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生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22层，风湿免疫科主任办公室。留澳博士徐沪济主任接待了记者。他高高的个子，清俊的脸庞，走路迅捷有力的步伐。给人一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气魄。

我们的谈话首先固绕他的名字展开。

“你的名字‘沪济’是否有特别的意味?”记者问：

“我出生在上海，‘沪’当然是上海了。‘济’。听父亲讲，我出生时，他正在山东济南出差，所以起名‘沪济’：”徐沪济笑着说。

“当第一次听说你时，我一直以为‘济’是济世的意思：”记者说。

“悬壶济世是我一生的心愿。”徐沪济加重了语气，诚挚地说。

在2005年初出版的《免疫学年报》(2005年版)上，赫然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徐沪济。

这本由美国出版的《免疫学年报》是国际免疫学界最权威的医学期刊，每年出版一期，仅收录来自世界各国医学研究领域专家的文章25篇左右，其影响因子高达52．280。而人们较为熟知的《自然》和《科学》杂志．其影响因子分别只有30.919和29．280．国内医学界最为权威的《中华医学》的影响因子不到0．4。

能有幸应邀为这本国际顶级期刊撰稿的人少之又少，其中，华人更是廖若星辰，而以中国国籍身份出现的，徐沪济是第一人。

而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一”，又是建立在许多来：之不易的“第一”的基础上的：

在国际上首次证实细胞免疫对疟疾感染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国际上克隆鉴定了第一个细胞性免疫的疟疾疫苗抗原；

在国际上首次确定了疟疾细胞免疫学机理……

徐沪济，是一个频频与“第一”结缘的人。

基于“第一”

徐沪济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一个决定人生方向的“第一”。

1983年，徐沪济以优异的成绩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分配在长征医院。在那个改革开放不久、许多大学生抱着60分万岁思想的年代，一直怀着对知识强烈渴求的他，除了每天写病历和处理门诊等繁重的工作外，就是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在年轻人当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然而，就是凭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医学的敏感，徐沪济捷足先登地参与报道了国内第一例志贺氏杆菌病例，并率先在国内介绍了新发现的莱姆病。

这是发生在一个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身上的“第一”，这是一个令包括学界专家在内的许多人侧目和啧啧称叹的“第一”。也正是这个“第一”，使徐沪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献身医学科研事业。

在徐沪济看过的书上，每一页都画着许多符号，蓝色，表明是已查明或证实过的问题；红色，表明是需要继续查证的。时间久了，厚厚的书，他都能清晰地记得哪一页到哪一页是什么内容。

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勤奋，1985年。徐沪济顺利考取了该院传染免疫学科的研究生，并于3年后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的答辩。在答辩会上，所有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徐沪济的论文达到了博士水平(该论文获当年中华医学检验学会优秀论文奖)，建议直接授予博士学位。虽然当时囿于某些规定，这个建议并未正式通过，但这又使徐沪济获得了一项“第一”：该院有史以来建议直接授予博士学位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赢得“第一”

1990年，徐沪济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健康及医学委员会奖学金。这是代表澳医学界最高荣誉的奖学金，每年只给来自海外的学者两个名额。而年轻的徐沪济．是当年惟一一名来自亚洲的获得者。

在澳大利亚Flinders医学中心，徐沪济师从国际知名风湿病学、免疫学家Robeerts・Tnomson教授，从事免疫球蛋白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研究中心，面对的科研课题有许多都是直接涉及世界性难题的。这里的学习、工作条件是国内相关领域的绝大多数实验室所无法企及的。同时，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身处异国、远离亲人的感受让他暗暗下定决心：我是一名中国学者，要为中国人争光。

徐沪济常常一个人泡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在工作上哪怕出现一点失误，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再重复，直到准确地得出所要的结果。有一次，他在进行数据分析时，由于当时对电脑不太熟悉，所以把费了好长时间才得出的数据不小心全部删除了。这让徐沪济痛心不已。最终，他又不得不耐心地把实验数据重新输入，一次一次地重新计算。Robeerts・Tnomson为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勤奋、最敬业的学生之一。”

徐沪济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在澳半年，他就拿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科研成果频频问世。

低分子量免疫球蛋白M是一种非正常的单体免疫球蛋白，常出现在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患者血清中，但其来源和在临床上的影响皆不明。徐沪济率先创建了用蛋白印迹技术和化学发光方法结合起来的新技术，来检测这种蛋白球，使之检测敏感性提高了近3000倍，在学界引起极大轰动，立刻被各国实验室所广泛采用。

此后，他和有关工作人员一起，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低分子量免疫球蛋白M不仅出现在风湿免疫性疾病上，而且在一些传染病如艾滋病中也可检查出，其检出量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明显有关。紧接着，他们发现其产生与某种特定基因有关，表明一些特定免疫性疾病的产生有遗传性。

在攻读博士的短短3年时间里，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一流刊物上连续发表了7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了许多著名专家的瞩目。Robeerts・Tnomson为有这样一位中国弟子欣慰不已。他在给徐沪济的博士论文评语中写道・在攻读博士期间，能发表如此数量及高质量的论文，是医学中心整个系建立以后，空前仅有的。

