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论文范文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篇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人格准则,以“诗三百”为人格修养的教材,他的文学理论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

1)兴观群怨:论文学的社会作用

孔子提倡“用诗”,而“用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治教化和人格塑造。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极言“诗”之于人格塑造、为人处世的重要性。

孔子有专门针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论述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谓“兴”,是指诗歌用比兴的方法创造生动感人并包含着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从而感染读者的情绪,激发读者的意志,使之兴奋激动并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此种作用,是文学对于读者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影响。一般的文学作品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便是在接受文学作品情感的熏陶。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进而引发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大一的时候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浩浩百万字读完,我仿佛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小城市、小村庄走了一遭。在自己的世界和孙少平的那个世界穿进穿出,经历着他的经历,感受着他的感受,思考着他的思考。最后发现,心中原有的惶惑少了许多,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更加坚定了。

所谓“观”,即是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社会风俗习尚的盛衰,考察社会政治的得失。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说,文学便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残酷性和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种种非人的折磨。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国家上层决策判断的失误,在今后的发展中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所谓“群”,意为文学作品可以使广大接受者沟通情感,和谐交往,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文学的这一作用在当代的文学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上不断产出新的作品,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批评的进行,其实就是文人学者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沟通。或赞美,或批评,各自反思自己的得与失,评价他人的功与过,扬长避短,在交流中不断进步。身为中文系的学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平时无事便找书来看,偶尔读到好的作品,心中肿胀,但无奈文笔拙劣,怎么写也不能尽兴地表达心中那些微妙的情感。去年寒假读到了一位高中同学的写的几篇文章,深感佩服,便聊了起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感觉收获颇多,有了新的思考。我中学期间的作文深受“八股”式作文标准的毒害,虽然每次都能得不错的分数,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作文功底浅薄得很,没有真情实感,开口提笔尽是从别处看来空话、大话、套话,犹如政府单位墙壁上张贴的规章条例一样,说得滴水不漏,然而百无一用,切不中要害。文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可以避免个人思维的短路,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大家都能获得提升。

所谓“怨”,即批评、指责为政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孔子关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这一点论述不免有些狭隘。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并且文学之精神贵在自由、独立,文学作品既可以就社会政治针砭时弊,同样也可以寄寓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周作人说过:“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他自己的一生便是对自由不懈追求的一生。然而20世纪的中国太不平静,做一个拥有自由的知识分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想要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就更不容易。尽管后来的变节让他的人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他坚持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文学绝对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成为为政治的傀儡,所以我们今天对文学史上周作人的评价也绝不应该套上政治和道德的枷锁。相反,我们应该批判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学者为了讨好奉承而牺牲文学之自由独立的精神,文章中极尽歌功颂德的本事,让人看了就作呕。

2)文质彬彬: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本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一句论述,现在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意思是文学创作既要重视内容,又要重视形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显然,这种文学创作的观点在当今也是非常适用的。因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能经得住人们反复地挖掘,经得住时间的洗礼而不至于被历史淘汰。并且好的文学作品还应该有好的语言。虽然文学作品内在的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外在艺术形式的精巧奇美却能让它更好地被读者大众接受和记住。

鲁迅的作品思想之深刻是它能被文学界推崇,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的根本原因。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礼教“吃”人,人们思想愚昧不堪的年代,他的文章犹如一剂猛药,让许多人开始觉醒。然而鲁迅作品的思想性虽强,其语言的可读性却稍有欠缺,读起来不免让人感觉枯燥乏味,以至于一般的初读者很难兴趣盎然地持续阅读。而钱钟书的《围城》却很好地做到了语言上的新奇精美。《围城》所讲不过是一个海归学子方鸿渐先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史,但是它却长久不衰地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相对于人们所说的“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一中心思想,我想我更愿意说的是《围城》绝佳的言语表达。在这一点上,钱钟书对于文字的拿捏把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略举一例。方鸿渐学无所成,为了回乡有个交代,只好买假文凭,钱钟书是这样形容的:“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由一纸文凭而联想到《圣经》中的亚当夏娃的遮羞树叶,跨越时空,不禁让读者耳目一新,拍手称奇。

鲁迅的文章偏重于内容的深沉严肃和思想的深刻性,但他的许多杂文却同样不失言辞的精美与奇巧,非常耐读。而钱钟书的《围城》虽然以语言修辞的新奇玄妙见长,但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分析揣摩的。相反,池莉、木子美等人矫揉造作的文字被当下的许多年轻人热捧甚至当作心中的文化图腾,这真的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思。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现今一些娱乐圈的红人见出版行业有利可图,仗着自己有一大片脑残粉,大肆炒作,大叫大卖。虽然钱是圈到了,然而从长远看,这对文学园地的真的是一种亵渎和玷污。

孔子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可以在他和子夏的一段对话中看出来。《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这是以绘画先要有好的质地,而后才可施以五彩为喻,说明作品必须先要有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修饰和加工。孔子还说“辞达而已矣”,强调言辞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完美地表现内容。孔子一再重述的这 些为文要点,是值得我们后辈思考和借鉴的。

3)思无邪:论文学批评的标准

孔子在总评《诗经》三百篇时提出了“思无邪”的文学评论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既是针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批评标准,即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又是针对作品审美批评的标准,即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

显然,孔子的这一文学批评标准是自私和狭隘的。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可笑的。单就一部《诗经》来说,它就不适用。因为《诗经》中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的诗歌以及祭祀乐词之外,还有深刻揭露现实、充满反抗精神的诗歌,以及表现男女爱情、描写劳动者日常生活的诗歌,等等这些,是无法仅仅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囊括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繁荣发展,就是因为列国纷争,统治者们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较松,所以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人们为了考取功名,不得不勤习四书五经,思想文化被严重束缚在了儒学这个框框之内,裹足不前。而那些有真性情、真才实学的文人往往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和春秋战国同样的政治环境,所以涌现出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这些历史现象中透射出来的某些规律应该是我们当今制定文化政策很好的参考。由此观之,孔子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须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是为了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发展,是拿自己的学说去否定其他学说的狭隘和自私的做法。

