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东方人类家园的营造经验

人类家园是文明的摇篮和故乡，每一处人类家园的建立，无一不是历经艰难的营造过程。面对人类在地球表层的神圣居住地，面对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物质文化创造，我们不能不虔诚地将其称为人类的第一种劳动构建。时至今日，我们渴求着第二种劳动构建――即通过自己的研究方式，对过去人类家园的营造过程及其面貌，获得一连串完整的映像……

曾有一位朋友从欧洲短期考察回来，对我说：那里真不错，好地方怎么都叫别人占去了。

把这话反过来看中国，中国的环境又怎么样？

中国：一个生存环境不错的国度

一种直觉告诉我，我们中国的环境是不错的。你看，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好吃的食物，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国度。

还有，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延续的历史很长，文化传统深厚，地域也十分广大，尤其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长江等流域，时至今日仍旧是中华儿女生育繁衍、居住劳作之地，具备了这些条件，可以判断中国是一个生存环境不错的国度。

以中国古都为例，安阳、郑州、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八颗中华文明史上的耀眼明珠，建都史或长达上千年(如西安)，或达数百年，或至今仍为国都，或为省会城市，或为地级城市，均为数十万到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它所直接表达的一种环境质量信息是，即使时隔千年以上，这些地方仍然是中华大地上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地方。

中国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算起，已有八九千年；从第一个国家夏朝算起，已有4000余年：从有文字记录算起，已有3000多年；从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算起，已有2200多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同农业起源和向外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了农业、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物质财富，人口增殖的条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随之，中华大地上不同流域和区域的开发过程，也就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开始了。

到西汉末期，历史进入公元纪年，西汉人口达到6000万，北方的政区和人口数量都明显多于南方。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到两宋时代，全国人口超过了1亿。到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快速升高，乾隆时人口时数量达到3亿多人。适应人口大量增长的现实情况，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成为人口向往迁出之地，内地山区及边远地区也迎来了人口迁移的高潮，南方的人口数量也逐步超过了北方。

在各地人口数量、开发强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已出现了程度不等、原因各异的环境问题。古人对这些问题不仅已经意识到了，而且还在积极寻找解决或缓和的办法，当解决办法不同时，甚至还有不少激烈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今日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基本国策或公众政策，不仅是学术界，即连许多社会人士也为此作出了不计其数的研究和评述，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形式，向外界和全社会表达了历史以至今日的种种人类活动，对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大抵是以溶蚀环境质量的消极面貌出现的见解和声音。这样一种见解和声音，在给全社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出各种环境预警信号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错觉，即对大自然只能适应，而不能改造。

按照人们都已习惯的口径来说，历史上的人类活动，给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结果，即把环境搞坏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人把环境搞坏了的证据。

客观地分析西部地区人类活动的作用

譬如说中国西部地区，人们讲过去的边疆屯垦把环境搞坏了，随着历代屯垦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屯民采取的是一种粗放的经营方式，经营之后，草原成了农田，屯田地区出现了“就地起沙”的情况，引起了土地沙化，严重的地区是“沙进人退”。并说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不要重蹈过去的覆辙，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说明这一看法，就讲历史上的环境如何好，才有后来的如何不好。似乎过去搞开发的人，都是搞过滥垦滥伐滥牧的“三滥”分子。

我们注意到，这些论述已简单到用几个点、几条线代表一个地区，用几个县、几个塬代表整个黄土高原，用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代表西北地区，甚至不去考虑许多地区原本就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情况，然后就得出分析结果，认为人类活动起了多么大的破坏作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多么大的恶果，――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不以为怪的司空见惯。这样的研究结果究竟是否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一句话，研究工作远不够细致、深入，其原因在于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相关地理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远远不够全面、充足。如果连国内不同区域的对比、一个区域不同时段的对比都做不好，那就不要同国外比，如果硬要去比，也得不出可靠的结论。