让Robeerts・Tnomson更为高兴的是，由于成绩优异，徐沪济博士毕业即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SIDS基金会博士后基金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际Fogarty博士后基金，继续留在Flinders医学中心做研究工作。

一位中国学者同时获得两项知名博士后基金，成为当时当地的一大新闻。澳大利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对此予以了专门报道。

创造“第一”

对徐沪济关注已久的昆士兰医学研究所是澳医学界最为著名的研究所，其许多研究领域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徐沪济还在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该所就对他发出盛情邀请，希望其能够加盟。1997年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徐沪济谢绝了美国几所著名院校的邀请，来到这里，主持疟疾疫苗的研制和免疫学机理的研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疟疾是目前全球危害最大的寄生虫传染病，有近90个国家约

40亿人口仍然面临着感染威胁。每年感染人数高达5亿之多，死亡人数高达200多万。基于此，近年来，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Wellcome信托基金、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世界上主要医学研究机构及基金会，都投入巨额资金及大量人员，攻克这一医学难题。

预防接种疟疾疫苗是目前惟一能有效控制疟疾的途径，而获得真正有效的疟疾疫苗，不仅有赖于鉴定克隆能有效诱导免疫保护的抗原，而且还有赖于测定和评估起抗原诱发作用的免疫保护机制。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徐沪济勇敢地肩负起了这项重大科研使命。

徐沪济带领着课题组，建立了几乎所有不同疟原虫体的特异性CD4淋巴细胞株或克隆。通过B淋巴细胞敲除鼠或下淋巴细胞转基因鼠，他们将这些建立的细胞株注入体内，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细胞免疫在血期抗疟感染中起关键作用，，这些成果是至今惟一有说服力的实验结果。这些实验结果及结论发表在《实验医学杂志》、《免疫学杂志》、《感染和免疫》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

从1998年开始，徐沪济带领课题组又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先将整个疟原虫抗原提纯，再通过等电聚焦电泳等析电泳技术，将疟原虫抗原组分成众多抗原区域，然后利用这些抗原建立相应的特异性T淋巴细胞株或克隆，再次注入转基因鼠体内，测定免疫保护作用。最后根据免疫保护作用，将能引起细胞免疫保护的抗原做蛋白序列分析，再用基因重组蛋白抗原来免疫转基因鼠。3年后，他们最终证实了一种口叫“HGXPRT”的抗原能诱导保护性细胞免疫。这也是至今世界上第一个被鉴定的能引起疟疾保护性细胞免疫的抗原。2003年，这一成果在权威的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后，立刻被《自然》、《柳叶刀》等著名刊物所引用。

一个难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又接踵而来。在成功取得实验数据后，徐沪济又发现有大量临床病例显示带虫免疫现象，也就是说，尽管患者有一定的免疫力，但寄生虫仍然寄生在患者体内。他清楚地知道，此现象的机理不明势必对发展疟疾疫苗起到障碍作用。

徐沪济利用各种疟疾原虫特异性细胞株进行一系列实验，率先发现和报道特异性细胞株在杀伤病毒的同时，细胞本身也随之死亡，解释了患者带免疫的现象。接下来，徐沪济开始从机理层面利用转基因鼠的淋巴细胞建立特殊细胞系，通过实验发现这种细胞死亡是通过干扰素起作用的，而破坏性免疫效应又可用抗干扰素抗体来纠正。这一研究结果无疑深化了对免疫的进一步认识，为今后疫苗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

鉴于徐沪济对国际免疫学发展的特殊贡献，2003年，经美国科学院院士和澳大利亚免疫学会主席推荐，徐沪济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会研究员。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

执手“第一”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病魔肆虐着中华大地。作为惟一受邀的留澳学者，徐沪济在国家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联合召开的防治SARS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许多独具见解的意见，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而此时的徐沪济已经是一名“回家”的人了。

“回家的感觉真好。”徐沪济时常自言自语，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虽然在外10余年，他一直保持着与国内的密切联系，并安排了近20名国内学者赴澳进修、研读，但他一直在憧憬着“回家的感觉”。所以，2002年，他又毫不犹豫地回到了自己曾经学习、工作过的长征医院。

长征医院投资200万、围绕徐沪济创建一门新学科――风湿免疫学内科的形式欢迎他的归来。将小儿科迁走，第22层病区全部划归徐沪济，并为他配备了一个20人的科研团队，2003年．该科建成后由他出任主任。同时，为了能继续利用国外的科研资源，长征医院同意徐沪济保留在澳的研究岗位。

这使徐沪济倍感压力。为了尽快证明自己归宋“物有所值”，有一段时间，他像赶场一样在北京开完会，马不停蹄地飞回上海，忙完手头的工作，又从上海飞往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再从悉尼连夜飞往新西兰的奥克兰，然后再飞回澳大利亚。几天时间里．他要赶往3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他经常在机场的候机室打发食宿，咸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

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著名风湿病学家Gaston教授得知徐沪济的主要工作移至国内，就主动和其在长征医院的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徐沪济在该医院带有8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两人正在英国参加研究工作。双方在“强制性脊柱素炎致病基因”等课题上的合作研究进展顺利。

近3年来，徐沪济申请到了多项科研课题．并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高质量的论文。尤其是应邀成为《免疫学年报》的第一位华人撰稿者，徐沪济用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第一”，诠释了一位当代“海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