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世界\训诫和劝导\英雄崇拜

摘要：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宗教特征主要表现在她对彼岸世界、训诫和劝导、英雄崇拜的特别关注上。“彼岸世界”不仅是唯心主义文学流派的所好，而且对于唯物主义文学流派同样具有超强的吸引力。训诫和劝导使得文学具有了圣经的功用，作家也因此成了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而这对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英雄的特征是完美和超强，从这个意义上看，英雄和神具有着极其相似的特征。俄罗斯文学在塑造英雄的时候，常常将他们与神相等对待。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宗教；彼岸世界；训诫和劝导；英雄崇拜

中图分类号：1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124-03

宗教和艺术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作为远古社会物质生产的一部分，二者几乎同时降临到人间。在人类的原始时代，诗歌、舞蹈、音乐、绘画既是艺术活动，也是宗教活动。“艺术与宗教的接近与相同，其根本点在于它们同时具有伦理性和审美性。美国美学家贝尔把艺术与宗教看做是同一世界中的两个体系，认为它们不仅在感情的表达方式上相通，而且也在精神上相通。这可以理解为，感情表达方式的相通会指向审美，而精神的相通即共同表达‘人的基本现实感’则会指向伦理。……日本宗教学家池田大作也指出：‘……宗教和艺术都把精神世界作为根本……’。”

俄罗斯文学的出现、发展与繁荣和宗教密切相关，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保存在教堂中的11世纪的手抄经书。无论是外在的存在形式和内在的思想特质，俄罗斯文学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发轫于十至十一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受民间口头创作和拜占庭、保加利亚文化影响很大，大都是用古斯拉夫文和古俄文(十三至十五世纪衍化为俄罗斯文、乌克兰文和白俄罗斯文)撰写，其本身就是宗教或历史文件。完成于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编年史”(jIeToIIHCb)中的“往年故事”虽然已经凸现出宗教门类向艺术门类过渡的特征，但离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换言之，“往年故事”只能被视为是一种宗教的艺术。标志着俄罗斯文学从宗教完全剥离的作品《伊戈尔远征记》，“虽然不是宗教作品和属于宗教的艺术，但蕴涵其中的英雄气概、悲壮品质、牺牲精神，以及所采用的象征表现手法却极富宗教色彩”。

俄罗斯民族深受宗教的影响，形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具有久远的历史。除此之外，宗教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与挣脱外来统治以及在改革新政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虽然不属于“宗教艺术”，但闪现其中的宗教和艺术的辩证关系却使得它和宗教艺术具有极其明显的相似性。概括地说，宗教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彼岸世界

世界上的宗教千差万别，但概括起来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对讴歌和赞美“彼岸世界”情有独钟。彼岸世界说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来的，他把世界分成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两个部分。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索罗维约夫后来对柏拉图的学说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俄罗斯变成了临时世界和永恒世界。在索罗维约夫看来，只有永恒世界才反映出了世界的本质，临时世界充其量只是永恒世界的“影像”和“类似物”。不管是柏拉图的精神世界还是索罗维约夫的永恒世界，在宗教意义上都可以被认定为“彼岸世界”。

