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16期

多年前，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了一种矿石，这种矿石一经震动便会产生极其强大的杀伤力。为独占“魔石”，特别突击队队员杰克及11名队友被中央情报局派往南非，利用先进高级武器强行掳走了3名科学家及所有的“魔石”据为己有并进行私下交易。谁知突如其来的空难事件，致使所有突击队员遇难，可杰克侥幸生存。当非洲土著居民在森林中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并且完全失去了记忆。在土著人的照料下，杰克日渐康复，但他对自己的身份和身处此地的原因却一无所知。为此，他经常发问“我是谁”，于是土著人就习惯性地称呼他为“我是谁”。这是上世纪很火的一部电影《Jackie Chan's Who Am I？》中的情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是“我”。很多时候，最容易迷失的一个字也是“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知人难，知己更难，找到自己也就找到了世界。所以，我常常忍不住像杰克一样问自己：我是谁？

我的梦想不是当老师

我从小喜欢画画，想着长大后能成为画家或是服装设计师。阴差阳错地上了师范，幸运的是仍然可以画画，当时不觉得，现在忆来，是人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可以尽情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到毕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老师。1996年工作后，才有种恍然大悟的懊悔，我怎么成了一名老师，一名语文老师？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工作半年后的一天下午，我斜倚在宿舍的门框上，望着如血的残阳，心中大声呼喊：谁能把我从这里带走？没有人回答我，我只能继续着我的教师工作。

跟我搭班的老师曾经悄悄地说：“她不懂教！”虽不中听，却也是实话。上课不照着教案讲，作文不照着规矩改，班务工作也是一团糟。学期末班主任会议上都要通报各班流动红旗数，优秀的班级三十几面红旗，一般的班级也有二十几，当报到一位老师十五数时，会场一片哗然，我抬眼看着她们，心想：还有更少的呢！果然，“丁伟，八面红旗。”没有哗然，大家吓坏了！我不慌不忙地望着她们！尽管学校也曾像对待后进生一样鼓励我，比如让我对外开课，可是像我这样对工作没有任何期待的“后进生”，这样的激励措施并不起作用，我依然我行我素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可是，也是这样的我，同一个我，却得到了学生们的喜欢，他们总是回家对爸爸妈妈说我有多好多好，对他们好，教得也好，即使现在，我也不敢坦然地接受这样的赞誉，何况当时浑浑噩噩的我。我怎么个“好”？放学允许他们说着话，歪着队伍出校门；作文天马行空，内容乱七八糟；课上跟教材唱反调；课后阅读闲书，放着好好的课文不教，却用来谈人生，说故事。是因为这些，学生们才喜欢的吗？学生们说：是的。现在看来，这些举动多多少少折射出“尊重学生”的教育观念，但我当初这么做并不是有意为之，也并不是我有才华、我有高人一筹的远见，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当老师，当讲台上站得高高的老师。对这个工作我没有期待，不在乎它能带给我多大的荣耀和成功，这些消极因素却不知不觉让我变得超然，“不懂教”无意中竟成为工作中的积极因素，让人始料不及。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总说要有角色意识，要清楚自己是谁，要什么，怎样得到？却忘了苏轼还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失去了审美的距离，重要的东西便会进入盲区，怎么找也寻不到。对于工作的无期待，让我走了很多弯路，却也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风景。

