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陕西漆器文化探微

摘要：陕西漆艺文明历史悠久。在汉代，陕西漆器文化发展有其独特的空间环境与政治文化优势。从出土文物看，汉代陕西漆器设计以致用为本，主要为上层贵族服务，其设计理念被纳入汉朝廷文化体系，反映了汉代漆器文化由官方控制与引领，深受汉代主流文化思想影响。同时，长安中央漆器文化在西汉中后期日渐兴盛，开始向外输出，其管理规范、分工明细，实施漆器生产奖惩与职工升迁制度，形成“供工、考工”管制与“守令或令”监造的分层管理体制。

关键词：汉代文化；陕西文化；漆器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6-0132-07

收稿日期：2011-11-25

作者简介：潘天波，男，安徽无为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胡玉康，男，陕西汉阴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漆是我国古代制作漆器的惟一天然用漆，又称土漆、生漆、自然漆等。它主要盛产于中国，是古代社会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因此，大漆种植与漆器生产常被官方控制。从战国“漆园”，秦代“漆渠”与“漆园殿”，到元代“油漆局”，再至清代“黑漆行规碑”，皆显示我国古代漆器文化具有官方化特色。西周伊始，陕西漆业兴起。《诗经》中“十五国风”之《豳风》，即描写今陕西彬县之风，其中不乏叙述漆林之景。《诗经·秦风·车邻》又曰：“阪有漆。”“阪”为秦地，今甘肃天水与陕西交界一带，足见西周时期陕西境内有大漆种植。至秦代，陕西建置有漆县（治所今彬县），据《史记·滑稽列传》载：“二世立，又欲漆其城。”那么，宫廷用漆从何而来？据《长安志》引《括地志》载：“漆渠，胡亥筑阿房宫开此渠，运南山之漆。”漆县、漆城、漆渠等说明陕西古代大漆文化比较繁荣。

地不爱宝，目前最早的漆匕在陕西扶风周原出土。1983年，铜川王家河乡发现棺板灰上有朱红漆迹。1987年与1991年，在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漆豆1件，在西安普渡村、濬县辛村、宝鸡斗鸡台等地周代墓均现用蚌泡镶嵌工艺制作漆器。2004年，在韩城梁带村发掘两周墓葬，在27号墓中发现实物漆木建鼓。由此观之，西周陕西生产漆器的水平很高超。1974年，户县南关发掘春秋秦墓中漆棺棺外涂黑漆，棺内涂红漆。1977年，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出土漆盒3件。1995年，咸阳塔尔坡出土漆盒1件。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秦律十八种》，其中《工律》篇中有漆器生产与管理的记载，说明秦代陕西漆器生产已纳入官方管理。至汉代，作为国都的陕西地区漆业达到鼎盛。唐人王维《辋川集》序日：“余别业在辋川山谷，……漆园、椒园等。”可以推测长安附近蓝田辋川盛产大漆。据《唐文拾遗》卷36引崔致远《进漆器状》载：“当道造成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并状日：“右件漆器，作非淫巧，用得质良，……谨进。”可见，唐朝陕西地区大漆文化厚重。在明代，据《本草纲目》载：“漆树人多种之，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金州，今陕西安康，金漆曾被列为贡品。《艺文类聚》卷88引魏应璩《与庞惠恭书》曰：“殖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说明安康金漆与汉中大漆是当时陕西名漆。在清代，据考古发现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西省平利县牛王乡牛王庙《禁碑》载：“一禁漆籽、漆根不得强打私挖，故违者一经查获，轻则听罚，重则送官。一禁所栽所下漆秧，倘有盗窃，一经拿获，即以盗贼论，送官重惩。”由此可知当时国家严格管理漆业，视漆树为宝贵的经济植物。近代陕西境内秦巴山区的生漆产量约占全国漆总产量的3/10，全省除榆林地区外，其他9个地、市的60多个市、县、区均有漆树分布，其中大红袍、高八尺属全国最优品种。

