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仰问题探析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如果人失去了信仰，他所做的一切就只能靠当下利益来衡量，那么他的道德将失去底线，行为也就没有了规范，这样的社会也就很容易崩溃。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其信仰不尽相同。信仰当如百花齐放，各美其美。

[关键词]信仰；当下利益；道德底线；差异性

一、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中国曾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文化之都。然而，自清末以来，伴随着列强洋枪洋炮的入侵，国势渐趋衰退。在“五四”激进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尽管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也有所增强，然而整个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一个明确而有力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的迷失，道德混乱，信仰缺失，世风日下已不是危言耸听。

如果人失去了信仰，他所做的一切就只能靠当下利益来衡量，那么他的道德将失去底线，行为也就没有了规范，这样的社会也就很容易崩溃。可以看到，当下确实有一部分国人已失去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他们追名逐利，自私贪婪的创意总在不断升级。那么，中国人的信仰曾经是什么？当下还有没有信仰？

一、 中国人的历史信仰

近年，全国各地借开发旅游业之名，兴起了复建寺庙、道观之风。有些地方没钱修学校，但人们依然可以筹到资金用于庙宇的恢复重建。可见宗教对中国人影响之深。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人在遇到困难或不平时，总是呼喊 “老天爷”（古代汉语“爷”为现代汉语“父”），而不呼喊“菩萨”、“佛祖”；有什么不明白的事理就说“天知道”，而不讲“佛祖知道”、“三清知道”。看来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信仰是“天”。中国人的“天”有两重含义，一指自然的天空，即人们所见之苍天；一指看不见的天神。

首先，天创造了一切。最早的甲骨文卜辞说：“造物之主，天地之宗，天生庶民，有物有则，荡荡上帝，下民之僻。” 中国人相信世界是由天创造的，第一个“天”字是指自然的天空，第二个“天”字则指宗，祖宗；则，指准则，效法；“僻”字比较难解，查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避”，“避”，《说文》解释为“回”，“回”，《说文》解释为“转”、“回转”。于是，这几句卜辞的意思便清楚了：造物主（天）创造了天地，天生下老百姓，有事物可效法，伟大的天啊，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了天下之民。被道教奉为始祖的老子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认为太古之初是什么也没有的，天下之物都是由天从“无”中造出来的。与老子齐名的庄周在《庄子、庚桑楚》中也说：“万物出乎无有。”《周易・乾卦》则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源于天，人是天所造的。《诗经・大雅・蒸民》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蒸民即老百姓。《吕氏春秋・孟夏纪》说：“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使其口可以言……使其心可以知。”汉朝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李白也在唐诗《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天）之无尽藏也。”“无尽藏”即指天的无尽的宝藏。他看到统治者为了吃遥远的南方鲜荔枝，催逼人民快马运送，致使许多人倒毙路上的惨状后，写下了诗歌《荔枝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意思是希望苍天怜爱老百姓，不要造出荔枝这种好吃的美味，使官吏毒害他们。

其次，天安排及主宰着世界。古人认为，上天创造了世界后，又主宰着世界，世间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所以历史上最高统治者都被称为天子。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汉高祖刘邦得天下是上天的意志，他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意思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不是大圣人谁能在这个时候承受天命做皇帝呢？他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又说：“高祖离（通罹，即遭遇）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屡受金国欺侮。1163年，南宋发动北伐，却在符离溃败，只得又跟金国讲和。主张北伐的中书舍人张孝祥在《六州歌头》词中无可奈何地说：“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明朝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第三回说：“自此西周遂亡，天数有定如此。”讲天命讲得较透彻的要算明朝惠帝的侍讲学士方孝儒的《深虑论》，他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周朝灭亡的原因是诸侯强大，便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却不料汉高祖在民间崛起灭了秦朝；汉汲取秦朝政权孤立的教训，大封子弟做诸侯，却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宣帝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地，分散他们的势力，可是后被王莽篡位；汉光武、魏、晋都把前代灭亡的原因作为教训，但他们的灭亡都发生在没有防备的地方；唐太宗李世民听说有个10多岁的姓武的女子将来要杀掉他的子孙，夺他的江山，便将天下10多岁的姓武的女子通通杀掉，但武则天天天在他身旁侍奉却不知道；宋太祖赵匡胤看到五代的灭亡是由于地方藩镇势力大，便解除藩镇的兵权，使他们容易受控制，却不料他的子孙终被敌国困扰以至灭亡。于是，方孝儒总结说：,“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道即为上天的安排。同样，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人的命运古人认为也由老天决定。孔子说：“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清朝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青凤》中的青凤，因家庭阻挠而离开了爱人耿去病，不知去向。后来一场变故，耿不期又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青凤感叹地说：“此天数也！不因颠覆，何得相从？”正因为人的命运是由老天决定，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品德，才干、福禄也由老天所赐。《左传・僖公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而受之。”土块象征土地，是建立国家的预兆，被称为天赐，所以重耳恭敬地接受了野人为戏弄他而给他充饥的土块。

三、外来文化对中国人信仰的影响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信仰道、信仰天。中国人的信仰遭受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全面侵袭和挑战。

第一次是佛教对中国本土文化带来严重冲击。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宗教，它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在世界观方面，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它的理论蕴涵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其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称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与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文化涵盖了整个印度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2世纪时分别得到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的信奉和扶持，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繁荣和广泛流传。

