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回忆》听懂肖邦

电影音乐大师霍华德・肖携新作――钢琴与乐队协奏曲《毁灭与回忆》(“Ruin and Memory”)踏上了久别16年的中国北京的土地,参加10月11日的第13届北京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这位曾因三部曲系列影片《指环王》中壮丽辉煌的配乐而荣获3座奥斯卡奖、4座格莱美奖及3座金球奖的作曲家在从纽约赶往北京的路途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采访中的霍华德・肖,平静、随和、恬淡、从容,让人很难将他淡定的回答与其电影音乐中极富张扬的音场和多变的音乐风格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霍华德・肖,一个看似平静面孔和声音下深藏多样情绪和艺术风格的配乐大师。

记者:16年前,您记忆的中国是什么样儿?

肖:当年,我因为跟导演克隆伯格合作电影《蝴蝶君》来到过中国,我们去过北京长城和内蒙古。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长城、北京的百姓生活,一切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忘。我深知16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变化一定非常大。当然我更加期待着这一次在北京音乐节的开幕式中跟钢琴家朗朗以及其他中国音乐家和合作。

记者:您目前大约创作了《费城故事》、《沉默的羔羊》等40多部电影音乐,而中国的观众主要是通过您的电影三部曲《指环王》认识的您和您的音乐。是什么原因让您涉足电影音乐?在创作电影音乐和一创作般的乐队作品时有什么不同吗?

肖:我是在美国波士顿伯克利大学学习的音乐和作曲。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作曲了,对乐队创作一直情有独钟,在从事电影创作之前的20年里我几乎都在从事管弦乐的创作,每年至少要写四到五部乐队作品。我一直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年轻时我在多伦多组建过一个摇滚乐队、在乐队里我吹萨克斯,也在电台、电视台从事音乐创作和制作。

涉足电影音乐跟我的多伦多邻居――电影导演克隆伯格有关,1979年我与克隆伯格合作了第一部电影《夺命怪胎》(The Brood)随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他电影导演还有马丁・斯科西斯和大卫・芬奇等。我认为,电影和电视为我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发挥的空间。我凭直觉创作,享受那种将自己深深置入到电影故事以及各个角色中的感觉,并用音乐的形式将电影中的情景、情绪、人物性格和戏剧表达出来。可以说,电影音乐创作对于我本人来讲更具有挑战性,电影音乐创作也满足和丰富了我多样的表达需求。

记者:您在电影《指环王》的创作中是否也借鉴了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手法,您是如何看待他的创作的?

肖: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都是围绕寻求权利和欲望展开的故事。瓦格纳在这部歌剧的创作中运用了许多主导动机,他的确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音乐大师。我在创作之前对该剧也进行了学习和研究,但我更加注重用音乐形象来表达剧中的人物性格和情绪、用音乐来创造与画面相吻合的真实的感觉和情景。导演彼得和我在这部电影的创作中合作得非常紧密,他的指导总会时刻与我的音乐创作、录制和指挥环节紧密跟进,他甚至了解我每天都在写些什么东西。我们随时都会就电影和音乐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听过您的许多音乐后发现您非常善于运用各种传统而古老音乐,如在《指环王》中运用许多非洲、印度、凯尔特等世界音乐素材来酝酿这部新世纪的魔幻史诗。

肖:电影《指环王》讲述的是古老的故事,它的音乐当然也应该放置在古老的环境中。因此我在这部影片中运用了许多古老的民间乐器。钢琴与乐队协奏曲《毁灭与回忆》的创作过程中,我对肖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阅读很多文献和素材。这首作品体现了我对肖邦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生经历的思考:包括对肖邦的家乡、肖邦生活的世界以及肖邦浪漫个性的理解。这是一部约30分钟、分为3个乐章的作品,由一个只有长笛、双簧管、巴松和圆号的31位乐手组成的弦乐队演奏。我非常留心不要过分渲染管弦乐,以免掩盖钢琴本身的美感。

记者:在郎朗之前,您是否与其他中国音乐家有过合作?您如何看待郎朗的演奏?

肖:我在纽约有很多中国音乐家朋友,谭盾就是一位跟我关系非常密切的作曲家。我跟郎朗的合作始于一年前,当时他提出要我为他创作一部钢琴协奏曲。这个作品的创作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我几乎是一个季度写一个乐章,然后把作品寄给他。我在着手创作之前也观看了郎朗的多场表演。有意思的是一周前我们两人同在维也纳演出,郎朗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我则是在另外一个音乐厅指挥自己的作品。在维也纳期间,我们都还在讨论这部钢琴协奏曲。郎朗是一位非常有光彩的钢琴家,他的表演也给我的创作带来不少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