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退休高官慈善揭秘

申请助学名单上的名字陡然翻番之后，天津“桑梓助学基金会”的银行账户数字显得不再宽裕。自2004年成立以来，基金会一直通过每年8月在信用联社提取银行利息的方式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但时隔5年，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成长的烦恼”也如期而至。 邓小平、、李瑞环等中共领导人在位时和离任后都热衷于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基金会当然想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所有学生提供助学金，然而我们的资金有限。”基金会秘书长李景源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这一情况反馈到了基金会的发起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耳中。几年前基金会成立之初，李瑞环曾说过“争取每年都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这次，他再次兑现了承诺，拿出收藏的画作拍得上千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基金会。

而这只不过是大陆高官悄然参与慈善基金会运作的慈善生活的冰山一角。

李瑞环的个人心愿

对于已从政治舞台谢幕6年、直言“退休意味着解脱”的李瑞环而言，目前深居简出的生活里，除了偶尔外出观赏网球比赛、听京剧、以字会友，基金会的运作是他最为操心的工作了。

据李景源透露，李瑞环曾10次阅批基金会送来的工作汇报，并通过其在天津时期的秘书、基金会名誉会长方放向基金会转达具体工作意见。

农村出身的李瑞环，曾对属下详述当年无书可读的辛酸。过年买油条回家的路上，他用油条钱买了书，被母亲痛打，母亲边打边哭：“不是不想给你买书，我们家穷，咋送你读书？”此后李瑞环学了木工，在从工人到国企党政干部再到进入政坛一路升迁的职业生涯里，虽有过进修学习，但并无完整的教育履历――在2003年从政协退休时的讲话中，这被李瑞环视为人生最大的遗憾。

张景源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早年失学的经历是李瑞环捐资助学的最大动因。

1996年李瑞环回天津探亲时，嘱咐方放拿出5万元稿费给天津市教科委，通过教科委的关系将这笔捐款分发给贫困学生，并要求保密。此后，他匿名捐助的范围越来越大，受资助的学生多方打听，得知给自己捐款的“一位产党员”是李瑞环，强烈要求面见李瑞环表示感谢。这期间，天津教科委和方放多次对他游说。但直到2003年李瑞环退休一年后，他才同意在天津宾馆接见受资助的学生代表。

张景源回忆，当时李瑞环直言“今天既是一个好事，又是一个坏事”，好事是见到了这些学生们很高兴，坏事是助学的事情已经公开，以后就不能匿名了。

于是李瑞环开始着手筹备组建一个慈善基金会，公开捐资助学。2003年11月，李瑞环创办了天津“桑梓助学基金会”，并亲自为基金会募集到600万元原始基金，钦点中国人民审计署原审计长苏庆玉与当年培养的“知青楷模”侯隽作为理事会负责人，又责成现任天津市政府顾问方放作为基金会名誉会长，指导他们顺利启动开办工作，并为基金会起名“桑梓”，为基金会亲笔题写了牌匾。

此后李瑞环胞弟李瑞海所在的香江集团，亦向基金会捐赠了100万元。

成立基金会既是李瑞环的个人心愿，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也时时透出其个人风格。李瑞环在挑选秘书长人选时，指明一个条件：要“懂艺术”。如张景源即是作为宝坻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凭借其“一专多才”的优势当选为秘书长的。

为何要求秘书长是艺术行家呢？张景源表示，李瑞环本人非常爱好艺术，基金会很多活动都与艺术相关，所以一个“艺术型”秘书长十分必要。

“艺术”的确在桑梓基金会组织的活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也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基金会的一张“名片”。比如2008年4月，基金会曾与人民日报出版社书画编辑室合作举办“助学书画征集义捐活动”，面向全国书画家、收藏家征集作品及藏品，并组织慈善拍卖，拍卖所得利润全部用于救助贫困大学生。此外，基金会也会把一些艺术家赠送的书画艺术品回赠爱心人士。

“用艺术来沟通爱心人士和基金会之间的情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而且也节约成本。”张景源表示。

但2009年一开年，基金会就遇到了难题。“基金会5年来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度逐渐增大，加上高校的录取率也在逐年增高，申报助学金的特困生突破了100名。我们向李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一直在想办法。”

2009年底，李瑞环捐出藏画《北国风光》，拍出了2700万元的天价，帮助基金会度过了难关。李景源说：“由于拍卖行没有收取佣金费和宣传费，扣除收取的保险费，最后还净剩2673万元，这样我们就有了充足的助学金来源。”

邓家三代推动慈善

在邓家，广为人知的慈善明星是身为残联主席的邓朴方。1980年代初期，大陆残疾人工作很薄弱，除了一个盲聋哑协会外没有其他残疾人组织。此时邓朴方找到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研究成立“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崔乃夫事后回忆，当时邓朴方提出的基金会，虽然在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那时还是新生事物。为了便于基金会从国家拿到拨款，崔等人积极运作，最终将基金会挂靠在民政部，由民政部申请资金，再由民政部把钱转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监督这笔钱的使用。

