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式思想方案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

那时我们来自亚洲各地的20余位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的知识圈都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

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学术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唯一典范。但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且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凭借着这个认识论共识，我们一起走了12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在被快速松动。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正在快速崩解，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地形成的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面临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

在亚洲，乃至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既有的主流知识结构之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得归咎于世界史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以“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其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的主要环节。

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如果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就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

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庶民研究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它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被重新调整。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寻找“替代性的参照框架”，也就是把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的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于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

这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一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张颂仁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