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粹文学思想的简述

时间:2022-06-26 02:18:15

唐文粹文学思想的简述

一、姚铉的生平

在宋代以文治国的政策下,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平台,王禹偁在宋初文坛中主张复古,属于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人物,对改变宋代文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姚铉(968—1020),字宝之,庐州合肥人。生于宋太祖开宝元年,卒于宋真宗天禧四年,享年五十三岁,《宋史》有传。 姚铉少有才华,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有着作 20 卷,已佚。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他编纂完成《唐文粹》,凡一百卷。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对姚铉的评价“铉非不究心於声律者,盖诗文俪偶,皆莫盛於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於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於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五代之飏,与穆修、柳开相应者,实自铉始。”[1]刘熙载的《艺概》记载:“姚铉令夏竦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铉怒,不视,日:‘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赋须当有者尽有,更须难有者能有也。”[2]说明姚铉对赋有很透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地。姚铉酷爱读书,文辞敏丽,喜欢书写札记,家中藏书种类繁多,有很多异本,这也为其编纂提供了客观条件。 姚铉与田赐、张咏、王禹偁都是同一时期的宋初名臣,其与王禹偁交友甚密,《宋史》对三人的评价这样表述“传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躬骨鲠骞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

二、《唐文粹》的成书及流转

《唐文粹》的编选是以唐代贤人文章英华部分,但选文受到时代风气、个人学识修养、审美标准等因素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个性标准。《唐文粹》原名《文粹》,共 100 卷,收录唐代诗文 2085 篇,其中诗最多,有 981篇。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解释说:“文粹谓何?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也。”从版本传承上看,在宋代《文粹》曾经有四种刻本:宝元二年(1039)临安进士孟琪刻本,为《文粹》首刻宝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吴兴施昌言序可证。序称“故姚右史纂唐贤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传录,未易为力。民国时许氏榆园刊本即从此出;绍兴林氏重刊本为第二刻,元刊嚣明嘉靖徐焙刊本即从此出;还有刘氏刻五十卷本,据说张金吾曾得到过三十四卷,可谓第三个刻本,惜均已失传;第四个刻本,也是唯一传世的南宋绍兴临安府刻本。此本卷一百后镌三行刊书题记:“临安府今重行开雕《文粹》壹部,计贰拾策,已委官校正讫。

第一章 《唐文粹》编选与时代风气

第一节 北宋初期散文风气对姚铉的影响

一、对五代骈散的继承与批判

宋朝统一全国,但五代十国群雄割据和四分五裂的格局,让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难以迅速融合。宋初文坛的复兴纠缠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不乏历史人文的积淀、国家“重文抑武”政策、统治者的努力促进等。在宋初形成了对五代文学的继承与批判的争论,在复古思潮中对学汉古文和唐古文的讨论,并在争论中形成“文道合一”的思想雏形,提升了文人的地位。文人以广阔的视角关注社会,形成对古文“具有较强的政治功能又具有切于实用的文体”[1]探索,即宋代形成的“文以载道”的思想。可以说,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学术和文化昌荣的时代,言论自由,学术流派多,重视文化遗产的整理。纵观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可与辉煌的唐代文化并称双壁。 宋初提倡的“重文抑武”、“兴文教”治国之策。北宋初年,国家实现统一,使得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由于长时间的战乱、割据造成文人价值观发生变化,朝廷中有许多前朝遗留下的“职业官员”,如“历五朝、八姓,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北宋前期散文是在中唐古文运动失败和晚唐五代骈俪文风盛行的大环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代的艺术多崇尚唯美和娱乐,以清切婉丽为宗,文章讲究骈俪,所写内容多是游历和馆阁之作。宋初文坛最初也继承此遗风,文风绮丽奢靡。

第二节 北宋初期诗歌风气对姚铉的影响

一、宋初诗体流派

宋初诗歌主流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流派,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仲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文僖、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2] 白体诗人多是模仿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相互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是展现闲适的生活场景,风格多浅切清雅,在继承白居易“顺熟”、“容易”、“浅切”风格的同时借鉴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和艺术境界。 “白体”诗风在宋初文坛颇有地位,宋初诗人通过“顺熟”、“容易”、“浅切”等方式,扭转五代支离破碎而又晦涩的诗风。力求通过真实的写景,平易流畅的语言,达到简雅古淡、含蓄深沉、意境空远的目标,有明显的杜甫诗歌和白居易诗风的融合之味。此外,在白体诗人中当属王禹偁诗歌成就最高,在他的长篇诗歌中很多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内容涉及国计民生和时政时弊,开宋代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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