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性制衡到教俗分离

摘 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与宗教似乎放弃了对抗，但是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隐形制衡的关系，当然这种制衡的出现是在教俗分离的状况下出现的，也算是宗教在科学背景下的一种转化和适应。

关键词：天主教；隐形制衡；教俗分离

文艺复兴后，面对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天主教会也发起了与之相对应的“反宗教改革运动”，这是应对宗教改革运动、科学所导致现实社会发展一种抵制与抗衡，如前所述，在这种传统的冲突模式中，教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失去了更多，教会或许以为，如不改变自身将会极大削弱甚或会一无所有从而招致覆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宗教与科学并非在一切领域都存在冲突，如前所述导致冲突的原因正是天主教历史性的理性基础，而在基督所占据的人文精神领域，科学并没有涉及到，甚至也无意冲突，在精神与信仰的层面，对天主教来说，与科学对应，这无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相当多的领域内，在科学的影响下，天主教需要做的是融入现代社会，实现不断的革新与发展，重新赢回自身在现代人中的影响力与发展空间，而在相关理性基础领域，教会所要做的则是重新论述与架构的问题，以找到天主教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新诠释，建立现代天主教的生存与发展秩序。

众所周知，天主教会的组织形式严格集中。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在欧洲天主教甚至整个基督教还是最为强大、跨越国界的世俗统治主体，对人们实行经济、文化的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所以对于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学界也包括普通公众根深蒂固的印象是基督教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迫害，这样的例子似乎不胜枚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下，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天主教的建制体系逐渐瓦解，与此同时，科学建制体系在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教俗分离使得其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一定层面上，隐性的制衡取代了两者的冲突。

一.教俗分离：天主教世俗权力的丧失

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在西欧拥有强大的世俗权力，其统治力量与范围也远远超过西欧当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封建国王。但文艺复兴以来，各国也包括意大利纷纷建立了教俗分离的资产阶级国家，教皇的权世俗权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甚至面临被完全剥夺的危机。1870年教皇国被覆灭，意大利民族国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与独立。但天主教与意大利的对抗使得意大利天主教徒很难具有对意大利民主国家的认同，由此造成了民族心理的撕裂，同时教皇国被覆灭，天主教以何种方式存在下去，如何发展也成为教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此，天主教一直与意大利处于对抗之中。对抗一直持续了59年，一直到1929年2月11日，教廷国务卿加斯贝利代表教皇庇护十一世，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国王，在罗马拉特兰宫正式签订了《拉特兰条约》。

从表面上看，从文艺复兴以来天主教体制的逐渐瓦解，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的分裂，天主教呈现节节败退的局面，事实上，几百年来天主教逐步走过了一条从外在控制到人的内在心理。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教会并没有失去什么，“一个传统所具有的客观资料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并且也是可以为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则是因为对于利用谈们的呢写男女来说，它们构成了观看那超验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一个宗教传统也就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在持续不断建构中的历史的建构物。他们亦与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处于交互的作用之中，而这也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在1870年前，教宗拥有的身份是多重的，其一是天主教教主，代表着整个天主教，而天主教信徒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教宗是信徒们万众所向的精神领袖；其二，教宗还是意大利邦国的君主，又带有意大利的民族性。这就与宗教的普世性相冲突了。与此同时，但就宗教职权而言，教皇的身份也是双重的，1978年梵蒂冈出版的《教皇年鉴》这样介绍时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罗马城主教，基督在世代表，使徒长彼得的继位人，普世教会至高祭司，西部宗主教，意大利总主教，罗马教省大主教暨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君主，天主的仆人之仆。”如此说明，教宗不仅是整个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还是罗马城主教，意大利总主教，还要受到意大利国家的约束。这同样也与天主教的普世性相冲突。

《拉特兰条约》在教廷承认意大利国家的同时，也使梵蒂冈重新获得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而作为世界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教皇身上不能带有民族国家的色彩。如果教皇受到意大利政府的庇护，便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和超脱性，并削弱其精神领袖的地位。”如此，意大利与天主教教俗分离使双方都获得了较为合适的地位，灵活有效解决了当时各种棘手的问题，“历史的进程似乎剥夺了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力，将其权力范围限制到最低——梵蒂冈城以内，但实际上却保证了他的独立性，或者可以说使他超然世外，极大地壮大了他的精神影响，使他得以假道德准则之命，只维护有关教会道德责任的利益，而不受任何怀疑。”

