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权 取信于民

“执政为民”、“民本司法”……近些年来,在有关部门的执法语录中,“民本”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以民为本,必先取信于民。在本次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就如何提高政府和“两院”的公信力发表了真知灼见。

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湖州“临时性案”等热点事件,无不考量着政府、司法部门的公信力。有的通过打击黑势力维护社会稳定赢得了公信力;有的则因为违规执法、公布数据失当而丧失了公信力。一时间,“公信力”成了2009年的一个热门词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信用浙江,诚信政府。”在本次人代会上,很多代表在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时,也都十分关注这一话题。他们从失信事件切入,深入分析原因,探究失信的根源,并就如何树立“一府两院”的形象,如何取信于民,建言献策。

依法行政,信息公开是关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0年省政府将加强政府立法,规范行政执法,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完善行政复议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防止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表示,这正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苍南县县长黄寿龙代表在审议时说,依法行政是老百姓对从政者和政府职能部门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基石。可不幸的是,一些随意执法、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政府公信力带来了很大冲击。

2009年,杭州“70码”事件引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广泛关注。虽然事后有关部门更正了数据,但由此而引发的公众对肇事人背景的各类说法,以及网民对法院庭审上肇事人“被替身”的猜疑,都体现了人们对政府公信力的强烈质疑。与此同时,海南“砒霜门”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等,也都考量着各地政府的公信力。

究其原因,黄寿龙代表认为,其关键不是各部门认识不到位,也不是领导不重视,而是一些部门受“本位思想”、“部门利益”左右,致使在执法过程中尺度把握出现了偏差,甚至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利益。

“一旦政府公信力受到冲击,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冯蒋华代表认为,如果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制度公信力、执政者公信力、正义公信力丧失殆尽,甚至还会产生“狼来了”的社会效应,从而导致真话没人听,好事没人信,会使民众普遍性、习惯性以最坏标准来评判为政者,并习惯以负面角度来预设结论,“70码”事件就是个例子。他认为,这是政府树立公信力的大忌,也是我国推进法治社会的大忌。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大部分代表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停留在“提高信息公开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上。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规定了政府须“主动公开”的信息。然而,很多地方却仍以“国家秘密”做挡箭牌,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想看的内容,而财政预算之类的信息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过于含糊。

“信息公开本身是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律规定的政府法定义务。”对此,曾任宁波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宁波市外经贸局局长俞丹桦代表认为,信息公开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还会影响政府执行力,所以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可他担心的是,信息要公开,公开正面信息容易,公开负面信息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关于这一点,俞丹桦认为,汶川大地震、抗击“非典”事件中,我国政府就处理得相当到位,不仅没有隐瞒,而且还在第一时间公开了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碰到的困难和问题,结果不仅没有因此丧失民心,还因此大大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并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共渡难关。

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主任、嘉兴律师协会副会长王维斌代表则建议:“信息要公开,不能仅仅公开一个结果,要公开全过程。”

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方根雄代表也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应该明确“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所有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都应该公开,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内容。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别自己给自己蒙上神秘的色彩。他指出,一些部门之所以不愿意公开一些“核心”内容,除了缺乏制度保障外,还有可能就是底气不足,担心公开多了容易暴露问题。因此,他建议,要想政务信息充分公开,政府部门还得先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做到依法行政,要不然信息公开永远只会流于形式。

执行难,司法公信力的致命伤

“都说司法部门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如果不公,司法如果失去公信力,就很容易触及老百姓的心理底线。”来自基层的玉环县三联村村民狄绍增代表对记者说,他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有关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消息。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每每提及司法不公的问题,发言代表总是痛心不已。

“执行难,对司法公信力的杀伤力很大。”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贾建平代表认为,执行难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打官司难,难在交不讼费和执行费,还难在辛辛苦苦打赢了官司,却执行不了。”这是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也成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大软肋。

2009年,为了提高执行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省法院成立了执行指挥中心;通过制定《关于协助执行奖励的若干规定(试行)》,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破解执行难;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非法干预法院执行的党员和公务员等553人进行通报;在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设立“老赖曝光台”,曝光被执行人258人。同时,扎实开展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部署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累计执结有财产积案9726件,占总数的99.5%。

“通过实施这一系列举措和这次集中清理,现在遗留下的往往都是一些没有财产可执行,或是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案件。而这,也正是法院执行过程中的两大难点。被执行人常通过一些合法途径转移财产,法院又常常很难拿到被执行人非法转移财产的证据,使案件执行进入僵局。还有就是被执行人长期潜逃在外,法院找不到当事人来履行。”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静霞代表告诉记者,这也是他们法院一直头疼的问题。

对此,贾建平代表认为,要解决这一难点,光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全面实施联动机制。她跟记者说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有一次去外地银行查封一个被执行人的账户,可当她千里迢迢赶到那里时,当地银行竟找理由不配合,千方百计拖时间,而当她终于办妥对方要求的所有手续后,却发现被执行人账户里的资金就在几分钟前被眼睁睁地转走了。

2009年9月28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全省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决定,其中“建立执行联动工作机制”,尤为引人关注。