一、汉代陕西漆器地理空间分布与地缘优势

中国汉代是一个享受大漆文化的国度。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有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济南郡、泰山郡、广汉郡、蜀郡等8处设置漆器工官。以都城长安为中心，西有武都郡，西北有天水郡，东有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等，南有蜀郡与广汉郡，这些地方漆业发达。国都长安虽未见设置官办漆器生产地的文献记载，但陕西漆业发展有其独特的地域空间与政治优势，其漆器文化发达。

从考古资料看，陕西汉代漆器分布甚广。1954年，西安西北郊出土一件西汉描漆镜，镜背涂漆，彩绘，有人物、树木等装饰纹样。1975年2月，咸阳马泉发掘西汉晚期墓出土漆器有圆漆奁1、漆（小）盒3、漆罐1。1980年10月至12月，华县梓里村汉墓发掘西汉晚期的零星漆木器、饰件等。1985年10月至1986年10月，紫阳县白马石遗址发掘出土漆器有漆木箱、残存漆皮以及零星腐朽漆器，时间上限为西汉早期，下限为新莽时期。1988年，陕西咸阳齐家坡村出土漆盒1、残漆盒1。 1991年，西安龙首村出土漆盒3、漆耳杯3，保存较好，属西汉前期墓葬。1991年，甘泉太平梁出土漆器朽痕及铜构件，已朽，属西汉前期埋葬。1991年6月-1993年4月，在陇县店子村汉唐墓发掘文物中，其中漆器1件，在M181和M192中曾发现两种漆木器，但均朽，器形不明，时间为西汉晚期。1992年，西安范南村出土漆盘、漆案等朽痕，属西汉前期。1998年5月，在兴平县西昊乡齐家坡村南即咸阳织布厂发现西汉早期的漆器有漆盒及漆盒残件，还有铺首6件。1998年10-12月，在咸阳师范学院7号家属楼处发掘东汉墓一座，属于东汉中期，出土漆器有漆盒1件，另有漆耳杯，漆革残迹，漆木盘等。1998年11月初，在西安北郊尤家庄发掘一座汉代积沙墓，棺木髹漆，从残留漆皮痕迹来看，可能有3件，皆朽，仅漆皮、铜铺首。2000年7月，在咸阳市秦都区马泉镇出土漆器有漆木盘1、漆木耳杯1、深褐色圆形漆奁1（盒），内装铜镜、耳勺、铁剪、镊子各一，漆奁（盒）为竹胎，外髹褐漆，有以红漆描绘精美图案。2000年9月，在西安北郊北康村发掘一汉墓有漆盒铜饰（M3）、漆器3（M5）、漆枕1（M5）。2004年3月至4月，在榆林地区靖边县天赐湾乡张家坬沙嘴岇西汉墓发掘一批精美彩绘陶器、鎏金车马饰及部分铜器等，彩绘陶器共29件，有鼎、困、仓、盒、奁、罐、灯、熏炉、壶、彩钫、锺、盘、灶、盆等。2005年3月至6月，在扶风县法门镇纸白组村北西汉墓发掘出土漆案1件，还有零星漆痕。2006年至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有漆木器环形铜构件lO、漆木器月牙形铜构件10。近年来，在陕西境内也不断发现汉墓漆器。

对1954年以来的陕西出土汉代漆器的梳理，从其地理空间分布看，陕西汉代漆器主要分布在渭河南北的华县、西安、咸阳、扶风、陇县，以及陕南汉水旁的安康，还有陕北的甘泉和榆林靖边县等地，最为集中的是在长安与渭城（成阳，元鼎三年，始更名渭城）地区。漆器的空间分布反映了当时这些地区优先消费漆器的政治、地理等文化优势。首先，汉代漆器是中央贵族使用的时尚器具，是上层社会文化消费的象征。《盐铁论·散不足》中有“夫一文杯得铜杯十”、“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之说。中央贵族的消费方式与文化理念对中央漆器生产起到间接推动作用。同时，汉初神权文化思想退位，漆器逐步取代青铜器，简约而生活化的漆器产品一度成为生活实用之物。其次，以长安为中心，全国广泛种植大漆，对长安漆器生产提供漆料。西有武都郡，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出名马、牛、羊、漆、蜜。”西北有天水郡，如《史记·匈奴列传》曰：“故自陇以西有……漆之北有义渠。”东有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等，如《汉书·货殖列传》曰：“陈、夏千亩漆。”南有定蓓、台登、卑水等，如《三国志·黄李吕马王张传》日：“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馀里，旧出盐铁及漆。”。这些秦岭之南的巴蜀地区自古盛产大漆。其三，中央漆器成为“外交”馈赠礼品，也推动了中央漆器的生产。《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曰：“二十六年，……诏赐单于……饮食什器。”。同书又载：“汉安二年立之……赐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这里的“什器”或“什物”，即“漆器”，它承担与匈奴和好的“外交”使命。