因为内心的情感，差不多有十年，我拒绝阅读教育杂志和书籍。小说、散文、科技、史学，佛教甚至收藏，我都喜欢，唯独不喜欢教育。如果是心理学方面的，也一定是纯心理学，比如弗洛伊德、荣格，不能是教育心理学。结婚前，常常读书到深夜，读的尽是这些于工作无用的书。一开始幻想着考研，逃离工作。后来不得不放弃考研，却仍然惯性地毫无目的地读书，我也不知道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也许只是假装文艺罢了。我也鼓励学生像我这样不务正业地读闲书。值得庆幸的是，我遇上了一群宽容的家长，没有把我告到教育局，捅到某某论坛上成为“热帖”。语文课，不想讲课文了，便讲讲我读到的诗歌、文言文、人类的故事，小孩们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但不影响他们对此着迷，伟大的语言在哪儿都能闪射出它们的迷人光芒。一个学生在日记中说：“他弯下腰，撅起屁股，把头埋进书包，稀里哗啦地找起来。我站在他身后，突然有一股冲动，踹一脚那个屁股。”工作外的阅读，让我读出这句话有着浓厚的小说语言的味道，我狠狠地夸了这个学生，夸了这样的习作，我懒得思考这样的夸奖会不会带来德育的混乱。多少年后的今天，已经上了大学的学生托人捎信：告诉丁老师，她的阅读指导和作文指导是正确的，要坚持走下去。任何人听了这样的话都会感动，而我更多的是愧疚。当初那么教，并不是想着将他们教好，只是不愿意循规蹈矩地做我原本就不太愿意做的工作，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已。为了表示我对最初梦想的矢志不渝，我警醒地保持着跟教育工作的距离，这让我失去了很多次体会教育春风化雨的酣畅喜悦的机会，却也无意中拉开了学生跟学习机器的距离，带他们走进广阔的阅读世界，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

长大的学生回来看望我，问：“丁老师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教吗？”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像以前那样教是对了，还是错了？十几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此生再无其他职业选择。随着女儿的长大，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孩子不能沦落为教育的实验品！当初的无目的游戏工作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今年我又送走了一届学生，我写下这样一段话送给他们：“我是你们的老师，但内心里却不断地涌起教育的悲凉和无奈。对你们的四年教育，既融入了我的教育理想，也有对现实的妥协，请原谅我的不坚定和无力。离别之际，我祝愿你们比我勇敢，比我聪慧，在繁华喧闹中看清前方的路，在推推搡搡中保持自我的觉醒，在沉浮起落中依然拥有一颗激动的心。如果你要感谢我对你们的教诲，请用你们的明天证明我今天的工作还有那么一点价值，那样我会少些妥协，多些坚持，即使伴随着你们的年轻我慢慢老去，那也是一种幸福。”当我们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责任意识，当我们“置身”教育工作的漩涡中，我们还能像当初的“我”那样“不懂教”吗？去年，林旭东、陈丹青和韩辛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通过旧作成功地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艺术最真的年代。陈丹青初中毕业就下乡去了，之后的学习全属“非正规教育”。他们在“野外”遇到了陈逸飞、夏葆元，谁也没有明确说我来教你，你是我的学生。陈、夏画画，他们就在旁边坐着抽烟、聊天，然后他们再画了给陈、夏看。他们谈到自己的成长都觉得这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这样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影响了他们一生。我们是被名正言顺的称为“老师”的人，却又做了多少“老师”的事，让学生日后能在迷惘中坚守，在沉沦时振作，在寂寞时温暖？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作为教师，不知是该记住还是忘记？

老师也想做个自由的人

有人说，现代教育的弊端就是把不同的学生教育成同一个人，泯灭了作为一个人的独特和自由。如果说我跟教育工作的若即若离无意中成全了学生的个体性，那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想被培训复制成跟别人一样的老师。我们常常把教育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殊不知，艺术追求的是“不一样”，“一样”只会让艺术失去生命，无论是创作艺术的人还是完成的艺术作品绝不允许雷同。

