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转移观念在更新

癌转移可以“改邪归正”

癌转移既不是肿瘤局部的问题，也不是肿瘤晚期现象，肿瘤干细胞和免疫炎症微环境是其关键，值得庆幸的是，癌转移潜能是能够“改邪归正”的。

近几年的研究提示，癌转移的观念已有很多更新。

首先，癌转移为全身性问题，需全身干预。新一代的癌症10个特征中有4个特征显然与全身调控有关，即重组能量代谢，逃逸免疫杀伤，炎症促癌，基因不稳定性。文献也指出，全身状况与肝内肿瘤的控制为肝外转移危险因素。这些提示全身干预在肿瘤治疗中很重要。

其次，癌转移不是晚期现象，预防需及早进行。研究比较小肝癌与大肝癌，只发现7个基因差别；而有转移和无转移肝癌比较则有153个基因差别，说明转移基因改变发生在原发瘤阶段，即使小肝癌也可有很强的转移潜能。这也说明为什么有的小肝癌切除后很快便转移复发，提示早期干预的重要。

再次，癌转移的关键是肿瘤干细胞和免疫炎症微环境。过去认为所有癌细胞都可能转移，现在认识到癌转移的关键有二：一是免疫炎症微环境；二是肿瘤干细胞，如EpCAM阳性肝癌细胞为干细胞样细胞，为此肿瘤干细胞是抗转移研究的重要靶点。研究发现，癌周微环境有17个免疫炎症相关基因可预测转移，说明在“种子与土壤”学说中，不仅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而且不同的土壤也会影响种子的性能。这样，在抗转移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干预领域。

最后，癌转移潜能即可变坏，也可变好，使癌“改邪归正”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分化诱导治疗和一些中药治疗可使转移潜能降低。研究发现，在裸鼠人肝癌模型用奥铂治疗，可上调干细胞标志（如EpCAM，CD90），而含5味中药的“松友饮”则可下调这些标志，减少转移并延长生存期。

杀癌确可促进残癌转移

癌症治疗可破坏癌及其环境，使耐药癌细胞扩展，这种进化特性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研究杀癌疗法的“反作用”，认识其不足之处，将是找到新方法提高肿瘤疗效的一条捷径。

百余年的抗癌战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主要依靠杀癌疗法，从根治性手术、扩大根治术到放化疗，乃至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杀癌疗法功绩卓著也有其负面问题，过去多注意其副作用，但很少注意其“反作用”。

近年使用高转移潜能人肝癌裸鼠模型的实验研究提示，姑息性切除、放化疗、肝动脉结扎和最新的以抗VEGF为主的分子靶向治疗，均可促进残癌的转移潜能。

研究发现，不少临床正在使用的无关药物在干预杀癌疗法“反作用”方面有一定作用，包括细胞因子、抗炎剂和传统中药等。如抗炎剂唑来膦酸可通过消除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对消索拉菲尼的促转移作用；阿司匹林也可通过上调HTATIP2减轻索拉菲尼的促转移作用；“松友饮”可通过诱导凋亡、下调MMP2和VEGF而延长肝癌切除后裸鼠生存期。总之，研究杀癌疗法“反作用”的目的不是否定其作用，而是认识其不足之处，并找到对策，从而成为进一步提高杀癌疗法疗效的一条捷径。

癌转移需要全身干预

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步注意到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都在影响着癌症的转归，因而全身性干预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理应更受重视。

免疫系统，过去肿瘤临床曾有过不少免疫治疗剂在应用，但因发现免疫有双重作用，既有保护宿主作用，又有促进肿瘤作用，从而使免疫治疗冷却下来。免疫治疗还有一个瓶颈是肿瘤抗原性弱，不足以引起足够的免疫反应。近年发现用抗体对抗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可明显增强抗肿瘤效应；这种免疫治疗是针对免疫细胞提高其抗癌免疫反应，而绕开肿瘤抗原这个难题。

内分泌系统，早年便已注意到内分泌系统与癌症的密切关系，近年除雌激素和雄激素外，还注意到甲状腺激素、黄体酮等。

代谢系统，代谢干预已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下面的点滴报道便可见一斑：ATP消耗促癌代谢；肿瘤细胞代谢与分解脂肪有关；脂肪细胞可促癌转移并为肿瘤迅速生长提供能量。肝癌增殖主要与糖代谢相关，而非血管生成；长效精氨酸可使晚期肝癌病情稳定。2012年的一篇文章称：全身PTEN水平升高可导致较正常的代谢状态，能量消耗增加，脂肪积累减少，有助细胞避免癌变。甚至有人认为，癌症是代谢蜕变。所有这些都提示代谢干预的重要性。

（摘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