当然，蜀郡与广汉郡漆器生产是当时汉代中央主要生产地，巴蜀漆器直贡都城长安，产销安徽、贵州、广西等地，远销古朝鲜乐浪郡，赶超漆艺发达的楚国，巴蜀开放的漆器大市场也为汉代长安生产漆器提供了文化理念、生产经验与管理模式。

二、汉代陕西漆器的文化特色

汉代陕西漆器文化深厚，这主要得益于汉代陕西的政治、文化等地缘空间优势，其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漆器设计致用为本，种类齐全，制胎骨型多样。汉代是一个重生活、重实用的时代。汉代漆器是生活的器物，也是致用的器物。从出土漆器情况来看，实用型漆器种类有木奁、竹奁、木耳杯、木盘、盒、案、木器、困、枕、革、罐、镜、棺。从功能上分类，大致有饮食用具、生活用具、化妆用具、储藏用具、棺葬用具等。饮食用具如木耳杯、木盘、罐、陶盆、陶鼎等；生活用具如案、木器、陶灶、陶灯、陶熏炉等；化妆用具如木奁、竹奁、盒等；储藏用具如陶困、陶仓等；棺葬用具如漆棺等，一部分如陶仓、陶困、陶灶等为明器。另外，制胎骨型多样。汉代陕西漆器胎型多样，主要胎骨有木胎、陶胎、麻布胎、竹胎等，几乎涵盖汉代漆器制胎的常见样式。木胎如咸阳师范学院7号家属楼发掘东汉中期的漆盒。陶胎主要集中在陕北榆林地区靖边县天赐湾乡张家堋沙嘴峁西汉墓。麻布胎如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的漆奁，内置3个小漆盒，全部漆器为麻布胎。竹胎如咸阳市秦都区马泉镇出土漆奁为竹胎等。从出土漆器胎型来看，以木胎为主，陶胎次之，麻布胎与竹胎最少，尤其是陶胎漆器，在全国来说，出土比重较大，如鼎、困、仓、盒、奁、罐、灯、熏炉、壶、钫、锺、盘、灶、盆以及漆器之饰件等种类。汉代陕西实用陶胎漆器的数量之多，表明当时人们对漆器的文化需求之高，而又无法消费昂贵木胎漆器。

