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人权保障的加强，以及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的虐待被监管人犯罪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逐步完善，国家更加重视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而虐待被监管人罪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惩罚职务犯罪的罪名。笔者试图通过对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几个问题的深入分析，从而对虐待被监管人罪的侦查定罪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监管的含义界定

由于本罪所惩罚的是监管机构中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利用职权对被监管人进行虐待的行为，那么监管人和被监管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监管关系，因此对于监管含义的准确把握，就成为我们认定此罪的前提基础。我国学理上对监管的含义存在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说认为监管是指国家监管机构依据监管法则，对被监管人实行教育和改造的监禁和管理，是国家司法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义监管的含义是指，对一切违法犯罪的行为人依照法律的规定，限制其人身自由，监督管理其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种法律行为。广义上的监管不但包括了狭义的教育改造监管，而且还包括为了达到其它法律目的而实施的监管。

笔者认同广义上监管的含义，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监管不仅仅是一种对违法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惩罚措施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措施，同时也是一种侦查案件的手段，比如劳教监管和劳改监管、行政拘留监管是为了惩戒违法犯罪行为，教育改造被监管人，而刑事拘留和拘传等监管行为是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必要的司法保障，所以本罪处罚虐待被监管人的行为，不以教育改造内容为前提。据此我们可以依照监管性质的不同，将监管分为惩罚性监管和保障性监管。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只把惩罚性监管纳入到虐待被监管人罪的调整范畴，而对于像拘传这样的保障性监管中发生的虐待被监管人的行为多以或故意伤害罪进行查处，笔者认为这样做是不科学的。首先，罪和罪一样在我国刑法体系上都属于一般罪名，既所有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都会具有或的行为表现，但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许多像虐待被监管人罪这样的特殊罪名，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采用特殊罪优先于一般罪的原则来定罪处罚。其次，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目的不同就把保障性监管排除在监管行为以外，是不是监管行为应从其客观表现上是否存在监管关系来分析，而不应当拘泥于法条的列举。再次，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说明用故意伤害罪来调整虐待被监管人行为的情况只适用于至被监管人伤残、死亡的情况，目的是有效打击严重的虐待被监管人行为，而不能主观的扩大故意伤害罪的使用。

二、监管机构的含义界定

我国刑法对虐待被监管人罪的规定中明确指出，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行为。这表明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内监管机构是合法监管的载体和前提条件，即监管的职责只有监管机构才有权力行使。同时只有准确把握监管机构的含义，才能正确界定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监管机构对于认定虐待被监管人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监管人员还是被监管人都要属于某一监管机构，否则他们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

对于何为监管机构，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监管机构应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和罪犯进行监押看管的场所，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下称《规定》）中列明的“监狱、拘留所、看守所、拘役所、劳教所等”来严格认定监管机构。目前第二种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在司法实务界就第二种观点的理解仍有较大争议。主要争议就在于除了《规定》中列明的监狱、拘留所、看守所、拘役所、劳教所这五种监管机构外，是否还有其他机关能被认定为监管机构，换而言之，就是对《规定》中“等”的范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按照《规定》中列明的监管机构进行认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对“等”的含义作出立法目的解释，即凡是依据一定的监管法规，能够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机构，都应当包含在刑法248条中的这个“等”字中间。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根据对监管含义的分析来看《规定》中提出的五种监管机构只是我国专门的监管机构而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监管机构，在我国还存在着一些具有监管职能的非专门监管机构，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所广泛采用的拘传措施就都具有押解、看管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职能，但同时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还具有其它行政司法职权。如果把监管机构仅限定为《规定》中提出的那五种，那么非专门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发生的虐待被监管人员的案件就无法用虐待被监管人罪来调整，这就偏离了设立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初衷，同时违背了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会产生同案不同罪的情况，这样就破坏了我国刑法的可预见性，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把监管机构的种类刻板的认定为《规定》中提出的五种专门监管机构，而应当根据该机构是否具有监管职能来具体分析和判断。

三、监管人和被监管人的主体界定

监管人和被监管人也就是虐待被监管人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根据刑法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此罪的主体是指在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中负有监管职责的监管人员，此主体应当为严格意义上的特殊主体，此罪的犯罪对象也仅限于被依法监管的人，那么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应如何界定呢？

我们明确了监管机构的含义，再来确定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就容易多了。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是基于监管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而本罪处罚的就是监管机构中的监管人员利用职权对被监管人进行人身伤害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本罪所说的监管人员就是依法在监管机构中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而与监管机构形成被监管关系的人就是本罪的犯罪对象即被监管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确定监管人员应以其在监管机构中履行的职责作为判断标准，而不是监管人员的身份。在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中不仅有正式在编的司法干警，而且包括被聘任的临时看守人员，只要是在履行监管职责的过程中虐待了被监管人，那么不管这个履行监管职责的主体身份如何都应以本罪定罪处罚。同时笔者认为对于被监管人应以其人身自由被监管机构限制时开始认定，而不是其人身置于监管场所内来认定。因为监管机构与被监管人的监管关系形成于依法限制人身自由时，而限制人身自由并不以被监管人处于监管场所内为必须条件，本罪处罚的虐待被监管人行为也不只会发生在监管场所内部，所以对于那些在押解途中的人以及被抓捕后尚未送到监管场所的人都应当认定为本罪的被监管人，在此期间发生的虐待被监管人的行为都应有本罪调整。

四、虐待动机对定罪的影响分析

虐待被监管人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有关的监管法规，会给被监管人带来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仍然实施殴打、体罚虐待的行为，犯罪动机都是生气泄愤或是以权逞威。

需要注意的是，要准确把握本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这是区分此罪与刑讯逼供罪的重要条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监管人员有时就是案件的侦查人员，即监管和侦查的职能由同一主体行使，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前文所述的公安派出所、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非专门监管机构。由于这些临时性监管机构还具有调查案件等其他法律职能，又由于司法体制和人员配备方面的种种原因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员往往即负责侦查案件又负责监管，负有多重或双重的法律身份，那么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员无论是因生气而泄愤还是因想耍威风实行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的行为都应当成立本罪，但是如果这些临时性监管机构人员对被监管人实施体罚殴打是为了逼取口供查明案件，那么监管人就应当构成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而不是虐待被监管人罪。

五、保护性约束中的虐待行为可否用本罪调整

这里我们以公安派出所为例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十五条的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同时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以上两条法律中被传唤查证人的人身自由要被监管是不难理解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被监管在派出所内，而对于醉酒人进行保护性约束也应认定为一种监管。这里所称的醉酒人是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醉酒人，之所以要进行保护性约束就是要通过管制其行为约束其人身自由达到保护社会他人和其本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在现实的执法过程中派出所民警一般都会待醉酒人酒醒后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督促其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要给社会他人和自己造成危害。因此从保护性约束的目的来看就是要通过监管醉酒者，由派出所民警监督管理醉酒人在醉酒期间的行为并待其酒醒后对其进行思想教改造，促使其不再醉酒危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改造监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保护性约束也好，还是传唤查证也好，这都需要对行为相对人依法监管限制其人身自由，从而达到侦查办案和教育改造的目的。那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也就是刑法意义上的被监管人了，公安派出所就具有了临时性监管机构的功能，由此派出所就当然的成为了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监管机构了。在日常的执法中这个监管场所多为公安派出所内设置的留置室。同时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因工作需要设置的临时看押场所也应当认定为监管场所，在此监管机构中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应当认定为监管人员，被看押的人员应认定为被监管人。如果在上述场所发生体罚虐待被约束人、被传唤人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认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

（作者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检察院，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