考虑到邓朴方没有经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还亲自给崔乃夫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担忧，并希望崔乃夫担任理事长以帮助邓朴方。直到后来崔乃夫看到邓朴方已开始驾轻就熟地运作基金会，才辞去理事长一职。 李瑞环

鲜为人知的是，不只是因工作身份而以慈善人士身份公开露面的邓朴方，邓家三代人都有慈善传统。

一个事实是，邓小平一生至死都未辞去的职务，只有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会长一职。这个基金会，正是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邓小平提议发起的慈善组织。 李瑞环将珍藏30年的吴冠中先生油画《北国风光》拍卖所得2700万元，捐给天津市“桑梓助学基金会”。

据1990年代《中国青年报》报道，邓曾多次委托其办公室秘书以“一个产党员”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后来秘书被“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尾随，跟至一个僻静的路口上车后，工作人员留心记下车牌。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那是邓家的日常用车。此后基金会将邓小平两次捐赠的5000元全部用于邓曾经工作过的革命老区广西百色。

“希望工程”本身即是在与邓小平的支持下建立的。邓小平身体力行捐助，夫人卓琳也多次变换姓名捐款。据邓小平的外孙女卓珥回忆，在家庭饭桌上，卓琳会指着孩子挨个问：“捐了没有？”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身为邓家第三代的卓h从儿童时代就形成每年都将零花钱捐给“希望工程”的习惯。17岁远赴美国读书那年的夏天，卓h留在山西一所“希望工程”小学做义务教师。负笈美国期间，她也会定期去敬老院陪老人读书、到幼儿园看护幼童。

2003年归国后，卓h与一位华侨朋友在北京创办了卓雅清和公关顾问公司，希望承办舅舅邓朴方领导下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慈善活动。她曾向大陆媒体坦陈：“舅舅起初有些犹豫，可能是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做起来。他让我们自己先尝试，说这不是说着玩的。后来看我们认真对待，才答应让我们跟残联合作。” 2009年11月27日，出席“集善嘉年华”。

与当年突破常规的邓朴方一样，卓h也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慈善晚宴形式来募集善款。对于首家与卓h合作的在大陆成立历史相对悠久的中华慈善总会而言，也是此前没有尝试过的。

因为卓h与邓朴方的特殊影响力，自2003年开始，这场每年年底都会举办的“集善嘉年华”活动，渐渐成为大陆高级领导人亮相慈善的专属舞台。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国务委员陈至立都曾是晚宴的座上宾。在2009年底“集善嘉年华”晚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亦到场。党政要员的出席，使卓h举办的慈善晚宴规格跻身国内最高之列。

而举办完这一届的慈善晚宴后，今年年满30岁的卓h从大陆媒体视野悄然消失。其合作伙伴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卓h正在美国养胎，静待邓家第四代的降生。 2009年11月，北京，“集善嘉年华”公益项目发起人卓h。

家族慈善的不同搭档

邓家三代与慈善事业的亲密缘分，在大陆高官群体中绝无仅有。但由配偶施善，或是家族传承施善的搭配，在大陆高宫中并不少见。

前国务院总理与其女李小琳是慈善父女档。曾因重庆特大旱灾，从稿费中提取30万元向全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修建一座母亲水窖。其女李小琳，每年6月1日过生日也都要举办“慈善日”活动，施善救助残疾患病儿童。

2007年李小琳就赞助并亲自策划“同一首歌――六一走进儿童医院”慈善晚会。媒体报道称，这台晚会的标志就由她亲自设计，标题“爱的心愿”出自李小琳的手书，主持人朱军压轴朗诵的慈善诗歌也是她的原创。李小琳说她的职业和事业不同，她的职业是中电国际总裁，事业却是要“做一个救苦救难的慈善家”。

2008年，李小琳获“慈善特别奖”。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与其子阿沛-晋源，在慈善事业方面则是子承父业。

1986年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和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向中央领导提出创建基金会的想法，他们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邓小平和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的赞同。

经过5年筹备，1992年4月5日，基金会正式成立，并组成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阿沛副委员长担任理事长，尧西古公才旦（十世班禅的父亲）等担任副理事长。

阿沛晋源在日后回忆基金会成立始末时，引述其父的言论，称：“基金会是已故班禅大师率先倡议，邀我共同创建的一个民间性组织。当时班禅大师和我的想法是，利用我们，特别是班禅大师在国内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广泛联络，多方筹集资金，为以自治区为主的包括青、甘、川、滇四省藏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 邓小平一家，除了身为残联主席的邓朴方之外，从邓小平夫妇