（二）装饰文化艺术水平高超，漆艺成为贵族消费对象。汉代陕西漆器的装饰技法有彩绘、描漆、贴金、铜釦等，装饰技法的多样，表明汉代陕西漆器髹饰水平先进。彩绘，即用色漆在器物表面描绘各种花纹图案的髹饰技法。如出土于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漆困，通体髹黑漆，漆上用红、白、蓝、绿色彩绘。据《髹饰录》，描漆，又称“描华”、“设色画漆”，是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种色漆画花纹的装饰方法。如西安西北郊出土的西汉描漆镜，先在镜背涂漆，再用颜色加入漆中，用以描绘人物、花草、树木等纹样，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描漆漆器作品之一。咸阳马泉镇西汉空心砖墓出土的漆奁，西安西北郊出土的西汉描漆镜等皆用描漆之装饰技法。贴金，即用金箔轻贴于漆器上，经过反复推光与敲打而成，具有防蛀、防潮、耐用与美观之用。咸阳马泉西汉墓的漆奁“从残痕看漆奁上面有朱绘云纹，贴金凤纹，各种兽纹、云纹、车、马、杂技、狩猎纹饰等。三个小漆盒，……盖上有贴金箔的痕迹。……四周有贴金鸟、兽等痕迹。”贴金漆器反映了汉代皇家对金银美学属性的崇尚。铜扣，即为“扣器”，它始于战国，盛于汉代。因为薄板胎、夹纻胎等漆器胎骨较薄，为加强牢度，漆工在漆器口沿处用金、铜、银作箍，分别为金扣、铜扣、银扣。如在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的漆木器环形铜构件10、漆木器月牙形铜构件10。“出土的10件环形构件，应为5件漆木器口沿和底边的铜扣，由环形构件形状来看，其中4件漆木器呈圆筒形，可能为漆奁，余1件横断面近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可能是漆方盒。出土的10件月牙形构件，……最有可能是和南耳室内的5件漆奁或漆盒相配。”另外，陕西地区汉代漆器中还有银钿器。从以上出土的漆器来看，这些漆器装饰讲究，大量使用贵重金属，汉代漆器几乎成为少数人消费的贵族漆艺。贵族漆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失去了民众的生活性，而过于沉迷于少数贵族人的喜好与生活。漆器艺术的贵族化在汉代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我们要认识到贵族的审美趣味也影响并促进漆器艺术风格的产生与成熟，贵族群体的生活与审美需要也使得汉代漆器艺术设计的科学和技术也与日俱进。可以说，贵族漆艺始终是少数人的漆艺，但贵族群体在开拓漆艺的造型个性化、样式豪华化、材料高贵化等领域具有重大贡献。所以说，汉代陕西漆艺呈现的装饰之风与政治中心的贵族及其思想不无关系。

（三）漆器纹饰图像设计精美，彰显汉代文化特色，深受汉代主流文化影响。漆艺彩绘图案的神话叙事与生活叙事是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也是漆艺创作的特定审美需求。汉代陕西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网状纹、茱英云纹、卷枝花草纹、朱绘云纹、贴金凤纹、兽纹、云纹、车马杂技狩猎纹、朱绘锯齿纹、倒三角纹、卷云纹、四叶蒂形纹、点云纹、点线纹等，这些动植物图像设计是汉代文化的直观表现。譬如，陕西靖边县张家飒西汉墓出土很多彩绘陶器图像设计十分讲究，均在泥质灰陶上通体髹一层黑灰漆，然后在漆上用红、白、蓝、绿、粉等颜色彩绘，以红彩为主。这些纹饰类似刺绣纹饰，制法因器形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以轮制为主，模制次之（扁形壶、陶俑），手制最少（鼎、仓的足）。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出土一批完整的西汉中期后段彩绘陶器组合，尤其是出土的10件困，大部分彩绘鲜艳，色彩有红、白、蓝、绿。白彩纹样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长寿’绣、‘万事如意’锦及新疆楼兰出土的‘延年益寿’汉代织锦茱英云纹样十分接近，这种纹样在汉代流行的地域极为广阔”，这些漆器艳丽的色彩与长寿的审美心理是汉代物质文化叙事的艺术表现。在这方面，咸阳出土的漆器花纹图案神话叙事思想更具典型性。咸阳织布厂汉墓出土的漆器之饰件中铺首、羊和麒麟，从残痕看漆奁上面有朱绘云纹、贴金风纹、各种兽纹、云纹、车、马、杂技、狩猎纹饰等。3个小漆盒，其中一个身上有银扣3道，器身饰流畅云纹，盖上有贴金箔的痕迹。90号漆盒平面呈方形，盖呈覆斗形，上面有四叶蒂形金饰痕迹，四周有贴金鸟、兽等痕迹。漆罐1件，上面有四叶形金饰痕迹，身上有银扣3道，肩上朱绘锯齿纹1道，其下为朱绘云纹。这些漆器设计中充满灵物崇拜思想，汉代灵物崇拜首推“四灵”或“四神”，它们乃四大“方镇”之神，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用四神表示方位始于汉代瓦当，最早的四神图出现在墓室。四神，祥瑞之爪。在汉代画像石中，四灵作为祥瑞的象征，有辟邪驱恶之功能，王莽时流行“四神瓦当”。神兽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器物装饰的对象，神话叙事成为汉代漆艺图案叙事的基本策略，而神话叙事也是汉代文艺体现主流文化特色的一个向度。