贾建平代表说,这个决定的颁布实行,对化解执行难问题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她认为,如果联动机制实施部门的覆盖面能再广一点,让“老赖”今后在全国范围内经商、投资、出境,甚至进入高档场所消费都能受限制,那执行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说起执行联动机制,王维斌代表认为,关键是要落实到位。据他所知,公安部门对限制“老赖”出境有一个条件,就是“老赖”的欠款数额要达到一定数目以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数额,那“老赖”依旧可以自由进出国门,法院还会为找不到被执行人苦恼。为此,王维斌代表建议,应该出台一些配套制度,督促各个部门自觉执行该机制,不得自设门槛,更不允许因部门利益而影响法院执行工作。

反腐倡廉,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说起提高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反腐倡廉是个绕不开的话题。2009年年初,人民日报社国内政治部和人民网曾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在网上开展调查。反腐倡廉成为网友们最关注的问题。

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浙江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095件1304人,其中,贪污贿赂大案981件;立案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42件293人。在查处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180人,其中厅级15人。

“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反腐任务依然很重。”嘉兴市委常委、四川省广元市副市长(挂职)孙贤龙代表认为,只要有权力,无论大小,无论在哪里,就都有腐败的危险,就有反腐的必要。凭借他多年在政府、部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经验,他认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缺乏监督,而现在的网络监督就是个不容忽视的监督方式。

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官员都在网络曝光后倒下,从“周老虎”到“白宫办公楼”,从“周至尊”到“钓鱼执法”,再比如温州的“出国考察门”等等。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加反腐”,其中75.5%的人选择“网络曝光”。正因为如此,在最高检的网络举报域名启用当天,曾因访问量巨大而一度瘫痪。

《都市快报》总编辑杨星代表也认为,网络确实是一条难得的无障碍的反腐途径,可它目前毕竟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要想真正发挥出它的威力,还得看有关部门如何处理海量的网络举报信息,如何使网络举报平台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保护网友的反腐热情等等。杨星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研究、利用好这一反腐平台,不要让这股难得的反腐力量昙花一现。

2009年4月,为能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网络曝光的问题,杭州市纪委、监察局建立了网络监督信息快速反应机制,派专人浏览网络,监控网友对杭州各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作风效能等方面的举报信息。一旦发现,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即时信息回应。同年,温州市瓯海区纪委与区委宣传部联合聘请了40名“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员”,及时掌握网上反腐舆情动态,及时上报并开展处置重大负面舆情,并针对网民的评论,利用上帖、跟帖等短平快的方法,引导网上舆论。

“不过,也正是因为网络上谁都可以发帖,它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权威性,容易出现以讹传讹、民意审判和侵犯他人隐私的现象。”孙贤龙说,在大量的网络举报中,有的有文有图、有据有实,而有的却只是猜测或道听途说,给有关部门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他也想给广大网民提个建议,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保护网络信息的公信力,要不然“狼来了”之类的虚假信息一多,不仅会造成政府行政成本的浪费,还会让有关部门对网络举报失去信心。

说起反腐,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蒋剑巍代表建议,还得从源头上抓起。他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说:“以前执行工作从裁决、实施执行、监督都由一个人完成,现在改成了‘流水作业’,每个环节都由不同的人来完成,并派出廉政监督员来监督全过程,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

此外,省检察院的“行贿黑名单”制度,以及对重点工程项目实行全程跟踪、同步预防等等,都起到了很好的防腐作用。方根雄代表表示,要想从源头上反腐,还得从做好信息公开开始,像土地拍卖,如果能真正做到全过程透明操作,那自然没人敢腐败了。

公信力建设非一日之功。毋庸讳言,在建设“法治浙江”、“信用浙江”的征程上,在打造“诚信政府”,维护“司法公正”的路途上,依然充满挑战。

相关链接:代表语录

杨益民代表:建议在“四大”建设之外,政府也要有“大服务”意识,进一步优化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如最近开通的省政府网上审批中心,有力推动了省级机关服务效率。

王伟代表:现在民事案件监督比较薄弱,要加强对民事案件执行环节的内部监督;要在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对合议庭、审判长的监督。

孙文友代表:建议省“两院”高度重视涉法涉检网络舆情应对,建立健全有效应对机制,提高应对处置能力。

朱诗力代表:要加大法律援助力度,解决弱势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在每个村设立法律救助站或宣传站,加强法律宣传,提高法律宣传效果。

吴祖楣代表:要注意公正司法,防止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发生。领导不要搞大接访,不要作秀,要依靠法律,用制度解决问题。

吴波成代表:要加强资本市场等新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彭友达代表:要加强法官的内外部监督管理,完善监督体系。没有监督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尤其要加强对法院审判中地方保护主义的监督,一些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特别是在办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从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置国家法律和案件事实于不顾,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行为应予以制止。

余永青、徐志生、蒋莉萍代表:检察院要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将预防关口前移,帮助一些职务犯罪多发的部门和行业查找漏洞、建章立制;要对一些容易引发职务犯罪的重大工程坚持提前介入,加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