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酒文化源远流长

时间:2022-07-29 03:12:05

药酒文化源远流长

药酒,又称酒剂,是在成品酒或酿酒中加入合适的药物,经过必要的工序,使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在酒里而制成的一种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澄明液体。将酒与医药结合运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至今仍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药酒作为中药传统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历史源远流长。繁体字“醫”下半部就是“酉”。而“酒”字,从“水”从“酉”,说明医药与酒的关系非常密切。殷商甲骨文里,就有“鬯其酒”的记载。汉代班固认为:“鬯者,以百草之香……合而酿之,成为鬯。”表明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知造酒之法,并将酒与药结合起来共同运用。

西周——酒纳入保健品

西周,饮酒越来越普遍,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同时还设有“食医中土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馐……之齐(剂)”。“食医”在《辞海》中解释为“周代医官名;亦为我国古代医学分科之一。食医主要管理帝王的饮食营养”。“六饮”即水、浆、醴(酒)、凉、酱、酏六种物质。这些记载说明,我国早在周代就把酒纳入了医疗保健品管理之中。

春秋战国——现存最早的药酒酿制方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和《养生方》载有35首药酒方,用以治疗疽、蛇伤和疥瘙等疾病,提出可以通过“择薤一 把,以敦(醇)酒半斗煮沸,饮之”来治疗“胫(痉)病”。其中《养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最早的完整记载。

秦朝——药酒的疗效渐被了解

先秦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载有“鸡矢醪”(主治肿胀)、“醪药”(主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醪酒”等药酒方剂,还对酒与防病治病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论述。如《素问·汤液醪醴论》首先提出:醪醴的制作“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即用完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作燃料酿造醪醴,其中醪是浊酒,醴是甜酒。并说“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这个时期的古人非常重视用酒类治病,人们对酒和药酒的认识已向前迈进了一步。

汉代——药酒被普及使用

《汉书·食货志》中酒被称为“百药之长”。药酒逐渐成为中药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例医案,其中2例是用药酒治病的医案。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制的三石药酒后痊愈;甾川王美人患了“难产症”,服用淳于意的莨菪酒后产下一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酒医案。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了许多用酒煎药或服药的方法,收录了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瓜萎薤白白酒汤等药酒方。此期,我国还开创了运用酒和酒进行外科手术的先河。《列子·汤问篇》记载:“鲁公扈、齐婴二人有疾……扁鹊遂让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东汉名医华佗也提出:“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胃肠,则断截湔洗,除运河疾秽。既而缝合,缚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魏晋南北朝——药酒制备有新意

至魏晋南北朝,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提出了用热浸制备药酒的新方法。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载有海藻酒、桃仁酒、金牙酒和猪胰酒等。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酒可行药势”,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凡渍药酒,皆经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数日,视其浓烈,便可滤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渣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阐明了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温度对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药酒的制作方法不断完善,配制处方持续增加,临床应用不断拓展。

隋唐——药酒的药性、工艺得到整理

隋唐时期,药酒的使用更为广泛。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风虚杂补酒煎”,累计收录药酒方80多首,涉及补益强身、内科、外科、妇科等多方面。录用以药酒治唐国寺僧允葱“癫疾失心”的验案1例。久负盛名的虎骨酒就源于此方,具有壮筋骨、强腰肾、祛风寒的功能。

此外,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诸酒》则是我国现存医著中关于药酒最早的专题综述,载有药酒方20首,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同时也详细记述了药酒的酿造工艺。

宋元——药酒的理论得到充实

宋元时期,人们对酒和药酒的认识逐渐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如《太平圣惠方·药酒序》认为“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傈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治法汤醴》认为“药酒长于直通气血,扶助阳气,既可用于祛疾,又可用其防病”。

《太平圣惠方》设有6篇药酒专节,收载有地黄酒、黄精酒、枸杞酒、五加皮酒、天门冬酒等42首药酒方。加上《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严氏济生方》等书中的药酒方,共载药酒数百种,运用范围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种疾病。这一时期药酒应用范围相对集中,并逐渐向养生保健方面拓展,出现了较多养身延年、美容保健的药酒方,其中的一些药酒方更因口味纯正而成为了宫廷御酒。特别是在元都北京,国内外名酒荟萃,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东北各族的松节酒、松根酒,南方的五加皮酒、茯苓酒,西南的乌鸡酒、腽肭脐酒和虎骨酒等流行一时。此外,宋人陈直的《养老奉亲书》以及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御药院方》等也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对后代养生学、中药学、药酒学影响颇大。

在这一时期,以药材制曲的风气开始盛行,出现了采用隔水加热的“煮酒法”。如朱翼中在北宋政和年间撰著的《酒经》(又名《北山酒经》),共分3卷,上卷论酒,中卷论曲,下卷论酿酒之法。在“煮酒”一节谈到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储存药酒,这一论点比欧洲早数百年,为我国首创。其还载有香桂曲、瑶泉曲等药曲13种。此外,《酒经》还认为东阳酒是药酒的最佳基质酒,“用制诸药良”。据李时珍考证,东阳酒就是产于古兰陵的金华酒。

明清——酒剂文献集大成

明代医药学家整理继承前人经验,又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如朱棣等人的《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载有大量药酒方,既有前人经典之作,又有时人创新之举。其中,《本草纲目》辑录药酒方200多首,如人参酒、酒、花蛇酒等,并对药酒的制作和服法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此外,吴昆的《医方考》载药酒7种,吴曼的《扶寿精方》载药酒9种,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寿世保元》载药酒近40余种。

清代,药酒配方数量继续增长。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项友清的《同寿录》等均录有新创制的药酒方。清代养生保健药酒极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方兴未艾。如乾隆帝经常饮用的松龄太平春酒及夜合欢酒等。

当代——药酒文化的弘扬与科研创新

当代,药酒的科研与生产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药酒文化得到忠实的继承与发扬。一是药酒的文献整理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出现了一大批药酒类专著。如许青峰的《治疗与保健药酒》辑药酒方146首、孙文奇的《药酒验方选》收载药酒方361首、李明哲的《药酒配方800例》等,为药酒的推广利用做出了贡献。二是通过临床研究和实验考证,加深了对传统中药名酒的认识。如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的五加皮酒、十全大补酒、龟龄集酒、史国公药酒等,经有关药效学方面的实验研究,使药酒的功效得到进一步验证,为拓展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根据市场需要,研发出了许多新的药酒品种和剂型。如乐家老铺药酒工坊研制开发的风湿药酒和益肾液等酒剂,问世不久,便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四是积极改进制作工艺,降低了药酒的制作成本,增强了药酒的治疗效果。五是严格制定卫生与质量标准,使药酒生产逐步转向标准化和工业化。

二十一世纪——药酒文化得到弘扬

源于北京“乐家老铺”的天津京万红药业,忠实地延续了乐家老铺传统的药酒工艺,于2009年10月创建了“乐家老铺沽上药酒工坊”,集药酒酿制、药酒文化、中医药文物收藏、艺术品创作、参观者体验为一体,堪称为我国药酒第一坊。

今日,酒剂产业在崛起,随着全球性返归大自然热浪的激荡,中国药酒文化必将走出国门,药酒生产也将如日中天,香飘万里,源源不竭,造福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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