至于要求情感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我觉得这也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严重束缚。要求文艺作品情感表达要有节制的“中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创作者的真性情得不到发抒,真情感得不到流露。孔子提出文艺表达情感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果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乐而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是“哀而伤”,那什么是“乐而淫,哀而伤”?长期的“乐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长期的“哀而不伤”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症的。所以孔子的这种“中和”之美的原则于情于理于人性都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创作之自由独立的精神。

上周五在图书馆一楼听刘川鄂讲鲁迅的“立人”思想,他的观点是坚决“反孔”,几乎全盘否定中国的古代文化。讲座结尾,一位女生提问: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教授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全是吃人的文化,请问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在哪儿?刘教授的回答是:根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和吸收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我想刘川鄂的意思大概可以这样比喻:一杯污浊的水,兑再多的清水进去它还是污浊的,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杯污水全部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清水。鲁迅在当时提出反古,是因为封建王朝刚刚瓦解,当时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和他的人民病得太重了,必须下猛药,旧的“吃人“的传统和道德才有可能根除掉。而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解放,状况有所缓解,如果还处处像鲁迅当年那么锱铢必较,恐怕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反而需要古代的一些思想来解决了。比如说现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官员个人私欲膨胀贪污腐化问题等等。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2篇

（一）实现资源共享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揭示了诸多教育问题。传统教育模式单一缺乏应用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学教育作为辅助。通过文学蕴藏的巨大能力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同样，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满足当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文学教育，因此，思想教育与文学教育融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能有效促进文学教育发展。第一，将文学教育积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会增添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头道德逐渐变成生动的文学形象[1]。第二，通过鉴赏文学作品，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受教者实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学教育中的纵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渗透和覆盖。第三，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虚拟社会，对受教者有一定的参照作用，能提供独特的社会体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终围绕着一种教育氛围和学习氛围，激发受教者的感性认知，能通过感悟和思考体会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文学教育的氛围要建立在优化育人环境的基础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养受教者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通过文学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学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适应文学教育的新发展方向。总之，文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发展能使得文学教育环境和途径更加顺畅，实现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视文学阅读

经典是通过积淀和时空转换诞生的。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如，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文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鉴赏和品读，使得受教者获得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灵的对碰中提升智慧增强情感体会[3]。由于文学作文在人文素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探知人性的光辉和魅力，也能促进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综合全面发展。重视文学经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从丰富的内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潜移默化的实现自我修养和文学素养的提升。同时，文学经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灵与作者心灵实践激情的对碰和交流，唤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识氛围迈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陶冶和创造启迪。同时，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加强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学经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过渡。让文学教育成为一种知识、一种经验、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时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缺乏层次，直接从教育者角度出发，填鸭式的教育很难让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遥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开与受教者之间的距离，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从而导致受教者忽视了人生态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终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空间。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文学教育发展。将人文内容以及审美内容传授给受教者，使之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欣赏水平及认知水平。同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受教者的文学素养，激发人生观的养成，提升人格素养。为了避免文学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通过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给课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学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视主体个性发展的同时，促进教育内容的吸收，摆脱传统填鸭式传授模式[5]。

二、重构文学教育

（一）重塑文学教育理念

通过分析文学教育内涵发现，改变文学教育现状走出困境，首先要从转变教育理念入手。通过文学即人学的卓识来丰富文学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强化文学教育就是在强调立人和育人教育。要体现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导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陶冶受教者情操，丰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协作能力。文学教育作为终身教育，必须要围绕文学教育特性，注重文学教育审美回归，关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现实理想。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练，使得人格构建成为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同时，文学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导性为主，强调审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学性为核心的教育原则，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文学教育目标和方向。因此，坚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学教育的关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进文学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归文学教育人文性

新课改以后，强调文学教育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学价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这也是重构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艺术源于生活，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同样源于生活，是人对环境的体验也是人对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学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构要素。当有高学历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蛮人聚集的荒野。这句话说得就是文学需要人文性回归，作为一种精神来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让受教者在接受文学教育过程中充满灵性与激情、感悟，积极体会生命价值并对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不是短时间内能形成的，需要不断的熏陶和渗透。因此，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养以及心灵修养后，完善文学教育人文性。文学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义误区的，是承载着培养人类素养的重任，这也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学教育有一定的推动型，因为精神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渲染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也会形成有机结合，并最终成为教学亮点[7]。

（三）改善文学教育模式

传统文学教育模式过度肢解化，因此要实现文学教育目标必须重构文化教育模式，达到育人的最终目的。文学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并从中感知生命体会生命，了解文学中包藏的愉悦体验，培养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兴趣爱好和文学导向。由于人文性决定了文学教育属性。因此，改善文学教育模式首先要从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发挥文学魅力避免失去文学韵味。构建充满活力且开放的文学教育体系。使得学生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内容拓展视野[8]。第一，文学素养的丰富与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教育活动，充分尊重教育课题并创造平等的对话环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灵上获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学教育形式，坚持个体理解感悟原则，遵循个体体会和意会规律，从动态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学赏析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的情韵和风格魅力，做到抛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无定法却选择又发。文学教育过程是体验和感悟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角度出发，在受教者一定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发挥受教者的潜能张扬其个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终增强生命的感悟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充分发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能促成信仰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在政治教育中，文学教育能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政治观点和情感观点。在道德教育方面，文学教育能培养人优良的道德规范，营造好的文化氛围，对人发展和进步有一定的励志意义。文学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一定的人文底蕴，作为一种隐性教育，能丰富文化教育内容，有效消除人的逆反情绪和戒备心理，促进知行转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文学教育要做到人文性回归，重塑文学教育思想和文学教育理念。积极鼓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融合，实现资源共享并营造良好的政治教育氛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感染力。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3篇