笔者认为，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具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原因之一就是它一直都热衷于描写“彼岸世界”。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一直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批判现实主义对彼岸世界的描写是通过否定物质世界或者说否定临时世界来完成的。以往的文学研究只注意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否定社会的一面，而对于它的赞美和讴歌社会的一面却认识不足。其实，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这里，讴歌和赞美精神世界或者说永恒世界的描写并不比讴歌和赞美物质世界或者说临时世界的分量轻。以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会给人一种这样的错觉，主要是因为从篇幅和字数上来论的话前者明显少于后者。仔细分析起来，讴歌和赞美精神世界或者说永恒世界的描写虽然在数量上输给了讴歌和赞美物质世界或者说临时世界的描写，但在质量上它却一点儿也不比后者逊色。以果戈理《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为例，谁又能够认定其中的抒情插笔没有作品中具体的情节和细节描写重要呢。很难想象，缺少了对彼岸世界讴歌和向往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会具有在现今世界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艺术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这一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果戈理这里。在其他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那里，这一特征也十分明显。大家知道，批判现实主义是通过否定现实世界来完成对农奴专制制度的鞭挞和批判的。为了使这种鞭挞和批判显得有力，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否定加肯定的创作方式，即在鞭挞和批判“此岸世界”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去讴歌和赞美另一种存在于未来的“彼岸世界”。笔者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的“彼岸世界”应该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将之笼统地归结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从哲学意义上讲，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多么美好，都不可能逾越物质的羁绊，都不可能质变为精神世界或者说永恒世界。况且，受时代因素和阶级因素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觉悟和能力。以前的研究者们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却都没有沿着真理们这条路坚持走下去。也是受时代因素所限，他们只是抱怨了几声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这里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过于模糊而就草草收兵，停止了继续前行的脚步。其实，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并不是不愿意和没有能力对未来世界作详尽的勾勒，是“彼岸世界”的特征本身限制了作家们的发挥。很多人都对果戈理晚年的蜕变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只要我们把果戈理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的抒情插笔当成是对“彼岸世界”的讴歌而不是什么对其他具体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向往，关于果戈理蜕变的不解之谜就可得到圆满解释。原来，果戈理对宗教的迷恋并不是在晚年才开始的，早在创作《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心存向往了。所谓的果戈理的蜕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是批判现实主义批评家们杜撰出来的东西。

批判现实主义虽然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主要是以唯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其他文学流派的存在。在果戈理、别林斯基之外，还有费特、德鲁日宁等“纯艺术论”作家们的身影存在。应该说，“纯艺术论”作家们也为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对“彼岸世界”的关心还是一种间接和无意识行为的话，那么唯心主义作家们对“彼岸世界”的关心就是一种直抒胸臆和有意识行为。持“纯艺术论”观点的文学流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渐渐走强，甚至能够和批判现实主义一争

高下。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批判现实主义越来越“人世”的创作主张开始使文学、甚至是整个俄罗斯艺术走向了庸俗。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纯艺术论”的作家们才开始在俄罗斯文坛收复失地，并最终酿成了二十世纪初期现代主义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唯心主义文学流派在整个十九世纪从来都没有输过，和批判现实主义一样，它有足够的资格被称为那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主线。由此可见，虽然是两个彼此对立的文学流派，但它们却共同参与完成了一项相同的任务。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宗教特征是它们一起赋予的。

二、训诫与劝导

“训诫和劝导”的主题源自宗教。根据圣经的教诲理论，是人的原罪让人无条件接受了“训诫与劝导”。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视训诫与劝导为灵魂，从普希金、果戈理开始，几乎每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把拯救民众于水火当成了自己的天职。在这样的创作理念影响下，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圣的询道色彩，创作活动也开始区别于一般的社会职业而被蒙上了一层崇高的神秘面纱。笔者认为，崇高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有助于帮助作家戒除庸俗和无聊，使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变得深刻。

但是，训诫与劝导对文学的作用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在作家们或者在作品中直抒胸臆，或者通过文学形象为俄罗斯开出“灵丹妙药”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作家们将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以救世主的态度和口吻宣讲生活的要旨和真理，俨然成了宗教意义上的布道者。托尔斯泰的布道刚开始还是在某一领域内进行，到后来，他将自己的布道扩展到了人类的整个灵魂。他以耶稣代言人的身份对世人进行训诫和劝导，直至将马太福音成段成段地直接引入长篇小说《复活》，混淆了艺术与宗教的界限，降低了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赋予作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别称也许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褒义词。笔者认为，艺术虽然和宗教密切先关，但毕竟分属于不同的门类。混淆二者的功用，就是降低它们各自的存在价值。

