”不是指属于生理解剖方面的生物之身体器官,而是指从这个机体本身所引出的认识意义或价值。所以生命的存在不在“身”,而在“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心”也并不是生理方面的人类思维的器官“人脑”,而是指主观方面的人类精神的世界,而这正是传统儒家思想所强调的。

梁漱溟认为,在传统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在一般士人或知识分子眼里,“人生”应该是“有为”、“积极”、“主动”、“不放弃”等等。人的一生应主动成就一番事业,不仅是为己,更重要的是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儒家崇尚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那种刚健有为的精神,是从“内圣”开出“外王”来的“内圣外王”之道。事实上,正是因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和积极有为的那种根本精神,才使得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一直到辛亥革命。在这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使得中国的封建统治得以持续,因为有无数具有这种精神的士人(知识分子)去承担了延续社会发展的责任,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梁漱溟对儒家“人生向上”精神的诠释

关于儒家“人生向上”的精神,梁漱溟是这样诠释的:首先,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进化史到人类进化史,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的创造。一切生物(当然包括人类)都是这个大生命的表现。然而,整个生物界,除人类之外,其它生物都陷于盘旋不进的状态,根本无创造可言。“其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故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②可以看出,他把人类生命看作是宇宙生命的核心,并且人类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

其次,把“生命”与“生活”比作是“体”与“用”的关系。“生命是什么?就是活的相续。‘活’就是‘向上创造’,向上就是人类自己自动地振作,就是‘活’”。“向上创造就是灵活奋进,细分析之有两点:(一)向上翻高,(二)往广阔里开展。生命(或生物)自开头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一直到人类――到现在的人类,仍是这么一回事。生物进化史、人类文化史,处处都表明这向上与扩大。以至现在我们要好的心、奔赴理想的精神,还无非是这回事。”③

再次,他解释了人类为什么有这大生命的创造性,那是因为人类的生命中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生下来一无所能,而其后竟无所不能的那副聪明才质。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创造的那副才质。人类从“一无所能”到“无所不能”是因为人类有智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仅有智慧而不用,那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所不能的。这还须靠人类的那种“创造性”,那种“人生向上”的不断进取的精神。

另外,关于创造,梁漱溟把其分为两种:一是成己,一是成物。成己就是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成物就是对于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例如一种新发明或功业等。在许多情况下,“成物”与“成己”都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一个艺术家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算是成己呢?算是成物呢?从他自己天才锻炼一面说,算是成己;但同时他又给社会和文化以好的贡献了,应属成物。德性也是如此,修身养性是成己,但同时给社会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那就是成物了。那些伟大的功盖于世的人物,自然是成物,但同时也成就了他生命的伟大,这又是成己。再者有为社会,为国家“杀身成仁”者,那也是成物成己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大概都是两面的:一是属于成己,一是属于成物。 “人类文化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无已,自然是靠外面的创造;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么,又是内里的创造要紧了。”④

三、梁漱溟“人生向上”的儒者政治人格

梁漱溟持人生的那种“创造性”,那种“向上”的精神,以一言而譬之,就是人人皆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简单的几个字,已包含了梁漱溟在上面所说的“成己”,也包含了他所说的“成物”,或是“成己”与“成物”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成己”“成物”的那种“人生向上”的精神才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本内涵,而表现在梁漱溟身上的就是他儒者式的政治人格。

著名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曾这样评价梁漱溟的一生:梁漱溟的一生是“生命化了孔子”。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一生就是“人生向上”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去游说各国诸侯采纳他的治国方略。尽管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从孔子一生的活动和言论中,不难概括出儒家的一种根本精神,那就是“人生向上”。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梁漱溟儒者政治人格的最好的写照。1916年夏,梁漱溟游历湖南,见军队抢掠地方,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培植民主势力。1917年,他去北大讲学,一改教育受西化影响之风格,尽可能同中国传统讲学方式相接近。由于他目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陷入军阀的一片混战之中,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至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加之国人皆昌西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梁更觉得有一种责任感,那就是要为中国文化“开道”,于是写下了曾轰动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4年,当他发现在大学里仅仅讲书论道于国于人并无多大作用时,他便不顾蔡元培校长的盛情挽留,毅然决定离开北大去山东自己办学,尽管其中有挫折,但由于他的那种不认输,不放弃,不断创造新局面的精神,最终使他的“乡村建设”在抗战爆发前有声有色,成为当时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一道亮点。1941年12月,日本人袭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梁漱溟由香港逃到广西,在安全到达国统区后,梁给儿子写信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由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这变色,历史将为这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是万不会有的。”⑤尽管此话遭到熊十力等人的批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此话也多少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1946年7月11日,李公仆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又被特务杀害。对此,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工作,正奔走于国共和谈的梁漱溟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赶尽杀绝,请早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儿等着它。”⑥以上谈话充分表达了梁漱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行径的愤恨以及对于和平建国的殷切期盼。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53年政协会议上与的“有无雅量”之争。此事件充分体现了梁漱溟的儒者政治人格――关心民生,为民请命。1953年9月11日下午,梁漱溟本着政协委员有话就说的理念,以“农民代表”的身份作了一份报告。他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的差别比作是“九天”和“九地”。梁漱溟的这一番话导致了18日他和的直接冲突,这就是“有无雅量”之争的开始。梁漱溟想借机会在公众场合做解释,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迅速刮起一场批判梁的反对思想的风潮。最终,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对思想》为此事作了总结。尽管如此,但梁作为知识分子极度关心民生的心态却体现得淋漓尽致。1973年,梁漱溟出席政协的小组会。小组里的人不断督促他发言批判孔子,梁漱溟对此是持拒绝态度的。一连几天下来,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他不得不同意表态,同时也发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语“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上是梁漱溟人生各阶段经历的缩影,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梁漱溟是一位“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他有中国传统儒者(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他的一生是“人生向上”的一生。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始终是与中国的政治相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普遍受儒家的“经国济世”精神的影响。而要做到“经国济世”,就必须参与政治,积极有为地去为国家民生造福。梁漱溟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既关心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也关心社会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国家极负责任感,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位儒者(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好好学习。

注 释:

①《人心与人生》,梁漱溟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出版,第 51 页。

②③④《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94、93、9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⑤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我的反省与努力》(文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全集》共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997年版。

2、郭齐勇、龚建平著《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艾恺(美)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的困境》,湖南出版社,1988年。

4、郑剑虹等:《梁漱溟人格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01期。

5、刘长林:《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的现代重构》,《孔子研究》 2001年05期。

6、史锋锐:《刚正不阿的梁漱溟》,《人物春秋》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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