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人格:德育现代化的本土资源

现代不能轻易否弃传统，传统也要走向现代。可以说，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本土资源。

君子是中国传统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之形象，公民是中国现代教育的目标定位。中国现代教育一方面要吸纳和坚持人类教育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则要挖掘和继承中华民族的君子教育思想。没有前者，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后者，就没有中国魂。现代不能轻易否弃传统，传统也要走向现代。可以说，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本土资源。鉴于《四书》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极端重要性，本文主要以《四书》为对象，对深蕴其中的君子教育思想作一梳理。

一、古本《四书》：君子人格之根

从历史的角度看，“君子”一词并非孔子首用，早在《尚书》《诗经》中就有关于君子的记载，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诗经・谷风之什・大东》中的“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说文解字》关于君的解释是：“君，尊也。”“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命令，合起来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君子”一词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定义，并无明显的道德人格含义。孔子则赋予了君子这一称号新的内涵，使“君子”一词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成为儒家培养人才的规范和标准。君子也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志士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正如吴龙辉在《原始儒家考述》中所说：“孔子所解释和规定的君子人格与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君子人格的本质区别在于：贵族社会推崇的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论语》中，“君子”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达到且经过努力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虽人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也并非人人都能达到，所以才需要君子教育。孔子就经常以君子人格要求其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其弟子也以成为君子自励。

仁是道德的根本。在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构成中，仁是基本因素。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必须具备仁德，不得须臾而离仁。既然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要素，那么君子就具有仁所派生出来的各种美德，如泰而不骄、和而不同、成人之美等。君子的这些品德，都是仁在不同人际关系和不同场合下的表现形式。

君子人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知。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把知（智）、仁、勇并列，由于“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所以勇不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孔子常用仁、知双修要求弟子，认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即认为人的知识（德性之知）和智慧有助于发展仁德。因此“智者不惑”，知识一旦转化为智慧，就能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保持道德节操，成为真君子。

孟子以“大丈夫”学说发展了孔子的君子思想。在孟子看来，孔子的君子固然可敬可佩，但这种文质彬彬的人格有些文弱，便推出一位天将降大任于其身的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孟子一方面阐明人性至善，并由此导出人格均等的观念，认为“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一方面将成己成物的重任寄托在他所设立的“大丈夫”身上。《孟子・滕文公下》如此定位“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见，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具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英雄气概。如此，才能变乱世为治世，变无序为有序，变无道为有道。这是孟子对君子人格学说做出的重大贡献。

《大学》和《中庸》对于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的定位，前者侧重于心，所谓诚意正心；后者侧重于性，所谓率性之谓道。具体来说，《大学》在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明确把修身作为君子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以修身为本，修己以敬；君子齐家，修己以安人；君子治国，修己以安百姓；君子平天下，尧舜其犹病诸。而《中庸》则指出了君子对于天下和文明的自觉担当和示范意义：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可以说，君子的一言一行都为世间的标杆。

二、汉唐宋明时期《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丰富

东汉郑玄、唐朝孔颖达、南宋朱熹和陆九渊，以及明朝王阳明等，都对《四书》中的君子和君子教育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对“三礼”（《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可以说，郑玄对包括《大学》和《中庸》在内的《礼记》的注解，以及他的《论语注》，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蕴含着丰富的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思想。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南宋以后成为主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朱熹把君子的“忠恕之道”理解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从而为君子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朱熹在“尊德性而道问学”方面更为重视格物致知的“道问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君子之学引向了认识论和知识论。陆九渊的心学则更为侧重“尊德性”，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这是他对朱熹的批评。后来的牟宗三也对朱熹提出了“别子为宗”的批评。王阳明则在陆九渊的基础上以“致良知”定位君子之道。

三、近现代《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发展

近代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面对当时中国险恶的生存处境，一方面引进西学先进思想、观念等以期增强国力，一方面又对《四书》中的君子人格有所继承。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立足的正是君子的道德，而不是乡愿的道德。他在《释新民之义》一文中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1]8《四书》中的君子之道恰恰是梁启超所关注的“国民独具之特质”。他还于1914年以《君子》为题在清华大学作演讲，阐发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道，这是他继承的一面。同时，他又撰写《论私德》，编写《德育鉴》与《明儒学案节本》，以探讨“公私德所同出之本”，而公德的一个条目是培养“利人乃所以利己”之精神，以克制自私自利的冲动。梁启超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使其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远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1]9这是他用现代公民教育来发展君子和君子教育思想的一面。

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则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之公民道德建设的典范。该书上篇有五章，分别讲修己、家庭、社会、国家、职业，下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四章分别讲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上篇注重道德规范与实践，下篇注重道德理论。蔡元培明确指出：“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2]蔡元培立足的正是《四书》中的君子教育思想。基于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蔡元培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

当代学人之中，牟钟鉴在《重铸君子人格，推动移风易俗》中，重构当代新君子理论，提出“君子六有”论：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3]郭齐勇则在《国学的核心价值与人格养成》中，立足《四书》，阐发了国学对于培养君子人格的奠基作用。[4]陈来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君子的基本信念：（一）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二）社群比个人更重要；（三）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四）责任比权利更重要；（五）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六）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七）今生比来世更重要；（八）和谐比斗争有价值；（九）文明比原始有价值；（十）家庭比阶级有价值。[5]张祥龙也围绕着“格物致知”――“格其亲亲之物，而致其自明之知”，[6]阐发了人文情理世界中的君子定位。这些都是对传统君子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四、海外《四书》研究：君子人格之新视野

海外汉学名家也高度重视《四书》中的君子人格和君子教育思想。郝大维、安乐哲在《先贤的民主：孔子、杜威和中国民主之希望》《通过孔子而思》等著作中指出，现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多是围绕着建立于理论与实践二分之上的“社会/个人”“私人/公众”“自然法/成文法”“权利/责任”等问题展开。狄百瑞则在《儒家的困境》一书中专章探讨了“《论语》中的君子”思想。[7]他和德国学者墨子刻一样，都认为新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以世人能了解的说法去证明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亦即“证明儒家对个人的尊严与自主的主张，以及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超越现实政治权威的道德理想”和“把研究儒学的焦点从‘礼教’与‘理气’的题目转移到‘生生不已’与‘工夫’的思路”，从而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学说和君子教育作为人文主义传统所具有的精神价值。这对于我们恰当理解孔子的君子与君子教育思想很有启发。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所谓“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7本着上述精神，以君子人格为本土资源实现德育现代化的路径有二：一方面，我们要激活中国传统君子教育这一宝贵资源，使君子人格成为中国教育的底蕴所在，而不是仅仅把公民和公民教育作为异质文化加以吸纳，此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厘清存在于传统君子教育思想中的等级立场，用现代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想来丰富和提升君子教育的内涵，此所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105.

[3]牟钟鉴.第二次启蒙[N].光明日报，2015-08-24（16）.

[4]郭齐勇.国学的核心价值与人格养成[J].中国德育，2012（21）：32-35.

[5]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张祥龙.先秦儒家哲学九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9.

[7]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53.

【王啸，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