多年前执教《隔窗看雀》，平凡的普通生命的平静和尊严让我对窗外的那只雀肃然起敬，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就是那一只雀，我们飞不上大鹏的高度，却能感受到森林的深度，这也是一种人生，这样的人生来得并不比大鹏的人生容易和卑微。所有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存在形式不同，各自的理想天地不同，就像文中所写的：“忙碌而不羞愧，平庸而不自卑。”我认同这样的生命和存在形式，并在我的教学中表现出来。这样的人生态度和文本解读被评价为胸无大志，眼界不广，站得不高。大家认为一堂好课首先应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求“成功”的人生，确定“正确”的“主流”的人生观、价值观。基本思想发生偏差怎么能算好课？当时我也只是从生命认同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篇课文，并没有去找强大有力的教育理念做后盾，但我也不愿意在又红又专的思想路线的统一指挥下去实行我的教学工作。对的、好的标准为什么只有一个？美国有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并非只倡导人们读好书，有时候竟然是读禁书。某些书因为尺度问题的确不适合某些人阅读，但在美国人看来，“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公众自由”。读一本禁书就是多一次通向自由的机会。同一时空下，我们的对与错都是相对的，谁都不知道多少年后，会不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那何苦以暂时的对来否定暂时的错呢？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有不少人本来是外道门徒，后来经过佛法的熏陶，转而皈投佛陀座下，成为佛家弟子。例如婆私吒、婆罗婆二人便是婆罗门出身的青年，当初他们跟随佛陀出家，引起其他婆罗门的责难，骂詈他们道：“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种族，是从创造宇宙之神的梵天嘴巴中生出来的，是梵天的继承人，而你们竟然与卑贱阶级的人民在一起，甚至礼拜这种人为师，简直是自贬身价！”婆罗门的话在当时是多么正确，多少年后，她的话被证实是错误的。

工作十几年了，师范的同学特级的特级，校长的校长，用行话说，专业成长得都很好，这是他们的才华使然和勤奋的结果。同学相聚，不打诳语，他们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身心的疲惫，每个人都要有课题，每个人都要形成自己鲜明的教学风格，每个人都要出书，两年要到达什么，五年要到达什么。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形成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工作哲学。工作是人生的第一要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想起一个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一位渔夫在海边钓鱼，钓了几条就收了杆准备回家。一位路过的富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多钓一些鱼？”渔夫反问：“钓来做什么？”富人说：“可以把多出来的鱼卖掉买一条船。”渔夫问：“买船做什么？”富人说：“可以钓更多的鱼去卖。”渔夫问：“钓更多的鱼去卖做什么？”富人说：“那你就会很有钱。”渔夫又问：“很有钱能做什么？”富人说：“那你就可以到处旅游，悠闲地躺在海边晒太阳。”渔夫说：“我现在不就已经休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吗？”这则寓言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哲理：我们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工作是目的，还是快乐平静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过一种舒适、宁静、沉思的生活，如果短短的几十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不虚此生。在人生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途中，越早到达这个境界，就越早拥有人生的真谛。而工作应当是达到这个境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李银河说，有一种人是上述哲理中的例外，像王小波、冯唐，由于他们的天才力量太强大，他们的创造冲动太强有力，他们成了自己才能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天才所挟持，所以他们想停也停不下来。李吉林老师也是这类人，发自内心的工作冲动让她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思考着孩子的成长、教育的规律。我不是天才，最佳的人生境界也许不是别的，而是成为一个快乐的“生活家”。即使这样想，一旦跟“工作哲学”联系在一起，我还是会产生罪恶感，我是不是虚度了光阴，浪费了生命？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存在充满了怀疑，我是保持了自我，还是失去了自我？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上，我和其他老师是不是被挤压成高矮胖瘦一样、步伐表情一致的人，我是他，他是我，没有你我之分，每天开一样的会，参加一样的业务培训，读一样的书籍，接受一样的检查，我们是不是成了一样的人，忘记了自己是谁。这样的人生不管是大鹏还是小雀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老师，我和学生有着同样迫切的愿望：做个自主的人。

1964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的萨特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持我对抗我自己，我被虚无割断了我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与我自己的本质之间的联系，我只能自己来实现世界和我的本质的意义。我单独地作出决定，无可辩解，也毫无托辞。”我必须经常问自己：我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也和杰克一样面临很多的危机呢？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