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蜀文化到书法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是巴蜀人，父亲是重庆人，母亲是四川人，可见我既是巴人又是蜀人。在我看来，巴文化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巴人好客，热情似火，不虚伪做作，缺点就是逞强好动，比较霸蛮。而蜀人带有一种亲和力，表现在川剧里面的滑稽可笑，幽默感和蜀人与生俱来的宽容度，使成都成为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悠闲安逸的地方，“文人气”重，是四川诙谐安适文化的一种特点。

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近代的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都是从四川走出的文化人，可见巴山蜀水是一个文人雅士的乐园。

其中，李白的浪漫主义和四川文化渊源甚深，他的《蜀道难》说明巴蜀的上古历史神秘悠久。根据考证，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先灭了巴蜀，巴蜀的文字消失了，现在重新发现了巴蜀古文字，但已不可考辨。巴蜀是最先中原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四川官话与北方话非常接近，其实是它最先被“官方化”或者说是被“秦化”，就连当初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首选逃跑的地方就是作为大后方的成都。这些无疑都提升了四川人的自豪感和自足感。秦之能灭六国是因为巴蜀“米粮川”给它提供了大量粮食，秦朝派大将李冰到蜀治理都江堰，人们没有把李冰当做外来人，而是看成皇上派来的治水专家。川人还自豪于曾经威名赫赫的三国中的蜀国首都――成都，并把巴蜀称为“天府之国”，是远离战争的大后方。这一切给四川人包括我在四川的生活赋予了无穷的文化想象力。

巴蜀之地的休闲、潇洒、快乐和言语之间的幽默感都是川人用之不尽的资源。以活跃在北京的川籍艺术家们为例。他们不抱团，都相信“各自打出一片天地的才是真神仙”，因为孔夫子也说过“君子不党”。巴蜀文化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歌唱感和蔑视困难的潇洒满足感，给我们提供了无穷尽的文化精神上的自豪感、自足感。

做学问对漫漫人生的修为

我出生在安岳县，在我五岁的时候，外公就开始教我写书法，仍然记得儿时的外公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瘦骨嶙峋，两眼炯炯有神，他是重庆有名的老中医，解甲归田，归根归宗回到安岳县。

老外公教我写书法，最初临摹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每天要写20个字，在他的教育下还同时阅读《千家诗》，现在我还依然保存那本过了半世纪的《千家诗》，上面有外公很多的批注和我后来上大学后重新读的批注。

我认为艺术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这很重要。最好从五六岁左右开始诗歌、音乐、书法的启蒙，如果从初中才开始那就是兴趣的培养，很难达到专业的水准。当时学习书法，外公讲“心正则笔正”，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柳公权劝穆宗的话。

后来开始读小学，老师教任何一首诗我都会背，因为《千家诗》里面全有，任何的书法展我都获第一名。“一步先，吃遍天，落人后，步步后”的道理我七八岁就开始明白了。外公去世后，我的书法和诗歌学习没有中断，我开始更认真地临帖，因为探索者永远鼓励我对未知进行把握，笨鸟先飞一定要比人家先走一步。

现在想来，外公教我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万事开头难，一切要从早”。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就是反省自己的过错，新年的第一天是拟定一整年的计划。第二个意义就是严谨，他对我说每一天不用多写（现在一些家长要求孩子一天写三四个小时，反而使孩子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和逆反心理），写二十个字足够，但必须每个字都要用“心”去写，为自己写字，每个字都要像字帖一样才能叫“入”，等到积累到相当高度程度才能“出”。第三个意义是体会到“静”的人生境界。当静心写书法，悬腕悬肘使得笔在空中纹丝不动时，内心开始收敛而收视反听，世界消失了，杂音屏蔽了，焦躁的情绪慢慢消除。我把写毛笔书法的过程称之为在阳光下用凸透镜聚焦的过程，只有阳光聚焦成小亮点才能点着。同样，书法需要聚精会神，这种对书法的热爱导致我对学术同样聚精会神。我有八个字“惜时如金，嫉恶如仇”，在我心里没有比时间更贵重的东西，很多人认为钱才值钱，我认为钱就是粪土，就是可以利用它买一些俗事的东西，而生命是任何钱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到北京已经三十三年了。我没有一天早睡，走过了半生的艰苦历程，相信最终会有一个好收获。人在做，大家在看，任何人都逃不过“千目所视”。当这么多人都在支持我的时候，我想一定要“登高行远”。

这些年我获过国际书法展“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和国内“2012年十大书法人物”，这说明国际和国内对我的书法和研究的认可。我要尽力回报回馈社会――汶川、雅安地震我都捐出书法作品，应该学会更多得去给予，要舍才有得。与招收的博士生相处时，我平时要求很严，但有困难都会尽全力帮助。历届研究生班中字写得好，但交不起学费的，我都会赞助他们一半的学费，并且不让他们知道，做无声的支持。我认为，艺术家的德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仁爱，第二是宽博，第三是忠恕，第四是勤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书法是中国文化软实力

书法家需要专业技术和深厚学识两方面的知识储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边说到，学者书法化，书法家学问化。十年前我提出的“文化书法”理念就是让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达到高度整合的一个途径。书法与大文化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坡说过“随物赋形”，水流到什么地它就成为什么形状；孔子早就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能用任何器具形态来约束他，所以孔子是政治家、军事家、古琴家、教育家，还是伦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达芬奇画了《蒙娜丽莎》，但他不只是一个画家，还是设计家（设计坦克飞机）、解剖家、医学家等。文艺复兴“人的全面发展”到今天现代性中变成了“片面的人”，一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异化了！

所以那些不重视文化、不读书的书法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没有文化修养和书法修为的人，他的创作道路就会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年轻时获过书法奖，30岁很优秀，40岁就慢慢显出后力不济，到了50岁就已经日落西山，到了60岁就几乎淘汰出局。而真正有大文化底蕴和书法修为的书法家到了80、90岁的时候还写更多好书法，真可谓“人书俱老”。颜真卿写于44岁的《多宝塔碑》还不够成熟，写于60岁的《勤礼碑》就已然蔚为壮观，66岁写的《家庙碑》越来越大气磅礴，成为“颜体”标识。文徵明一直活到90岁，但是他80多岁的小楷还这么有劲道。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书法家到了六七十岁，早已经江郎才尽，连笔都拿不稳了。

书法是华夏文化里的一块瑰宝，我们应该运用这块瑰宝给中国“文化软实力”之战助一臂之力。书法是人生修为的重要方式，书法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我有三句话，最初写书法就是写技巧，没有掌握技法的书法只能是票友；然后书法是写人的情感和时代精神。看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坡《寒食帖》都是写自己强烈的情感和时代精神；第三，写书法最高境界是写大国文化形象。当我们走出国门写书法的时候，我们都不仅仅在写技法或情感，而是写中国形象。但现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在写书法，却没有几幅作品成为时代乃至国家的书法名作，这是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最大讽刺！文化的含金量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文化的重量不在于价格而在于精神的厚重。乾隆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却没有几个人能背出任何一首。而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就雄视大唐诗坛，并成为大唐诗歌形象代表。

就此而言，中国的书法界应该推出真正的精英强将，书法界的领军人物应该改换每年疲于奔命的以全国大展为中心的思路，寻绎到代表中国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书法大家，这样，中国书法才会真正实现拨乱反正，走上创建“书法中国”的书法文化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