（四）汉代陕西漆器文化被纳入“朝廷体系”。汉代陕西漆器出土数量和种类之多以及胎型、装饰、纹样、图案等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典型性——漆器文化被纳入“朝廷体系”。以咸阳织布厂出土的西汉早期漆器铺首为例，该漆器“分两式：Ⅰ式，5件。铺首与衔环分开。其中两件鎏金；Ⅱ式，1件。M12：6。柿蒂形，中心有长方孔，以按放钮环。蒂瓣上分别对刻两羊和两麒麟”。铺首，是汉画像砖上常见的装饰性图案，往往饰在门扉上，形状多样，有衔环或不衔环的，均为竖耳鼓目大鼻，牙齿外露，面目狰狞。铺首实为凶兽，是古人为驱妖辟邪想像中的怪物。之所以说咸阳出土的漆器图案具有汉代漆器髹饰的文化典型性，是因为其图案设计的技法、题材、神话表现思想等在汉代漆器中较为典型，是汉代朝廷文化在器物上的书写，尤其是汉代神仙思想的表达，它反映出汉代官方漆器设计受主流文化熏陶与渗透十分明显。在设计与治国的关系上，汉代社会较之于先秦任何时期，其关系最为密切。其根本原因在于汉代社会是由先秦以血缘为联盟的政治结构转型为以地缘为组织结构的政体，而地缘政治结构形态，其实质上是在“朝廷体系”下的高度中央集权，这也是汉代漆器文化被纳入“朝廷体系”下设计的根本原因。

三、汉代长安中央漆器文化输出与监造体系

长安作为西汉都城之地，为满足汉官府对生活漆器的大量需求，仅靠当时蜀郡与广汉郡是远远不能满足的。然而目前在陕西还未发现有铭文“考工”或“供工”等具有长安皇家特色的汉代漆器。不过，在朝鲜贞柏里、石岩里与乐浪郡、江苏邗江县宝女墩与姚庄、湖南永州鹞子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等汉墓中发掘一些带有皇家款识漆器。这说明当时都城长安皇家漆器生产有一定规模，且输入外郡。譬如：

（一）贞柏里M17出土漆杯（耳缺）铭文：“永光元年（前43年），供工，髹画工贺，丹工宝，涂工口，……，令工省。”

（二）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M104出土漆盘铭文：“河平元年（前28年），供工，髹漆画工顺，口工姨绾，护忠，啬夫昌主，右丞谭，令谭，护工卒史音省。”

（三）江苏邗州县姚庄（M102）出土漆盘，其铭文为“鸿嘉三年（前18年），考工，褒造，丹工谭，守佐掌，啬夫并，掾咸主，守右丞襄，守令禁省。”

（四）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西汉墓M2出土鎏金铜扣卮身，铭文曰：“鸿嘉五年（前16年），供工，工敝造，护望，守啬夫护，掾宗王，右丞茂，令咸省，一口……”

（五）石岩里丙坟出土黄涂扣盆，其铭文日：“绥和元年（前8年），供工，工彭造，掾临主，守右臣何，守令凤省。”

（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出土漆耳杯铭文：“乘舆髹（氵月）画木黄耳一升十六侖棓。绥和元年（前8年），考工，并造，匏工丰，护臣彭，佐臣口，啬夫臣孝口，守右臣忠，守令臣丰省。”

（七）石岩里M201出土银涂铂釦纻盘铭文：“髹丹画，纻银涂扣斗盘，居摄三年（8年），考工，工虞造，守令史音，掾赏主，守右丞月，守令口省。”

