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在中国

在市场里讲道德，容易遭人嘲笑;在善恶间谈金钱，又常常挨骂。但偏偏，二者不时相遇，带来市场规律与道义关怀的两难困境。药业，便是如此。

救命药该卖多少钱？这个问题是诸多故事的起源。

买家俱乐部

12年前，无锡的小工厂主陆勇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不到成功配型，医生说他活不过三年。彼时，由瑞士诺华公司研制生产的慢粒白血病特效药――格列卫刚刚进入中国，一盒23500元人民币。

意外发现的印度仿制药VEENAT让陆勇看到了生的希望。十多年过去，这款药从当时的3000元，降到如今批量购买每盒200元;陆勇也从寻药自救，走到了分享经验，乃至帮人代购药物的道路。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熟悉，2013年底他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逮捕并提起公诉，又在2015年初免于，其间几百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为他求情，“两高”也出台了新司法解释：“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网友说，这是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重现，为了活着，必须抗争。

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从留学印度的学生，到驻派印度的白领，他们的代购行为反映着这个国家绝症患者迫切的求生渴望，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这些故事里，那些手握专利的跨国药企扮演的是唯利是图的奸商角色，尤其是在央视批判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之后，他们的嘴脸越发令人可憎。而国家发改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知识产权局也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只管攥紧审批权，无视生命的凋零。

各国专利法都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当一些专利存在不合理利用、或有其他重要原因时，国家可以强制授权使用。印度就是以“普通民众消费不起”为由，强制许可国内药企生产仿制药。而中国从未使用过强制许可。

何不学学印度的做法？

要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统计，美国境内的新药开发周期基本在10年以上，而失败风险高达 95%。而根据塔夫茨（Tufts）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最新计算，新药平均开发成本约为26亿美元。“当前，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时间，但失败率非常高。”NIH院长Francis Collins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麦肯锡咨询（中国）董事王锦也曾在去年的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十大制药企业总研发投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从10%增长至接近17%，而研发药品的经济回报率则从15%降到了5%。

不容许高价售卖，就没有人研制新药了。实际上，由于印度不尊重专利，有很多跨国药企已放弃在印度上市产品，这反而损害了印度国民的利益。

对此，一位知乎网友的评论极其到位：“一粒药丸的物料成本是半美元，对，可那是第二粒。第一粒要50亿美元。”

政府去哪儿了？

患者为了自救，不得已而代购存在隐患的仿制药。药企为了运作，不可能在专利期内降低药价。那么，政府在其中无所作为吗？

当然不是，但也必须看到，政府做得远不够好。

从2006年开始，格列卫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了“买三赠九”援助计划，即买三个月，赠九个月，使得一年药价从28.8万降至7.2万。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团体组织，慈善总会试图减轻患者的负担。

2014年之前，广东、海南、福建、新疆等省市就将格列卫纳入了医保报销目录，这些地方的病友便不再选用印度仿制药。而在2014年格列卫专利到期后，又有一些省市将国产仿制药列入医保。

不过仍有大量救命药并未纳入医保范围，众多不堪重负的患者寄希望于医保目录调整，殊不知多地的医保基金已是捉襟见肘，遑论新增药品。

除了医保乏力，审批滞后也是大问题。“中国药品审批平均需要八年时间，而其他市场只要四年。”强生首席执行官Alex Gorsky说道。从最近两年来看，由于国外专利药陆续到期，国内药企竞相申报仿制药，等待批复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

审批缓慢，究其原因在于人员与资金的缺乏。据了解，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编制只有120人，十余年未曾变化，而其中一线审评工作者仅80人。2013年美国药品审评中心有3600人，一般专业审评员都有博士学位和多年工作经验，欧盟的审评员也有3700人左右。此外，中国每年药品审评财政投入仅960万美元左右，而美国每年审评经费高达数十亿美元。

缓慢意味着堆积。根据医药魔方的统计，2014年，药品审评中心受理新注册申请8874个，完成5219个，相差3655个。以仿制药受理号来看，近几年平均每年审结约700个，2012年积压3623个，2013年积压5319个，2014年积压8115个。这意味着，目前排在最末的受理号，预计要等待8115/700=11.6年。

虽然仿制厂商有提前专利到期时间几年就申报的习惯，虽然研发厂商会在专利到期后大幅降价，但这仍然无法改变滞后的审批正在消磨患者生命的事实。

他们并没有时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