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世俗权力的消失与天主教世俗化并不矛盾，梵蒂冈问题的解决使天主教与教宗摆脱了意大利的束缚，成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在体制与世俗权力上节节败退的一个转折点，关于世俗化，“其中一个定义，常被称作宏观版，把世俗化认作非制度化。就是指宗教制度的社会权利的衰落，使得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和教育制度，避免以前那种宗教政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一开始世俗化预言家们就强调个人虔诚。他们所表达的宏观兴趣，不过是宣称他们彼此如此相连，以至于一个方面的衰落必将带来另一个方面的衰落。因此，如果教会失去权力，个人前程也将凋谢；如果个人前程凋谢，教会必将失去权力。”1965年，教宗保罗六世在联合国大会上如此表述，“这是保证教皇得以自由行使神职的最低需要，正是有了它，人们才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教皇不受制于任何君主和国家，教会和教皇也才能够一无所求，只想力所能及地用无私、慈恩和仁爱为天主教徒效劳。”这样，梵蒂冈城国就在世界天主教信徒心中获得了超然与独立于任何世俗国家的地位，教宗也摆脱了一切不必要的束缚，成为没有民族性、地方性的精神领袖。

世俗权力的消失恰恰加速和实现了天主教世俗化的进程，没有了外在权利的强制，天主教离开政坛，回到了民间，只能靠教义与自身的影响力来获得知音，影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上帝不在天上，也不在彼岸，上帝也不再高高在上，不需要通过任何人、任何组织与形式，而是就在身边，就在人间，既是世俗化的一切，又超然于世俗之外。正如卡尔·巴特所述“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尘世——历史的生存形式。在这里，必须采用新约用以说明此一情况的概念：教会是他的身体，为他所创造，并作为圣灵之警醒力量不断更新着，他作为被钉上十字架者和复活者，也以天国——历史的生存形式生活着……”

天主教信徒或者潜在的信徒作为上帝的子民，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现代人，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参与各国当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中，天主教神职人员与信徒都不能超然于外，所以他们推进了世俗化，天主教及教宗也只有推进世俗化才能赢得和影响信徒，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教徒是现代的，天主教也不可避免成为现代的世俗化的宗教。

二.隐性的制衡：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现代转向

天主教与科学在体制与教义方面的冲突，并不能被看作是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的全部，而体制与教义的冲突应被定性为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冲突模式，在现当代社会只能算作是冲突的残余形式。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目前除了形式的冲突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冲突形式？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在天主教的现代形式中，存在着目前大量的主流的表现形式。这主要是天主教现在存在形式的变化以及所引起的神学研究变化等等方面原因。

在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承接上述天主教20世纪现状，天主教表现出更加现代、宽容，更加富有弹性、灵活和自信的立场，教会坚持了鼓励与支持科学发展，注意广泛利用科技新成就论证和解决现实问题，教会也注意不断表达自身对科学发展为人类服务的关切，适时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而隐性的起到了对科学发展的有效制衡作用。而天主教对科学的关注及意见表达涉及到了相当广泛的方面。如近年来，在每年一届的教宗科学院全体大会中，教宗几乎每次都会籍此发表其对科学的看法与意见，表达科学认知与天主教的“内在和谐”，如在2004年11月8日，教宗向参加梵蒂冈教宗科学院大会的全体院士表达说科学的真理与信仰的真理最后将会合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教宗指出：“人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的，因此，人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秩序，尤其必须尊重人性尊严。身为科学家，应该努力不懈地用自己的才华来为人类大家庭服务，改善人的生活，促进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科学必须脱离任何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强调科学与基督信仰一致性上，教宗又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应该把科学团体和全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体，使他们生活在彼此合作的气氛中，大家一起重视共同的知识。

在2009年教宗科学院全体大会上，教宗本笃十六世强调了生命权与宗教自由是人权的根本，教宗认为全球化和目前经济危机下所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权利平等问题。教宗指出：“对每天向天父祈求日用食粮的基督信徒来说，五分之一的人类仍然要忍受饥饿的痛苦，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悲剧。若想给予人们适当的粮食供应保障……需要国际上所有领导人士都有这个愿意并怀着信赖之心，在遵守自然法下努力促进对世界各地区弱小人民的关怀与协助。”在最近一年的教宗科学院大会上，本笃十六世则强调了必须以友爱与和平的观点发展科学，以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科学成了人与自然，甚至人与造物主对话和相会的场所。

审视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就两者的冲突模式来说，传统的体制与教义冲突的日渐式微似乎并不能就此结论冲突的终结或者衰落，而现在天主教存在方式与存在空间的现代转向，天主教现在存在价值与现代影响力的恢复与提升，使得天主教对科学更多一种信仰信念、哲学思维、伦理学的影响与制约模式，两者由在同一空间对立与冲突零和的表现方式到现在在各自的空间互相制约与制衡的对立方式，对此冲突的评价也由传统冲突的地位负面性的评价到现在更多中性甚至正面的肯定，另外在冲突的程度上看，由于教会争夺在人内心世界影响力的不懈努力，两者互动与交流也更加成为一种常态，同时由于现代天主教与科学相互关系及各自自身层次的多元化、多样性，现代天主教与科学冲突关系也呈现出愈加复杂、立体多层次多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威尔弗瑞德·坎特韦尔·史密斯.董江阳译.宗教的意义和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2]波帕尔著、肖梅译.教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25.

作者简介：孙波（1970—），男，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史、科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