为了实现训诫和劝导的目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常常热衷于塑造“引路人”的角色。一般说来，文艺作品中的“引路人”具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人生观，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往往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最先进人群的代表。以屠格涅夫为例，他的文学创作基本就是在寻找和塑造“引路人”的范围内展开的。在40年代的时候，“屠格涅夫想寻找性格完整而坚强的英雄、社会活动家、‘不平凡的人物’。”到了50、60年代，“作为一个对当代社会生活一切重大事件反应敏锐的艺术家，屠格涅夫感觉到必须塑造出能够代替罗亭和拉夫列茨基类型的消极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新的人物形象”。另外，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巴威尔在“引路人”形象塑造上也可谓神形兼备。看过这部小说的人可能都不会忘记在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队伍中巴威尔高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的“引路人”的情形。为了突出巴威尔的“引路人”特征，作者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跟随者――他的母亲尼洛夫娜。有趣的是，尼洛夫娜在当了一段时间的跟随者后，她本人也蚕蛹化蝶，完成了由一个跟随者到“引路人”的蜕变。其实，《母亲》的作者对“引路人”的迷恋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丹柯手捧自己的心脏为人群引路；勇敢的鹰和海燕在战斗之前所进发出的激情；流浪汉身上的优秀品质等，都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高尔基在这一方面的审美取向。

三、英雄崇拜

俄罗斯文学对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崇拜由来已久。早在十二世纪的《伊戈尔远征记》中，人们对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崇拜情结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悲切却不凄凉，表达更多的是对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讴歌和赞美。我们认为，正是在这种讴歌和赞美式的哭诉过程中，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完成了对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崇拜。

远在多瑙河上便可以听见雅罗斯拉夫娜的声音，

大清早，仿佛一只无名的杜鹃在悲涕：

“我愿飞，”她说，“愿像一只杜鹃在多瑙河上飞翔，

我要将海狸的袖子在卡雅拉河里蘸湿，

给王公擦一擦他那强壮身体上的

血淋淋的创伤。”

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崇拜情结的形成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正式诞生之前的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的说来还局限在个人主义的范畴之内。普希金小说《射击》中的西尔兀、《杜布罗夫斯基》中的小杜布罗夫斯基都和伊格尔一样，追求的主要都是个人的荣誉。只是到了果戈理时期，文学中的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开始逐渐摆脱个人主义的影响，英雄们的所作所为才开始和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只有在这个时候，英雄和英雄主义才被赋予了一种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果戈理的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就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塔拉斯.布尔巴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到前线为祖国打仗。大儿子英勇牺牲时，塔拉斯.布尔巴不畏风险，深入敌后，与自己的儿子见了最后一面。在小儿子叛变投敌后，塔拉斯.布尔巴大义灭亲，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最后，塔拉斯.布尔巴也落入敌手。敌人把他钉在树上，用干柴把他活活烧死。塔拉斯.布尔巴作为果戈理文学创作中为数不多的正面形象，其完美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也因此成了我们研究果戈理时不可忽略的文学史料。而屠格涅夫除了用传统方式强调主人公身上的英雄精神和牺牲精神外，他还常常通过写作技巧来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无论是将自己寻觅到的英雄如罗亭、巴扎罗夫介绍出场，还是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时候，屠格涅夫采用的大都是贬低抑制周围环境和人物的“抑此扬彼”的方法。我们清楚地记得，当能言善辩的罗亭出场的时候，原本也是比较优秀的人群立刻就在他的面前失去了光辉。屠格涅夫的这种写作手法和中国传统戏剧中英雄人物出场时的“亮相”十分相像。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出现英雄崇拜的普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和原始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雄崇拜，“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在原始社会群居时期的本能之一，是人类为了个体以及种族生存自然生长起来的心理渴望”。只不过，宗教艺术中的英雄主要的存在形式是神，而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英雄的主要存在形式却是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