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6] 姬沈育：《20世纪以来虞集研究综述》，郑州大学学报。2004.4。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罗宗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91-04

罗宗强先生强于理论思辨，敢于创新，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及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历史还原。特别是在历史还原时饱含着对古人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位文学史研究者那种高尚的志趣，让读者能隐约感受到一缕淡淡的忧伤。这一点是目前学界很多从事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也是罗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孜孜不倦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何谓历史还原以及罗先生及其门人对历史还原的运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于历史还原这个词语作一个解析。历史还原亦称为“观复”、“返本”、“复原”或“正本清源”，通俗地讲就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其实不然，古来文、史、哲本不分家，而且这样的一个概念今日不论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都得到了充分地阐释和解说，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视阈来阐释它。

《道德经》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可见此中“观复”就是观察回复万物变化，从中得出其规律，这就是最本初的历史还原。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知人论世了，如《孟子·万章下》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明确提出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了。我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一项决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它根本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研究，更无从把握古代文论的建构和理论创新，当然也就无法来发掘古代文学中蕴涵的深邃思想和悠久文化。而罗宗强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和著作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罗宗强先生不是第一位将历史还原应用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学者，近现代有许多大师都曾经从事过这样或类似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通过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吴梅的《词学通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作，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些大师在研究中对于历史还原的高度重视和巧妙应用，以及在传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功利。特别是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先辑录胪列有关成说、史料，使人明其轮廓概貌；其次间杂己见……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史证文”，即“以资料为主，我为客，让资料、史实说话”，这是历史还原的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最初尝试。而罗宗强先生则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里面应用历史还原之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引以为榜样的在世大师之一。

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上发表重要论文《并存、拓展、打通》，该论文明确提出：要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历史实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表示还原。1986年，罗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该书正是以隋唐五代之文学思想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原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的理论模式。时隔不久，罗先生又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指出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由于年代久远书籍散逸等客观因素和古今人思维方式差异等主观原因，我们后世人已经无法窥见它的原貌，亟需通过史的研究以推测它的本来面目。罗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面直接倡明了他的原则——“竭己之所能，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稍后在1995年《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指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只有搞清楚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也只有复原了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对于文学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这就像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节一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无法展开对于文学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在未能准确还原的历史基础上所作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罗宗强先生的大力提倡和呼吁，特别是他本人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身体力行，使得今日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还原蔚成新风。罗先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倡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应用历史还原来研究古代士人之心态，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文学思想的流变。他主张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来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藉以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因由，再作理论研究。曾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多种著作，现今阶段正在致力于《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特别是《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被教育部列为高校研究生教材，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所有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和研究范例。在罗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师门同仁及学生领悟其学术思想，并按照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写出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著作。比如张毅先生著《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先生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张峰屹先生著《先前两汉文学思想史》等等。特别是左东岭先生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获得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其《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获得北京市优秀论著。

二、罗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还原式书写

如前所论，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也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应用得最为成功的书写方式。当然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释。

（一）历史还原之时代背景的细致关照

罗宗强先生在访谈录中曾明确指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史料清理的基础上，尽力地去还原历史，并且要有自己对文学、对历史的看法，去判断是非，不人云亦云。”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代人写作并流传下来的，我们今天研究它们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为我们今人无法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更无法回到文学创作的当时，所以大量占有史料，尽力去还原时代背景就显得格外重要。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梦阳研究；明代诗文研究；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96-04

师海军（1977-），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西安财经学院文学艺术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陕西西安 71006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项目批准号：11XZW033）、陕西省教育厅研究项目“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1JK0239）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朝代的研究时段中，明代诗文研究受到的关注一直不多，自20世纪初“文学革命”倡导以来，人们更多地把研究视角投向了明代的小说、戏曲领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诗文研究日益突破小说、戏曲研究的范围，研究重心转向检讨20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趋向，这无疑对未来的明代诗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梦阳是明代中期重要的作家，“前七子”派的领导者，当时文坛的领袖，他所倡立的文学“复古”运动自下而上，狂飙突进，横扫文坛，其流风所及，影响明清两代垂数百年。李梦阳的文学作品流传广远，明代时已远居韩日，传世诗文包括诗、赋共二千二百余篇及各体文章三百余篇，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有关李梦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明代诗文研究的重心，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重点，故可通过李梦阳的研究管窥明代诗文研究的过往、现状和趋向。本文以郝润华与笔者所编的《20世纪以来李梦阳研究》附录《李梦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所收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的研究论定量分析，以此总结过往的明代诗文研究，觇视21世纪以来明代诗文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一

经笔者统计，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见表1：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有关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为216篇，其中，1980年前的一共才有6篇，只占总量的2.8%，可见，在1980年前关注明代诗文研究的人还很少，并且多集中在大的文学群体上。1980-1989的十年间有李梦阳相关研究成果33篇，占总量的15%，与之前相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应该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学术风气的自由活跃密切相关。代表的论文有张中的《关于李梦阳的生卒年代》、蒋星煜的《康海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南玉印的《李梦阳古文评价》、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这些研究开始把视角直接投向李梦阳本人，对其生平、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均有涉猎，尤其是对文学史上的一些故有偏见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尤以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影响为最大，该文不仅对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从整体上进行了梳理，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李梦阳的文学复古思想实开晚明的文学新思潮，从学理上给予了李梦阳及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极高的评价，对于明代的诗文研究无疑有着指向标的意义。自此以后，李梦阳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入的关注，明代诗文研究也不断的深入，其后的十年，即1990-1999年，出现了相关研究论文57篇，占到整体研究总量的26%。2000年至今的十年更是涌现出了120篇相关论文，占了56%，超过总量的一半还多。