事实上，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因是在自然界本身，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主要限于这种活动所及的地区；相比于局部环境的退化方向，各个时代军民屯垦活动对王朝疆域开拓和稳定所起的作用不能忘记。面对历史上西部开发的论题，历史学者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关心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分析制约和影响具体人群活动的制度和政策性因素，着眼于过去民族和国家在适应地理环境、扩大生活空间、开拓和巩固边疆方面的详实内容及其历史性贡献，进而准确地评价人类开发活动对于历史演进及生存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方更有助于今日西部大开发事业的稳步发展和有效推进。

人类家园的精心营造

我们不认为历史上的人类活动是把自然环境都搞坏了，任何一处人类家园的营造历史，不光有苦难的教训，还有许多人世间绝无仅有的劳作经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总结和运用。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亦不能漠不关心。

中华大地上的城乡聚落星罗棋布，其间，有无上千年的村庄小镇?

考古工作者发现，就仰韶文化遗址而言，千余处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上，少部分在秦岭山地和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关中渭河流域是这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的遗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渭河支流沿岸也有一些土丘遗址，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水近旁。遗址相当密集，陕西一省已发现五六百处。在沣河中游沿岸，其密度约与现代村落相等。遗址面积一般在数万或十数万平方米，大的几十万平方米，最大的如华阴西关堡、咸阳尹家村可达100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堆积厚度一般为1米至5、6米。各遗址往往保存着房基、陶窑、灰坑、墓葬或大片墓地。说明仰韶文化经营定居的农业生活，经历了长久的发展过程。遗址反映的是早期聚落情况，其特点是密度大(约与现代村落相等)，面积亦大，文化堆积厚，生活设施具备，聚落历时长。

河南省安阳市有一个渔洋村，座落在漳河旁边，这里是太行山向平原的过渡带，典型的黄土原地貌，村外沟壑纵横，相传为西门豹引漳河之渠的遗迹。来到这里考察，像似在穿越

一个历史隧道。商朝的袋足鬲残片，汉代的印纹陶缸残片，东魏北齐的窑场，宋朝的瓷片……令人触摸到的是一部非文字形式的村落史。从仰韶文化算起，这是一个让考古学者“神游六千岁的古村落”。

走向祖国的西南地区，一个别开生面的鲜活实例是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社会(见题图)。云南省元江流域的红河哈尼梯田，因国内外摄影家杰出作品的广泛流传。其梯田之雄伟壮观堪称“人间奇迹”。梯田作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结合，被称之为“大地艺术”、“大地雕刻”，蕴涵很深的意义。

哈尼人是山地农业民族，是大山的后代，有自己的生活家园的同时，还有自己的精神王国。在巧妙利用山地气候、水热资源、水土资料方面，表现出了十分高明的能力，他们事实上具有最好的本土生态知识。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面，可以提炼出的具有广泛意义的地方经验是：要保护生灵，做好这一点的前提准备是保护好自然。

人类家园营造的特点

归纳人类家园的营造有下述4个特点：

人民性一民族性。文明古国的各种传说和文字作品，都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建设美好。理想的生活家园。历史上，外国有理想国、乌托邦，中国则有桃花源、水泊梁山、太平天国。人类家园有大有小，有贫有富，还有不同生存环境条件下的地域文化，它们并无先进落后的优劣之分，也不影响人民对生活本质(幸福)理解和追求的一致性。而东方中国具有长足的民族经验和地方经验。

地方性。人类家园的营造还具有地方性．基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及生存条件，逐步适应了周围环境的地域人群，会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也就是我们极力推崇和强调的“地方经验”。

世界性。西哲所说“越是地方性的事物，越是具有世界性”，但这是有条件的，只有其价值观得到别的文化承认，才会有相应范围的吸纳和受容，以体现其更大的意义。在地方性的基础上，人类家园营造的进步意义又会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延续性。在中国，是通过宗族制度，以连结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宗族制度在农村具有很好的存在基础，因为它是跟生产方式、社会伦理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今日的生活更合理，未来的生活更美好，我们需要了解各国各地人民的履历、家园的营造史和营造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

只有不忘祖先遗训：苟日新，日日新；我们才可能达到目的。

(本文作者为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4年～1996年曾在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访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