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语量词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类型学取向

【摘要】壮语是分类词强势型语言的代表，壮语分类词也因而备受关注，几十年来在汉语量词理论的观照下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多年来的研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研究成果也很难被语言类型学家所引用，这和壮语作为分类词强势型语言代表的身份极不相称。有鉴于此，壮语分类词研究亟需吸收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壮语分类词放在整个人类语言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参照类型学的描写框架，借助分类词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相关参项的表现形式与其它分类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壮语分类词的共性与殊相。

【关键词】壮语；量词研究；分类词；类型学

【作者】蓝利国，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人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86-009

国内语言学界大多倾向于把“量词”视为汉藏语系一大特点，然而，世界语言调查尤其是跨语言调查显示，量词/分类词语言在东亚、东南亚、中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以及其它一些地区都有分布。分类词是一项很特殊的语言特征，因此一直受到语言学家的关注。目前，分类词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分类词普遍规律的探究正成为跨语言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

刘丹青通过跨方言比较，把汉语分为“量词强势型”方言与“量词弱势型”方言，粤语和吴语等南方方言是“量词强势型”方言，北京话等官话属于“量词弱势型”方言。并且指出：“在中国的语言方言中，粤语、吴语等还不属于最突出的量词强势型语言。最突出的量词强势型语言是壮语，以及壮语周围的一些壮侗语言。其量词的句法和语义功能更加发达，语篇出现频率也更高。要加深对量词性质的了解，还必须加强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以壮语为参照，可以衡量其它语言量词的强势程度。”可见，壮语分类词的研究有着极高的类型学价值。

几十年来在汉语量词理论的观照下，壮语的分类词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文打算对过去一段时期的研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总结，梳理取得的成果，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取向，以期促进壮语分类词的研究。

一、历史回顾

国外语言学界所说的分类词（classifier），国内语言学界一般用“量词”对译，但两者并非等值。壮语分类词的研究一直在汉语量词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因此，在引述、转述、评述既往的研究文献时我们仍旧沿用“量词”称说，只是从分类词类型学的角度看待问题时才采用“分类词”的说法。

（一）对壮语量词功能的认识

关于量词，《壮语量词》这么定义：“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的单位的词叫量词”；《武鸣壮语语法》也作了与前者几乎相同的表述：“表示事物或动作的计量单位的词叫作量词”，实际上，所见到的壮语语法论著或者教材差不多都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说法。这一定义是从量词语义“功能”的角度进行概括的，也就是说，所谓的“量词”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于帮助计量事物和动作的。然而，几十年来的研究发现：壮语所谓的“量词”其功能远不止这一点。

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壮语所谓的“量词”还有分类功能。韦庆稳指出：壮语量名词组中，量词相当于通称（或大类名），名词相当于专称（或小类名）；量词不仅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位，也表示人和事物的类别。谢志民也认为壮语名量词具有“类别作用”。张元生认为：“壮语名量词的特点往往超出了‘表示事物的数量单位的词’这个范围。它不仅是计量事物时表示事物的单位（或数量），还表示事物的类别、性状、性别和级别等。”张元生、覃晓航在对比汉壮语量词后发现：壮语量词有“区分类别”的特殊功能。覃晓航再一次说到：壮语量词别类作用十分明显，量词与名词的结合有严格的制约关系，几乎每一类名词都有专门的量词，以显示事物的类别。韦达指出：“壮语的物量词，当它与名词组合时，都具有区分类别的作用。”黄泉熙把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相比较，提出“汉语名量词的类别作用不如壮语那么突出，壮语量词的类别作用更明显、更具有普遍性。”

壮语量词还可以表示个体数目为“一”的功能。张元生发现：壮语名量词在和名词组合时，本身大都有“一”的数量意义。晋风指出：许多语言里的量词在其运用中即使表示单体也都需要伴随数词“一”，而壮语量词在其运用中没有伴随数词而独立运用时，就表示单体，附有“一”的意义，无需外加数词一。韦庆稳认为：“量词不带数词（特别是后面有指示词时）都含有数词‘一’的意思。量词加相应的名词如：duz mou（只猪），有时也含有数词‘一’的意思。”张元生、覃晓航把汉语与壮语的量词进行对比，认为：在一定的语境中，壮语量词能表达“一”的数目意义，并指出，“汉语量词有时也能单独放在宾语前或指示代词后，貌似表达了‘一’的概念，其实是省略了‘一’，如‘拿只鸡来’中的‘只’是‘一只’的省略；‘这个人’中的‘个’是‘一个’的省略。而壮语单用量词本身含有‘一’的意义，并非省略了‘一’，与汉语‘单用’量词有本质的不同”。