纵观20世纪以来的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数量，显示出明代诗文研究由20世纪80年代冷僻的研究领域逐渐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成果数量的增长极快，尤其要强调的是出现了四篇以李梦阳为研究中心的学位论文，这说明明代文学研究正成为硕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的深入程度。

20世纪以来，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对比见表2。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一共为123篇，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为93篇，无疑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具多。以十年为期，分段考虑两者之间的论文数量增长对比，也与表1所显示的明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增长相一致，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对作家个体的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均获得增长，但详细的分析表2数字，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前直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一篇，即马茂元的《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争论》，至1980-1989年则为21篇，增长了21倍。1990-2000年增长了24篇，达到36篇，相当于前十年的1.7倍多，本世纪的前十年又增长了29篇，达到65篇，相当于前十年的1.8倍，虽然绝对数量也在增长，但整体的增幅在放缓。对比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除了1980年前李梦阳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超出而外，其余年份绝对数量均少于前者，但2000年至今的相关研究数量与前十年相比增长了2.6倍，增长的幅度又超过了前者，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领域中对作家的相关研究在逐渐增多。

二

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按内容可分为生平与交游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研究、文献考证研究、大文化研究五类，其相关研究论文总数、具体分布年代及数量见表3。通过表3数据，可以看到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总计123篇，从内容所占比例来看，有关李梦阳文学理论的文章最多，共计49篇，占总量的40%，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从不同时段的数量来看，也呈均匀的增长态势，如，1980-1989的十年与之前相比，增长了7篇，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6篇，21世纪以来增长12篇，但相同的题目被大家频繁的关注，难免会有重复之嫌，如关于李梦阳复古、文学思想探讨的文章共有21篇，新意并不很多，富有创意的文章较少。另一个人们持续关注的题目是有关李梦阳与何景明文学论争的，自马茂元的《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争论》首开其议之后，共有13篇文章，像饶龙隼的《李何论衡》颇多发凡的也不多见。这两者相加，达到34篇，占到以李梦阳研究为研究对象总量的69%。

由于明代文学资料相对丰富，人们惯常认为作者的生平、交游相对来说容易考见，但这同样也会带来困惑，人们也易陷入资料的海洋中不能自拔。有关李梦阳生平、交游的文章为38篇，占总量的31%，从时段来看，全部集中于1980至2011年之间，且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如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增长了4篇，21世纪以来增长了3篇，显示出人们对明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的关注在增加。当然，与前述文学理论相比，难免也有重复，利用新材料较少，新意不多。而关于李梦阳与《中山狼》关系的文章，分别有蒋星煜《康海（中山狼）杂剧并非为讥刺李梦阳而作》、张中的《为李梦阳辩诬——谈明杂剧（中山狼>》、田守真的《杂剧（中山狼）本事与李梦阳、康海关系考》等。

与前两者相比，李梦阳作为明代文坛的大家，学界对其文学创作研究较少，仅有19篇，占总量的15%，这也代表了学界对于明代诗文成就的看法——认为明代诗文创作中的新意不多，文学成就较为逊色。我们姑且不论明代诗文创作的成就高下，单就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而言，从这一角度切入的问题也有其不能忽视的意义。其中，南玉印的《李梦阳古文评价》是较早的一篇文章，穆甲地的《李梦阳探讨》对李梦阳的单首诗歌进行了探讨，21世纪以来郝润华分别有《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模拟与新变：李梦阳骚体赋的创作特点及成就》、《李白七言歌行及其对李梦阳的影响》等文章。从出现时段来看，其中，15篇文章出现于2000年以来的十年之中，占全部总量的79%，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一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关李梦阳文献考证11篇，占9%，代表性论文有梁临川的《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毕昭杰《甘肃庆阳李梦阳之母高氏墓志录文辨误》、王公望的《李梦阳著作明代刻行述略》等。大文化研究6篇，占5%，代表论文有黄长椿的《李梦阳与明代江西的文化教育》等，均显示了明代诗文研究中人们从纯文献的角度与相关文学的综合的角度去考察，且均是近十年才成为关注的对象，预示着这也将成为明代诗文的增长域。

20世纪以来，以李梦阳相关研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共计93篇（见表4）。把李梦阳置于作家群体为78篇，占84%，在作家群体研究中，置于“前七子”派的占绝大多数，为57篇，占61%，从时段来看，呈现均匀地增长的趋势，每个时段增长均在2倍左右，显示了学界受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之深。把李梦阳与“复古派”结合起来的研究为20%，表明了学界对于其介于复古与革新之间的考量。把李梦阳置于“摹拟派”仅有2篇，分布在21世纪之前，显示了视李梦阳文学思想为落后的文学观念在学界逐渐被扭转。

以文学的大文化观来研究的为15篇，占总量16%，与前者相比，研究的多寡可谓泾渭分明，但从分布的时段来看，主要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以21世纪以来为多，为11篇。其中又以涉及思想与地域较多，分别为5篇、6篇，如王忠阁的《明学的演变与文学复古》、史小军的《论明代前七子的关学品性》、许苏民的《明代文艺启蒙的三次冲击波》、师海军的《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商业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二》。而从时代风气、政治形态的角度考量分别为1篇、3篇，且均集中在21世纪以来，分别有黄卓越的《论明中期文权的外移——弘治朝文学振兴活动考略》、刘化兵的《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明代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士风与文风》。从研究的数量与深度来看，文学的大文化观来研究将是明代诗文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三