（八）乐浪古坟出土黄涂知芝盘，其铭文日：“乘舆髹丹蜀画，纻黄金涂扣盘容一斗，初始元年（8年），供工，工服造，守令史臣并，掾臣庆主，右丞臣参，令丞就省。”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陕西漆器流通的主要形式是赏赐，如“乘舆”之器，一般皆为御用，地方拥有它可能是通过中央赏赐获得。“考工”或“供工”之器可能是通过贸易或中央人员携带至地方。长安漆器的对外输出，实质是一种中央集权文化输出形式。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上出土漆器铭文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值得注意的漆器朝廷监造体系。

（一）西汉中后期漆器文化兴盛。从时间上看，永光元年（前43年）属孝成帝时期，河平元年（前28年）属孝元帝时期，鸿嘉五年（前16年）属孝哀帝时期，绥和元年（前8年）属孝成帝时期，居摄三年（8年）是孺子刘婴时期。也就是说，这些漆器生产于公元前43年至公元8年之间，也就是王莽新朝之前的西汉后期约50年里。从“髹漆画”、“纻银涂扣”、“纻黄金涂扣”、“髹丹蜀画”等铭文来看，该段时间漆器装饰风格多样，技法已经成熟。陕西在西汉中后期的漆器生产兴盛与西汉文景之治之后国家物质文化消费与生活崇奢、厚葬之风有密切关联。

（二）“供工”与“考工”皆制管漆器。从铭文“供工”与“考工”看，这些漆器皆属“皇家”造，其管理领导机构属中央考工室。“考工室”属少府下官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王莽时，改少府为共工。说明“供工”并非“共工”，因为“供工”出现在王莽新朝之前。根据《后汉书》本注，考工“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左右丞各一人。”也兼作漆器，设左右丞各一人，与出土漆器铭文“守佐”、“守右”、“右丞”等相符。

（三）中央漆器生产管理规范，分工明细。从款铭中“乘舆”以及铭款之不同，可以看出，中央都城漆器生产至少有两种以上生产线，一是专供御用，“乘舆”，即皇家指谓也；二是为除皇家以外使用的。从以上款铭可以看出，皇家御用的漆器款铭工官要多，分工明细，说明都城管理稍比一般漆器生产要规范与严格。

（四）“守令或令”监督制。从铭文“省”可以看出，中央漆器生产管理实施“守令或令”监督制。在蜀郡与广汉郡出土漆器铭文中，唯见“始建国五年，大同石岩里丙坟，漆盘破片，（首缺）都郡工官，造乘舆髹史辅，宰音，丞令，掾忠，史钦，掌尹成，臧里附城诉省。”可见，中央漆器生产管理与蜀郡与广汉郡漆器生产管理不大一样，前者属于“守令”负责产品质量的监督制。正因为此，中央漆器生产与蜀郡漆器生产少了几道工序与管理环节。

（五）分层管理，工令负责制。从管理工官秩次上看，贞柏里M17：供工，……令；宝女墩M104：供工，……护-啬夫-右丞-令-护工卒史；姚庄M102：考工，……守佐-啬-掾-守右-守令；鹞子岭二号西汉墓M2：供工，……护-守啬夫-掾-右丞—令；石岩里丙坟：供工……掾-守右臣-守令；磨嘴子：考工……护臣-佐臣-啬夫臣-守右-守令臣；石岩里M201：考工……守令史-掾-守右丞-守令；乐浪古坟：供工……守令史臣-掾臣-右丞臣-令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掾”是主官的属吏，在此如属“右丞”、“守右”或“守右丞”的副官。而据《后汉书》记载，考工下设左、右丞各1人，说明“令”或“守令”是“考工室”属下高官，令下设左、右丞。凡此说明汉代皇家漆器生产实施的是从官职由小到大分层管理模式，属考工令负责制。

