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中的极品

在镇江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有一套堪称奇珍的唐代酒具——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令筹、酒令旗、酒纛，流光溢彩，精美绝伦，夺人眼球，它所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更让人叹为观止。

1982年元旦，镇江丁卯桥金银器窖藏一次出土金银器956件，如果单以数量计算，是迄今为止唐代金银器最大的一次考古发现，其中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令筹、酒令旗、酒纛是反映唐代人饮酒行令具体规范内容的珍贵实物，举世无双。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繁盛的一个王朝，唐人好金银，喜繁华，酷爱“金”的富贵端丽，仅从酒器上看，崇尚“美酒盛以贵器”，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金樽清酒斗十千”、“莫使金樽空对月”……而唐代又是我国金银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所制作的金银器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饰华美，一改唐代早中期的外域风格而呈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镇江（时称润州）以其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成为南方的中心产地，其产品也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令筹的制作适逢其时其地。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由龟座和圆柱形筒两部分组成，刻花处皆鎏金。造型别致，纹饰华丽，形象生动，是反映唐代金银器制造水平的艺术精品。酒筹筒上莲花纹饰具有佛教文化的含义；龟负，则饱含着道教的意旨；《论语》中的摘句是儒教的经典。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将佛、道、儒合为一体，反映了唐人以和谐为贵的思想，体现了大唐帝国泱泱大国的风范。

龟是“四神”之一，古代把它看作是吉祥物，是长寿的象征，筹筒用龟负，实在是“匠心独运”。从中可看出，龟在唐代很受人们的喜爱，所谓“绣作龟形献天子”、“龟龙夹采珠”、“文章片片绿龟鳞”都反映了这点。时人名字中也常见“龟”字，如“李龟年”、“陆龟蒙”等等，以取吉利祥瑞之意。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更是以武为瑞，百官所配鱼袋改为龟袋，唐碑下有龟趺，显然这已成为风尚。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里盛放的是50根银制鎏金酒令筹。所镌刻的内容，上段选录《论语》文句，下段是饮酒对象、方法和饮酒数量。

酒令筹所列饮酒对象有三十二种。饮酒形式有饮、劝、处、放四种，其中“饮”有自饮、自酌、请人伴饮等等；“劝”有任劝、任劝两人、劝主人等等；“处”有来迟处少年处、多语处、好争令处、等等；“放”，即不饮酒。饮酒数量分为：意到、三分（小半杯）、五分（半杯）、七分（大半杯）、十分（满杯）之说，最多是四十分（四杯），结合看来，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例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请人伴十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律事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出门如见大宾，劝主人五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在座各劝十分”，“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等等。而酒旗和酒纛，是酒桌上酒官的执法工具，与足球场上的黄牌或红牌近似。人们不难想象，当时饮酒行令既热闹非凡，又秩序井然，充满了欢乐与祥和。

从唐代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论语玉烛”酒令筹，我们可以探析唐代人饮酒行令时的制度：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觥录事是宴席上酒令的权威主持。律录事是辅助主持，是行酒令中的具体执法者。录事，是酒席间一般的服务人员，数量不限。玉烛录事，是负责专管“论语玉烛”酒令筹筒的服务人员。

其实，唐代人的酒令制度不仅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游戏，更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唐代经过武宗灭佛后，佛教信仰受到抑制，以论语为酒令筹的内容十分符合当时国家推广儒学的倡议，儒家文学融入美酒佳酿，营造出热烈而高雅的酒宴气氛。从精美绝伦的酒筹筒可以看出，唐代贵族崇尚奢华的风气。我们可以想象：若没有酒的推波助澜，唐代文化的魅力也许要逊色不少。有了酒的激荡，有了酒的催发，才产生了唐代文化的热烈繁华。跨越历史的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筹、酒令旗、酒纛，讲述了唐人的风流潇洒，记录了唐人的文采风华，犹如千古琼浆，令人陶醉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