20世纪以来，海外李梦阳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统计见表5。从各个时段来看，研究数量分布并不平衡，分别为1980年前6篇，1980-1989的十年为11篇，1990-1999的十年仅为3篇，21世纪以来共有12篇，也无规律可循。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以李梦阳为研究对象的篇目，在内容上的关注点与大陆相同，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丰富，如关于李梦阳文学理论的篇目为13篇，占总量的65%，代表性成果有松村昂《李梦阳诗论》西村秀人《李梦阳复古理论根据》、王欣慧的《论李梦阳的文学复古理论与拟骚作品》、简锦松的《从李梦阳诗集检验其复古思想之真实义》、侯雅文的《论李梦阳以“和”为中心的诗学体系（之一）——以“和”为依据所规制的诗歌本质与功能》、《李梦阳以“和”为中心的诗学体系（之二）——以“二元对立调和”的法则为基础而规创的诗歌创作理论》。关于李梦阳文学创作也有论文4篇，占总量的20%，分别是李素冰《李梦阳（1473-1529）散文研究》《李梦阳辞赋研究》、元钟礼的《李梦阳绝句的美感范畴之分布》。关于李梦阳生平交游较少，只有1篇，为铃木虎雄《李梦阳年谱略、王阳明匕交涉及空同集就》，简锦松在其台湾大学1980年硕士论文《李何诗论研究》附录部分附有简单《李何年谱》。海外关于李梦阳的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也极少，只有颜婉云《明清两朝有关前七子（王九思、李梦阳、王廷相、康海、边贡、徐祯卿、何景明）生平文献目录》和萧家怡的《李梦阳（空同子）叙录》为代表。

海外李梦阳相关研究论文也与中国国内相同，“前七子派”多，复古次之，摹拟的观点被完全摒弃。大文化只有关于思想的1篇。虽然海外的李梦阳研究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较少，但从其分布而言，显示出海外明代诗文研究少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显示出了与中国国内相同的学术旨归。

四

综合对20世纪李梦阳及其相关研究所作的定量分析，可以预见未来的明代诗文的研究基本趋向是：

学界在普遍关注明代作家文学思想的前提下，对作家个人的基本状况的摸底研究，如对其传世文献的概况、生平研究、交游状况、诗文创作等研究会逐渐地更加细致深入，以此必能推动明代诗文研究走向进一步的深入，尤其是硕博士把相关作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小作家会被纳入研究视野中，这样有关明代诗文的研究就会拥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会给我们呈现更为真实的明代诗文面相。

与把明代作家置于文学群体、从其思想的角度切入进行长期的、较为深入的作家个案研究相比，从地域因素、思想变迁、时代风气、政治生态等“大文化”角度进行的相关综合研究已引起学界关注，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深入。这将使明代诗文研究从分散的独立的点走向互有联系彼此相关的面，最后形成一张紧密的网，使明代诗文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具体、客观的呈现，更具有立体性。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6篇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文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呵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那么孔子的文学思想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呢?

二、当代文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由于长期缺乏文学理论,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显得比较陈旧。有人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教学;或是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些观念是陈旧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教育的本来面貌,束缚了文学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缺乏理论。过去由于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不够重视,只有在大学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才会有一节是谈文学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关于“文学教育”的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体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还是“活动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回避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

3.重视不够。虽然有些院校已经开设了文学课程,还有学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国家方面对学校的要求而言,没有像“两课”那样的硬性规定,没有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全国性统一考试,所以学校重视的力度远不及思政、外语等学科,这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也导致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应付了事,难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页标题#e#

4.模式老化。大学文学课程应该是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强烈影响,文学教育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传授,却不能把文学内容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对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难以体会和认同,文学教育无法达到传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审美意义的范畴。虽然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当代的文学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当代文学教育要实现终身化。终身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仅凭《诗》《书》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就基本实现了文学教育终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文学“悟”的能力以及“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了学生自学机制的培养。文学教育的终身化是与文学对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满足、滋养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人的“创新素质”和“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不断生长的需要和土壤。

2.当代文学教育要体现人文化。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观、群、怨”,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伦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教育既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人文教育。我们对文学教育关于人文素养的认识,绝不是对“兴、观、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强调灌注人文精神。我们必须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认识文学教育,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性地进行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改革,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文学教育达到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目的。

3.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个性化。文学教育只有把学生置于这种价值世界中,让学生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诗意,这才是文学教育的美学蕴涵。而当前很多文学教师总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沦为理论的工具,学生的文学阅读也被束缚在理论中,文学情感逐渐流失。在学习个性化问题上,孔子给我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放式教学法,即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文学教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文本体验的基础上,然后教师再给学生解惑,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才能实现。

四、结语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7篇

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论文联盟动，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论者或辨析欧阳修“道胜文至”、“穷而后工”等理论建树的价值内涵，或探究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新运动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但这两方面的研究往往各自为营，没有做到彼此关联、有机统一。事实上，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内容丰赡、视域广阔，其文学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本体论或创作论层面上，而是着力从多维度、全方位的视角予以深入客观的考察，尤其是在“文学接受”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对其文学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也对丰富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宝库具有重要价值。

最能体现欧阳修文学思想之多维性的，是他作于景裙元年(1034)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中简称《代》)。为便于论述，现将文章主体抄录于下：

某月日。具位某，谨斋沐献书枢密相公阁下。某

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苟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问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甚臭，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苟、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菜不佞，守先人之绪馀。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为名进士，以对策为贤良方正，既而守道纯正为贤待制。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宜其言之所载，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传也。然未能甚行于世者，岂其嗣续不肖，不能继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盂、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汉之徒，亦得其史臣之书。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如梦得之序子厚，孛汉之序退之也。

