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合一”对外资的影响

贸易规模、尤其是顺差规模的持续扩大，必然在外经贸领域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虽然国家明确提出要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有关方面对有利于恢复贸易平衡的政策工具也非常清楚，但是“投鼠忌器、尾大不掉”，政府很难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一”改革就是一个典型。

内外资差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核心内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国家对外资企业税基规定的范围更加灵活，各种减免税优惠更多。据估算，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平均为11%，国内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左右。

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占重要比重，将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提高到内资企业的水平，显然可能对出口起到抑制作用。但是，该项改革很难实行。2004年年初，“两税合一”改革风声传出不久，微软等54家在华跨国公司就联合上书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五到十年的过渡期，并且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外资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所得税率。国内也有人提出，两税合一会对中国的外资经济造成重要影响。但事实绝非如此。

首先，两税合一不会影响中国的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现有大量定量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规模、成本低廉且供应充足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在以上这些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仅仅外资所得税政策变化，不会对中国每年的直接投资流入造成值得关注的影响。

其次，外资不可能因为该项改革而撤资。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在华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投资布点成本巨大，不会因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适度调整而撤资。即使是对一些严重依赖于税收优惠政策的中小外资企业，也难以因为所得税率安排的变化而重新选择投资地点。因为这些中小外资企业在投资初期很少有利润，企业所得税不是影响这些企业经营的主要问题。当进入赢利期后，投资环境改善的收益大于所得税负的成本，“两税合一”不会成为他们退出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周边国家所得税率均高于中国（越南除外，为17.5％），他们能重新选择投资地点的可能性更小。根据资本金来源来确定差别税率的制度，在实践中激励企业“改头换面”，因此那些原来属于内资、出境之后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投资的“假外资企业”可能因为该项政策变动而重新注册。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登记的外资存量下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再次，改革实际不会对大型跨国公司盈利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实现利润转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利润转移直接涉及所得税税基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是监管者与纳税方博弈的结果。税制改革仅从制度层面明确了纳税人的责任，具体还有待于新的监管手段监管办法去落实。在没有税收饶让制度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并不能享受到中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益。目前与中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安排。我们向外资少收的税，又被跨国公司母国所征收。因此，中国调整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实际较多涉及的是税收收入在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分配问题，而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不大。

最后，两税合一可能会影响到中小外资企业的生存。如果外资所得税实际税负提高10个百分点，无疑会对一些中小外资企业造成重要影响。按照具体政策调整的方式不同，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如果“三减两免半”等减税期政策取消，那些钻政策空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反复注册、反复享受优惠政策的个别外资企业可能将无法生存。个别企业避税的动机加大，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不良途径回避所得税的征收。

（张岸元）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