到邓家第三代卓钥，都与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亲密缘分。

阿沛・在连续三届出任基金会理事长后，阿沛・晋源继任。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与其女成卓，也是大陆慈善事业中的重量级人物。作为“风险投资之父”的女儿，成卓也曾是一颗耀眼的风投界新星，早在2000年即获联合国大会颁发的最高奖项――“第七届世界青年企业家峰会大奖”，且是4名获奖者中惟一的亚洲人和惟一的女性。而其在父亲主持慈善基金会后，也转而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令外界惊叹。

2007年民政部正式批复批准成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后，成思危出任基金会理事长，并启动了11个扶贫项目。成卓在海外打拼归国后，2006年在父亲名下的基金会下发起了“爱心火炬计划”，并担任主任一职。

成氏父女身份多重，一位是派党魁、前国家领导人、经济学家，一位是拥有海外风险投资经验与房地产投资背景的名门之后，其所走出的慈善路线，也有别于传统中共高官的红色家族慈善。

成卓称，自己目前将90%的精力都投入到基金会下属的“爱心玫瑰谷”项目。与以往的慈善项目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是扶持四川受灾地区的女性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由公益组织沟通妇女农户、公司、政府三方，通过“管理扶贫”的模式，给他们一个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

红色慈善情怀

成卓将商业运作的手法引入慈善事业，是年轻一代与老一辈大陆高官慈善群体的重要区别。

以往大陆高官的慈善经费来源，主要取自所出版书籍的稿酬及其存贷生息所得。无论是邓小平（邓朴方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邓小平文选》稿酬全数捐出），获得“慈善特别贡献奖”的钱其琛（将《外交十记》稿酬捐献给慈善事业），还是组建复旦管理学院基金会的李岚清（捐献一系列教育著作的稿酬），概莫能外。

李瑞环曾向受资助学生当面言明，其捐资助学的资金来源就主要包括三部分：工资，稿费，还有逢年过节子女的贺礼。

据张景源透露，每年李瑞环的子女都要带礼品来看望父母，李瑞环嘱咐将他们买礼品的钱直接折成现金给他，条件好的―万元，条件一般的五千元，“子女都挺纳闷，怎么也没想到父亲把这些现金都拿去助学”。

也因为李瑞环的“桑梓助学基金会”的慈善目标十分明确和单一，易于操作，从一开始基金会就只有张景源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余皆为兼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开支。

在基金运作上的保守传统直到此次获得李瑞环的巨额捐赠后，才有所改观。张景源向《凤凰周刊》记者独家透露：“为了更大地发挥这笔善款的作用，帮助到更多的学生，基金会目前在筹划和天津宝坻区财政局合作，由区财政局运作，把这笔钱借贷给区委使用，但须保证两个条件：安全使用和支付高利息。”

业界有评论认为，派领导人群体在慈善基全运作方面较中共领导人活跃且形式多洋，是因为中共领导人退休后多息声、不问世事的传统。相比较而言，中共领导人的慈善之举多传统保守。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凯认为，这一观察并不准确，就目前的高宫慈善方式而言，多是遇事而为，与单个个体的行事方式、生活经历有关，与党派之分少有涉及。 2002年11月9日，中共十六大，（左一）与重庆代表交谈。

吴康明代表（中）拿出一本影集，介绍由捐款资助的贫困学生

的学习与生活情况。

即使如此，中共高宫的慈善行事方式，依然透露出特有的红色情怀。

仅1994年“希望工程”的捐款记录就显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与夫人在当年委托工作人员到基金会送去1000元捐款时，宋平在亲笔信中写明“捐给延安‘希望工程’”;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委托工作人员奉上5000元捐款，并转告将这笔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夫人将2000元捐给基金会，用于王震长征时期经过的毕节地区的慈善援助。

此前的1992年4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团委和中直工委组织部，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为建设“延安希望小学”、“捐出几元钱、献上一份爱”的活动，得到了中南海的热烈响应。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在为“延安希望小学”捐款的活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头捐款。捐赠记事本上，、、乔石、李瑞环、丁关根、杨尚昆、邓颖超等人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6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又一次性向基金会捐赠300万元稿费，指定用于资助革命老区延安的贫困学生。从1941年到1945年，他对媒体表示，自己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生活了整整5年，“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今天，那里仍很贫困，我们心里很不好受，帮助那里的少年儿童解决就学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之子耿志远，系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景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服务中国人民海军8年，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现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该基金会中，有一项特别的“功臣关爱计划”，意在为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功臣模范提供救助，组织开展伤残英模和烈士家属疗养。

该基金会人士透露，基金会将于2010年启动在边远贫困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的救助行动，已经列入计划的孤老援助地区包括中共著名洛川会议所在地陕西洛川、妻子烈士出生地湖南长沙县开慧乡，以及对中共发展影响深远的江西井冈山。

（本刊实习记者李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