在这通书信中，欧阳修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文学作品传世行远的因素。

首先，就作品而论，欧阳修强调“事信”与“言文”要二者兼顾。他认为：“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并举出“圣人之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作品不仅要内容真实可信，而且需有文采。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提倡文章风格应各具特色，因而或“博辩而深切”，或“宏肆而无涯”，或“抑扬感激，劲正豪迈”，或“语愈缓”而“意愈切”，凡此均显示欧阳修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注重。当然，在“事信”与“言文”之间，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就说过“言之不可恃”的话。“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从先后顺序亦可以看出，“盲文”虽是所需，却是居于第二位的。

其次，就作者而论，欧阳修指出作品的流传与否，关乎作者自身的“道至”与否。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的主要立场是道充为文，先道后文，标举“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提出“道胜文至”的著名观点：“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祖择之书》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强调对主体精神和人格境界的修养提升，否定片面追求文辞之工，认为若无道之充实，即使“文章丽矣，言语工矣”，也无法实现传世行远的目标。

此处在列举“圣人之文”后，欧阳修又以诸子之文和西汉之文为例，认为诸子之文“亦善为言”，然“或传或不传”，原因即“其道有至有不至”。《答吴充秀才书》在提出“道胜文至”后接着说：“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欧阳修认为，孟子、苟卿以“道至”为务，故得以流传至今；而扬雄、王通则以模仿圣贤言语为务，是“道未足而强言者”。但此处却云“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扬雄且在“焯然暴见而大行”的“数家”之内。由此可见，虽然欧阳修推尊“道胜文至”，认为“言之不可恃”，批评“职于文而已”，为“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问者”而“窃悲”；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即道不胜而文至、文至而道未至的作品也能够流传后世。“道胜文至”只是作为儒者的欧阳修的文学主张。而仅仅“善文其言以传”的作品，虽“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但“文”的独立作用，欧阳修是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几乎从未承认“文学性”的独立存在，总是将其附着于“道”。欧阳修对于“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这一客观事实的揭示，表明他已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文学性”的独立价值，因而在处理“文”“道”关系上能较其他宋儒更为客观合理。

再次，就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而言，欧阳修强调文之“行远不远”叉“系其所恃之大小”。他列举了“《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汉之“声名文物之盛”以及唐之“太宗之政、开元之治”等，论证作品所“载”之具体历史时代对其传世行远的影响。对于二者的关系，欧阳修的观点是：“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所载者大”不仅指作品反映的“问题重大”，而且含有作品诞生的历史时代昌明兴盛这一意义。太平治世可以造就出不朽流传的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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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一观点体现了欧阳修文学思想的儒家传统性，欧阳修意识到政治因素对文学作品的流传具有重要影响。

欧阳修将“所载者大”与“其传也章”统一起来，还有一层因素，即他怀有对事业、文章二者兼得的人生期许。《进徐无党南归序》云：“修之于身，论文联盟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欧阳修认为“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之说，然此序主旨实为感叹梅尧臣穷困不遇，惋惜其事业、文章不能兼有建树，“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欧阳修也意识到二者兼得并非易事，曾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施之事业者，“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见于文章者，“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日穷者之言易工也”。但欧阳修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并不仅在于“穷而后工”。他曾告诫友人“慎勿作成戚之文”，又号召时人向唐代李翱学习，“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事业与文章兼得的人生期许，使欧阳修赋予文学更多的现实关怀性，加强了文学与时代的紧密感。

《苏氏文集序》中，欧阳修曾指出文风与时代脱节之现象：“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唐太宗时虽治世昌明，但文章依然沿袭南朝骈俪之风，不能革其余习而复于古。此处，欧阳修却盛赞“太采之政”，“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可见欧阳修所谓“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与文风无关，他并不排斥骈俪之文。

最后，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欧阳修指出“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他列举的证据有：六经因孔子删正而传，荀、孟、屈之文因其弟子而传，汉人之文因载于史册而传。欧阳修这通书信的目的是代人向时任枢密使的王曾求撰序文，文中言其“先人”“守道纯正”、“以文辞为名进士”，又“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已满足欧阳修上文提到的三大条件，但依然“未能行于世”。可见，文之有“待”对于作品的传世行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张应之字序》中，欧阳修也以“空谷”“应必有待”之喻，强调了外界因素的决定作用。“有待”的方式，欧阳修将其概括为两种：其一，“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二，“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又以刘禹锡、李汉分别序柳宗元、韩愈文集为例，论证“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欧阳修此处所思考的“待”，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有相关之处，即注重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能动作用。后者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但与“接受美学”过于强调对文本的阕读阐释不同，欧阳修此处的“待”更着重于读者当下的现实参与性。因为中国古代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及影响，主要还是生发在文人圈内，即欧阳修所说的“门人故吏、亲戚朋友”。这些读者往往自身也参与文学创作，在与作者互相酬唱、推许、商讨过程中，为作品的流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文坛名宿的奖掖夸赞，可以使作品获得声誉，从而扩大影响，因此“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接受”是不为所重的一个环节，历代文人甚少有对其进行理性思考者，因而欧阳修此处的论述显得弥足珍贵，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宝库。这也是欧阳修文学思想中与其文学活动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

美国康奈尔大学m·h·艾布拉姆斯教授在其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欣赏者、世界，并用一个三角形的模式来安排这四个坐标，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他认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

借鉴艾布拉姆斯的这一三角形坐标．我们可以把欧阳修在《代》中所展现的文学思想，绘成如下的图形。

欧阳修并没有建构文学批评体系的强烈意识，也没有对中国历代文学批评的方式予以系统梳理，他从四个维度对文学现象所做的考察，也只是见于一通代人而撰的书信中。但他毕竟早于艾布拉姆斯900年，就已经意识到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已开始思考对作品流传具有影响作用的四大因素。这种对文学现象多维度、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无意套用艾氏的理论框架，只是深切感受到欧阳修文学思想确实存在这种多维性。