（六）中央考工漆器生产与管理中的职能分工较蜀郡更集中与统一。从以上所列出土铭文看出，其漆器款铭顺序大致如下：贞柏里M17：供工，髹画丹工一涂工一……—令工省；宝女墩新莽墓M104：供工，髹漆画工-口工-护-（啬夫）主-右丞-（令-护工卒史）省；姚庄姚庄M102：考工，造-丹工-守佐-啬夫-（掾）主-守右丞-（守令）省；鹞子岭二号西汉墓M2：供工，造-护-守啬夫护-（掾）王-右丞-（令）省……；石岩里丙坟：供工，造-（掾）主-守右臣-（守令）省；磨嘴子：乘舆，髹月画-考工-造-包工-护-佐臣-啬夫-守右-（守令臣）省；石岩里M201：髹丹画-考工-造-守令史-（掾）主-守右丞-（守令）省；乐浪古坟：乘舆-髹丹-供工-造-守令史-（掾臣）主-右丞-（令丞）省。从生产职能分工上看，除“造工”以外，只有“髹丹画工”或“丹工”、“髹月画”、“包工”等，他们大概皆为髹漆装饰工。这种生产职能分工里，“造工”承担了如蜀郡与广汉郡漆器生产加工中诸如“素工”、“上工”、“清SE"等工序。从工官职能分工上看，尽管不同漆器上官职有变换，但从大部分漆器铭文里可见“（掾）主”与“（令丞）省”或“（守令）省”始终是关键的职能。也就是说，中央漆器生产管理中，“主”与“省”是核心管理职能。“掾”虽然是主官的属吏，但在职能上，他“主持”漆器具体生产与设计的各个环节；“省”，属于漆器生产的最后质检或验收监督之职能。在“主”与“省”之间，有“右丞”、“守右丞”、“守右”等，这些即为“令”的属官，对“令”负责，而“右丞”又是“掾”的主管。也就是说，“掾”是“右丞”的属官，对“右丞”负责。在以上款铭中也偶见“护”、“守啬夫护”、“护工卒史”等三种“护”，根据款铭与官职秩次看，“护”为“主”的属官，“守啬夫护”之“护”可能为官名，“护工卒史”是“令”属官，款铭“（令-护工卒史）省”可能为“令”的临时指派的“省”官。

（七）实施漆器生产奖惩与职工升迁制。在中央漆器生产与管理中，如秦代一样，存在漆器生产奖惩与职工升迁制度。《秦律杂抄》云：“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廿给。”意思是漆园评为下等，罚漆园的啬夫一甲，县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二十根。如宝女墩新莽墓M104漆盘铭文曰：“右丞谭，令谭，护工卒史音省。”姚庄M102漆盘铭文日：“丹工谭，守佐掌，啬夫并”；石岩里丙坟黄涂知盆铭文与磨嘴子漆耳杯铭文日：“并造”；乐浪古坟出土黄涂知纻盘铭文曰：“守令史臣并”。从“谭”来看，他身兼“右丞”与“令”两职（前28年），而在公元前18年却降至普通“丹工”。再看“并”，从一开始的小官“啬夫”，后又为“造工”，而后来又重升职为“守令史臣”。这说明在中央漆器生产部分，职工升迁与奖惩是常见的抑或是一种漆器生产与管理制度。

总而言之，汉代陕西地区作为西汉国都之地，漆器文化发展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与政治优势，漆器设计以致用为本，主要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且被纳入到封建朝廷体系之中，受主流文化熏陶十分明显，反映出汉代漆器设计思想是由官方控制。同时，其管理实施的是以都城考工生产为主、地方经营为辅的生产管理模式，实施漆器生产奖惩与职工升迁制度以及“供工、考工”管制与“守令或令”监造的分层管理体制。与现代漆艺文化相比，汉代陕西漆器生产与管理具有“现代”特色与文化意义。反思当代中国漆器文化发展现状，尤其是漆器生产工艺与管理似乎缺少“皇家工艺”与“朝廷参与”等文化特色，而地方漆艺也似乎被人忘却，只停留在“仿制”或“复制”他者的文化怪圈里徘徊。在工艺文化衰微的今天，汉代陕西漆器文化发展给予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