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生态异化”的灾难

在田玉飞案引发的乐山官场地震中，福布斯富豪王德军连同田玉飞、杨国友、刘羽成（原峨边县长）、张大常（原沙湾区委书记）等一批乐山市重量级官员栽了。

辉煌一时的王德军没能逃脱一个转轨时期商人的宿命：牺牲自己人格去攀附权力，最终一头碰倒在权力疯狂转动的车轮下；而田玉飞等大大小小十几个官员，则沉沦于国企改制这盘“腐败者最后的晚餐”。

原犍为县长杨国友在法庭受审时，这样为自己辩解：对王德军要求以“内部定价”的方式收购犍电的要求，他曾婉言谢绝，4次回避签字。当他第一次收到王德军20万元的贿赂款时，向田玉飞汇报了此事。结果田玉飞说：“王德军这个人非常可靠”，让他将钱收下。“如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生在某市委书记身上的另一件事。这是一位非常廉洁的人，他拒贿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尽管如此，他每年参会、剪彩等等公务性活动推不掉的“误餐费”、“剪彩费”“会议费”等“红包”也在10多万元左右。这笔被认为是很“干净”的钱却让书记犯了难：交公吧，会为难并得罪所有的公务活动参与者；留下吧，他又觉得有违职业道德和党纪。于是，他用这钱扶持了32个贫困学生和很多特困户。有人想把此事宣传一下，书记急了：你这样做，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正反两个典型却同样昭示腐败潜规则的巨大存在。杨国友最初不敢受贿，得到书记的批准后就打开了受贿之门。当然杨国友的话不乏自我开脱的意味，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在腐败面前，杨国友是绝对不敢声张的，更遑论抵制。而某书记不敢把“红包”交公，只能暗中用“红包”扶持贫困生和特困户，甚至别人要宣传自己廉洁都觉得像“往火坑里推”一样恐惧，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同僚等对这种腐败潜规则的认可与畏惧。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令人深思，更应引起警惕――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已形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受贿大环境，以至于清白自保势必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另类，独善其身者不但工作上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会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报复。杨国友不收受贿赂“就保不住官位”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环境异化的现实。

可怕的还不只是官场潜规则的存在，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存在”的认可和习以为常。在田玉飞案件中，某镇两名领导为求田玉飞给财政打招呼拨款而借钱给其行贿。他们都认为，“求领导办事送点钱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送，他们就觉得有违“规矩”，心里就不踏实。

求领导办事要送钱，在这样的潜规则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成为了裸的金钱关系。在唯金钱的价值体系中，贪官与行贿者结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种稳固的利益联盟使得田玉飞甚至敢收下黑钱后挺身而出，公然保护企业继续污染环境。犍为有一家水泥公司污染严重，被媒体曝光了。一名副县长说：“我们去看了，问题严重，要求该厂停产整顿。”不料，这位副县长很快就接到田玉飞的电话，要求把“停业整顿”改为“限期整顿，边生产边整改”――这意味着这家水泥公司可以继续污染。田玉飞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法庭上，公诉人道出了其中关键：水泥公司董事长杨某送给了田玉飞80万元！

乐山窝案潜伏着的令人不安和可怕之处在于，如果像王德军、田玉飞等人那样把商业与公权相勾结进而演化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地方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让公权肆意越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盛行，则将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形成巨大的颠覆。到那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民族就会因这种“颠覆”而腐败、堕落，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我记住了一位同仁对本案发表的一段评论：道德、权力、财富是人世间最强大的要三种力量，道德约束权力同时约束财富，这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蚀社会道德；道德的缺失，使商人敛聚财富过程缺乏必须的自我克制。王德军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注脚。

但愿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再出现王德军这种福布斯富豪，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也但愿不要再出田玉飞这种的“巨富”，那是我们党的耻辱，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