文之有“待”这一维度能在欧阳修文学思想中占重要一席地，与欧阳修的人生观、生命观有重要关系。欧阳修对人的“后世之名”充满了强烈的价值期待。其《书简·与王郎中》写道：“自古贤者无不死，惟令名不朽，则为永存矣。”《廖氏文集序》云：“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非汲汲有求于今世也。”《杂说三首》云人“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在欧阳修看来，不朽的后世之名正是人类之异于万物者。《鸣蝉赋》也表达了这种对百世之名的期待：“呜呼，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答圣俞莫饮酒》亦云：“功施当世圣贤事，不然文章千载垂。”正如陈晓芬先生在评价欧阳修生命观时所言：“人作为万物之最灵，其生命价值还应显现出超越生命物质形态而永恒垂世的效应。”正是由于对不朽令名的关注和期许，欧阳修在思考文学这一人类独有的创造活动时，能从“传世行远”的视角去考察文学现象，从而探究作品完成之后的诸多因素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

欧阳修在“文学接受”方面的思索罕为研究者关注，而这一维度恰能在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间架转贴于论文联盟

起桥梁。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新运动最终获得成功，固然存有诸多因素，但他关于“文之行”“犹有待焉”酌清醒意识，对其实践活动应具有指导作用。

宋初阜于欧阳论文联盟修而提倡古文写作的，已有柳开、王禹??、穆修等人，但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候。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关键因素正如叶适《习学记言·吕氏文鉴》所言“盖无师友论议之故也”。师友朋辈间的交游议论、奖掖推许，正是诗新运动获取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若只是单枪匹马，而缺少文学群体的共同力量，则难以取得成功。天圣年间洛阳文人集团正是这样一个文学群体，欧阳修后来回忆道：“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俊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

交游议论向为欧阳修所重，曾自言“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欲“阴求天下之奇士”，又云“余虽后进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游，其问交者固已多矣。”文之所待者不仅是“亲戚朋友”，还有“门人故吏”，因而“欧阳修好推挽后学”，“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当世能文之土，比比出公门下”。“至嘉?末号称多士，欧阳予之功为多。”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曾指出，韩愈所以能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盖亦由其生平奖掖后进、开启来学”，“故‘韩门’遂因此成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实为的论。

正如“梦得之序子厚，李汉之序退之”，议论推许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对方的作品集作序。欧阳修就曾作有《释秘演诗集序》、《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谢氏诗序》、《梅圣俞诗集序》、《江邻几文集序》等。在序中推许对方诗文创作的成就，扩大其声势影响，为其“传世行远”推渡助澜，同时也借以申张自己的文学观念。宋诗新貌的孕育离不开梅尧臣的贡献，但如果仅仅依靠他个人的创作，而没有师友朋辈间的议论推许，其对宋诗的影响便不会如是巨大。欧阳修便是评赏梅诗最为勤快的一位读者。他先后在《书梅圣俞稿后》、《梅圣俞诗集序》、《梅圣俞墓志铭》等文章中不遗余力地称赏梅诗。《韵语阳秋》云：“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宛陵虽尚平淡，其始有秀气，中岁后始极不堪耳。苟非群儿之推奉，彼亦不敢毅然放肆。”其论梅尧臣诗虽不免含有偏见，却指出了朋辈间的推捧对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北宋诗新运动的成功，固然与欧阳修等人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实绩密不可分，但文学刨作之外的其他因素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嘉?二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其古文主张；宋仁宗患时文之弊，于天圣七年、明道二年、庆历四年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而在政治因素之外，尹洙、梅尧臣等朋辈的桴鼓相应、摇旗助威，曾巩、苏轼等门生的传其衣钵、承响接流，都是这场运动获取成功之“所待”。作品、作者、时代、读者这四维因素共同促成了这场意义深远的诗新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旗手欧阳修，在他28岁时(景?元年作《代》)，就已从这四个维度对文学进行了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王充 《论衡》 综述 补充

从汉朝至今，王充的《论衡》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论衡》中所显露的求实精神、唯物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方面的识见，给予了较多关注，涌现出了许多专著与论文。章炳麟《国故论衡》、胡适《王充的论衡》、钱穆《国学概论》等等，都给予其积极的评价。稍后，黄侃、任继愈、徐复观、周桂钿、侯外庐、张岱年、李维武以及前苏联的阿·阿·彼得罗夫等很多学者，都陆续发表过对于王充及其《论衡》的高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邓红的观点，其《王充新八论》完全批判了王充，对于他的疾虚妄、颂汉、命论与气论的唯物意识给予了否定，虽然有惊人之举，但也有一些偏颇。通过分析近五年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的研究，本文拟从思想、文学两方面对这些研究状况做一些综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总的思想的研究。赵平安的《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人性论、政治观等方面论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王充的“用气为性”和“命”的思想进行了解析；杨萍、王全权的《王充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用伦理学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张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两重性；刘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浅析》（《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0年第2期）论证的是天道的自然观，对灾异应政、福瑞说进行了贬斥；王先亮的《从“天人”处看董仲舒、王充哲学思想的内在趋同》（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对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观念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异同；王先亮的《论董仲舒、王充哲学天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对王充的天论思想的各种表达做出了论证；王永哲、何丽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温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详细论述了王充的命的观念和自然的关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对王充天人学批判中的困惑进行了论述；王先亮的《论董仲舒与王充哲学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对王充的善恶以渥泊区分，通过教化改造善恶人性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并和董仲舒的观点作了区分。