佛教传入中国源于汉明帝刘庄，据说在派员去印度取经的前一年，即公元64年，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中神为“佛”时，遂有《资治通鉴》上所记载的派遣使臣去天竺求佛的事情。当时派去的使臣一个叫蔡音，另一个叫秦景。蔡、秦二人到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时，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永平十年（67）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阳。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刘庄这段求佛故事，史称“永平求法”。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乘”是梵文的意译，原意为“乘载”或“车辆”、“道路”的意思。它的教义旨在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解脱之彼岸。大乘佛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说佛身常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这与中国传统的“人人皆可成尧舜”暗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弘通思想，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更适合中国人的入世精神，更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大乘经典主张的“不离烦恼而得涅”也适合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的习性。中国人选择了大乘佛教是由固有的传统文化性格所决定的，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原则。再者，大乘思想对佛陀教法的进一步发挥与完成，它的高度精密的哲学思辩与宗教幻想的巧妙结合，也适合当时中国人文化发展的高水平。

?中国的思想家们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佛教中国化。其时译经盛行，且译者态度认真，梵汉兼通，儒释兼修，许多经典一译再译，多达10多次。在这过程中必然又逐渐融入并形成了译者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为以后中国佛教各学派的兴起做了文献和思想的准备，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在隋唐时期以宗派形式表现出来。宗派佛教成为印度佛教在中国土壤上的变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在这方面，中国再一次凭借本身固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凭着前人对佛教的消化与改造，以“六经注我”的精神，另辟蹊径，自造家风，自成系统，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法进行重新编排组合。天台宗、华严宗的糅合百家、兼收并蓄，为以“心”为宗本的禅宗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至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后，则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已衍化为中国化佛教，标志着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化佛教――禅宗。中国禅宗既不像小乘佛教那样宣传出世迷信，也不像大乘佛教那样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偏重在现实人生心理调整上下功夫。禅宗的精神，完全是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回现实人生。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禅宗的这一特色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外来佛教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第二次入侵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力进入中国，亦使中国处于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次较之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圣经伴着军舰走”，即基督教（西方文化）背后有着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政治实体，其对宗教文化的输出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且给予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所以，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交流。

事实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就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此人在中国颇受士大夫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列强洋枪洋炮对中国的轰击声中，西方在中国的传教也愈演愈烈。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又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是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取得英、美两国在条约中规定的侵略权益外，条约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1858年6月13日的《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的《中美天津条约》均允许耶稣教教士自由传教。1858年6月26日签定的《中英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中第二款规定耶稣教、天主教教士自由传教。1858年6月27日的《中法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天主教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北京条约》签定后，法国还擅自在条约文本中加上“任法国教士在各省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为扩大宗教侵略制造依据。

洋枪洋炮轰击为上帝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于是，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教堂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于是便有了许多的基督徒。自由民主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似乎有些过激地要否定中国的一切，宣扬西方的所有。然而，任何事情都需掌握好一个度，回过头看，孔子的儒家思想却受到了世界很多学者的赞同。英国史学家阿诺・汤恩比曾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预测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认为，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有能力解决，所以他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汤恩比的意思是中国文化，也就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哪一个国家提倡，这个国家就会引领世界。所以中国文化，儒家与大乘佛法会影响全世界，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而西学在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弊病。现实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危机、核武威胁、都市膨胀、信息爆炸、资源浪费、文明冲突、技术统治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持续困扰着人类的生存。现代化虽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同时也层累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如今要收拾这样的烂摊子恐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发挥其大用的时候了。

四、今日中国人的信仰

纵观中国人的信仰史，可谓是一部发展变化又不离传统文化的成长史。那么，今日中国人的信仰之路该通向何方呢？

首先，中国的历史悠久，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的信仰在不同的年代是有变化的。从最初的信仰天，到后来的佛、道，以及儒、释、道融合，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时代的信仰最精彩。所以要尊重每一个历史时段的信仰。

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信仰也不同，要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信仰。比如自治区的同胞信仰藏传佛教，回族信仰的是伊斯兰教。即便是汉族，也有人信佛，有人信道，亦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

再者，就是地方性宗教。中国历来都提倡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因此，一旦有人即使是凡人在某个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大都可以被推崇为神仙，比如关羽，他本是一名武将，正因为他重义，所以他逝世后，人们将他封为武财神，朝拜的人很多。再比如吕洞宾，在民间，吕洞宾是一位与观音菩萨、关公一样妇孺皆知、香火占尽的人物，他们合称“三大神明”。

吕洞宾曾在唐宝历元年（825）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 后来，他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他的道号为纯阳子。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其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

当下中国人的确出现了信仰领域的危机。因为自“五四”以来，传统已被打破，尤其经历了“”，更使得传统文化面临着雪上加霜的困境。而目前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构建成功，世风日下是毋庸质疑的事实。于是，学者们各抒已见，希望世人能有一致的信仰来解决问题。蒋庆先生倡导儒家救世，邓晓芒先生曾在网上说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信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即便一个人去庙宇烧烧香，或者去教堂做做礼拜，那么也是好的，至少他可以净化一次心灵。所以当下人们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信什么，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信仰。作为当政者，重点是在现代与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当然，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任重道远。历史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就会不同。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信仰都是劝人向善，这一主旨不会变化。所以信仰尽可以各美其美。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信仰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信仰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这就是费教通先生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