3.其他方面。吴从祥的《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阴山学刊》2009年第5期）阐释了王充对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贡献；梁娅华的《王充〈论衡〉性、命论之伦理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运用伦理学阐释了王充的性命学观点，指出王充的哲学观点是元气自然论；陈未名的《浅析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论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体现在对宇宙观、认识论、历史观、性命论的理解上；赵恒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王充“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运用唯物史观，对王充的命论进行了详细的辩证分析；刘祝环、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灾异说又谈瑞应矛盾的辨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灾异说却又谈瑞应的矛盾；赵清文的《王充〈论衡〉中的惠民观及其借鉴意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满足人民正当需求的惠民观，肯定了德治与教化；刘敬的《论王充对有神论的批判》（兰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论、鬼神论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对有神论批判的现实价值；史少博的《王充〈论衡〉对〈周易〉术数的贡献》（《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对《周易》术数的贡献，并论述了其对易学的重要价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观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年）对王充的自然生命观、神鬼论、厚生薄死进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观考论》（《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义霞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论证了王充提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的观点。

二、《论衡》文学研究

1.《论衡》文学思想研究。周立明的《东汉前期士人心理与王充的文学思想》（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东汉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质，并指出了真美实诚的文学观及真美的关系；金鑫的《王充〈论衡〈与东汉文学思想》（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论述了王充与东汉文学的关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文质观、语言观等等；刘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观重估》（《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张文章的创新，但却忽略了以故为新；田茉莉的《〈论衡〉真美观及文学传承》（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文学角度阐释疾虚妄、立实诚的含义；钟志翔的《王充文主实诚论平议》（《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阐释了王充为文合乎情理、精诚由中的理论；张恩普的《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论证了王充的文学理论即质文相称、文学语言的通俗观等；张春蕊的《王充的文艺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论证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气性、文质论等；李进超的《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将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进行了对比。

2.《论衡》文学表现研究。郑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对王充的意象论及象征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韩夏的《简析王充对夸饰的朦胧感悟》（《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对于夸饰的两面性；胡文文、张斌荣的《从〈自纪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窥〈论衡〉的情感力量》（ 《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揭示了《论衡》中的情感即对理想的执着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董钦的《〈论衡〉与〈潜夫论〉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指出了《论衡》与《潜夫论》在气论、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王济民《〈文心雕龙〉与〈论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两者在立意、体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指出《论衡》的文士博通、文质关系以及文气对于刘勰的作品的影响；黄文雁《〈论衡〉中的空间叙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以一种新的角度对《论衡》进行探讨，重构了王充的叙事空间结构；张长明、李后生《王充“论说”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对王充的“论说”进行了阐释；董晓可的《浅论汉代文质观的重质倾向》（《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质观进行说明；郭永良《王充的论证逻辑及其社会功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探讨了王充在逻辑论证方面的思想；祁长见《王充的逻辑思想探析》（西南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论说了王充的认识论思想、逻辑思想、论证思想以及它们的影响；李牡琼的《论王充论证逻辑产生的渊源及其理论知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阐释了王充的论证逻辑。

3.关于文学的其他方面。石慧《论王充文人观与文人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王充的文人观进行了分析，并与气相联系，阐释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继尧《〈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优缺点；黄平《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阐释了王充对龙的认识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杨阔的《王充〈论衡〉对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阐释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对孔子的认识；申向群的《王充〈论衡〉的实用文写作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对于实用文理论、原则、语言的要求；吴从祥《王充神话观探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对于神话的矛盾性；吴从祥《〈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详细分析了王充对于禹形象的理解，体现了王充的个性；张利群《论中国古代作者“超奇”说的批评学意义》（《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2012年第5期）论证了“超奇”对于作者的意义与要求；高有鹏的《汉代民间文学观述略》（《天中学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归纳，不难发现近五年来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文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学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阐释大部分是单方面的。王充文学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这两方面的联系进行探讨，对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王充与现代文学的意义联系得很少，尽管王充反对文学色彩，但是他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 摘要：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南北朝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等因素对卢思道文学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卢思道；南北朝；文学思想；时代特色

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是“

这些都是文人们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所开列的济良药，而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讲究质朴无华，从而能真实地表露作家的情怀。思道创作受其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环境熏染的结果。这里的环境不仅包含上述的人文环境，亦包括北方的地理环境对文人的陶冶。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北方的雄浑与浊重，使得诗人抒写情志往往有阳刚之气。《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颜氏家训·音辞》中亦有 自然 环境不同从而对人有不同的影响的描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山川的深厚不仅可以影响人的语音质量，而且还影响人行为处世的气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日：‘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聊’南人北人对分别一悲一乐，差距较大。卢思道的赠别诗中就有此种豪放情韵。他的《赠刘仪同西聘诗》和《赠司马幼之南聘诗》中都充满了对分离的一种勉励和鼓舞，显示出一种豪情：“灞陵行可望，函谷久无泥，须君劳旋罢，春草共萋萋。”(《赠刘仪同西聘诗》)诗人祝愿刘仪同此次西聘能创宏伟事业，诗人更想在其凯旋后，与其在春光中再故地重游。“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赠司马幼之南聘诗》)那些前贤又有什么遥远的呢?你的出使南朝亦可以获得和他们一样的美名!在这两首诗中，作者虽有悲情的存在，但最后抒写的都是豪情壮志，阳刚之气粲然十足。

我们再来分析南北文学交流对卢思道文学思想的影响。南朝一直是被看作

文学思想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这反映曹操之惧“为文伤命”的文学思想。《养气》所引，事涉养气，谓用思过度有伤身体，这不仅是曹操的文学思想，也是曹操的养生理论。如果曹操有关养生的文论能保存下来，则对于曹王的文气说的理解当能更为丰富而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