此外，壮语量词还具有其它方面的功能。张元生发现：有的壮语名量词还区别名物的性状，有的区别同音词，有的起名物化的作角等，在武鸣壮语中有几个特殊的量词有表示量的大小和夸张作用。谢志民认为“量词有替代作用，在特定的语境中，名量词都有替代相应的名词的功能。”张元生、覃晓航还指出：“在动词和形容词以及一些动词性词组前面加上名量词，可以使之名词化。”黄泉熙认为：“壮语量词特别是类别性较强的壮语量词，可以直接附着在所归属的名词前，一起组成‘量名结构’，也可以冠于一些动词、形容词和动词性词组前，使之名物化。也就是说壮语量词有类似定冠词的作用，……”。

（二）壮语量词的词类地位与内部分类

壮语的词类体系是模仿现代汉语建立的，和汉语一样，量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而且也都把它归到实词类，但是量词内部的分类差异比较大。韦庆稳把量词分为类：指人的量词、指动物的量词、指植物的量词、指非生物的量词、方位量词、时间量词、动量词和综合量词，有些下面还分为若干小类。《武鸣壮语语法》把“量词”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物量词又分为四小类：度量衡单位量词、个体事物类别单位量词、集体事物类别单位量词和不定量词。张元生也把量词分为八类，但具体种类不一样，分为计量名量词、类别量词、性别量词、性状量词、级别量词、泛指量词、集体量词和借用名量词。谢志民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名量词包括一般名量词、名名量词、动名量词、容积量词、时间量词、度量词和泛指量词；并分析了两类量词的语义特点和句法特点。韦达则把物量词分为四个小类：类别类、性别辈分类、级别类和泛指类。…

（三）对壮语量词的语义分类分析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壮语的量词具有分类功能，对量词的语义分类做了一些分析。张元生认为：“ko1是表示所有植物的类别量词；tu2是表示除人以外的所有动物的类别量词；pau4是专指人的类别量词，不分性别。”人还有性别、长幼之分，“常用的有：tak8——表示青少年男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雄性动物的性别量词；kog1——表示中年以上男性的性别量词；ta6——表示青少年女性的性别量词；me6——表示中年以上女性的性别量词，也可以作部分雌性动物的性别量词。”韦庆稳认为：量词可以指人、指动物、指植物和指非生物。一般的人用boux，人下面还可以用量词表示年龄大小和男女性别。动物一般用duz，以下可以用量词来分雌雄，生育与非生育。植物单个的go，集体的用congz、caz和byoz。非生物的一般用aen，铁制器械的用fag，还有条diuz、块mbaek、只ga、片gaiq、张mbaw等量词语义分类。《壮语量词》认为：第一个层级区分人boux、动物duz、植物go和无生命事物。人也分性别和年纪大小，动物分雌雄、生育非生育、孵蛋非孵蛋等，无生命物体区分条、把、块、张、颗。梁敏、张均如发现，下楞壮语十几个指人量词中，除了区分性别年龄等情况以外，还区分了说话者好恶的主观态度，并详尽列举。

（四）对壮语量词语法功能的共时描写

量词理论认为：量词计量通常要求跟数词连用，构成数量词组（一般成为数量词）才能做句子成分。这一认识最初也为绝大多数的壮语语言学者所认同，可是研究发现，壮语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韦庆稳归纳壮语量词的语法特点为：第一，量词不受量词和副词的修饰，能受其他实词（包括代词、名词和谓词）和其他半实词（包括代词和数词）的修饰。第二，单音的量词一般都能AA式重叠，表示或强调“每一”。第三，量词一般不修饰量词。第四，量词不能单独回答问题。游汝杰虽然讨论的是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问题，但也对台语量词功能做了补充和概括，指出台语量词的功能有：指示作用、替代作用、联系作用、构词的作用、陪伴作用和帮助计数的作用，并用L1来表示“一般词头的量词”，L2表示“带有指示性质的量词”，L3表示“关系连词的量词”，L4表示“帮助计数的量词”，L5表示“替代词的量词”，然后把量词的句法环境概括为：①L1+名，②L2+名，③L1+名+指，④指+L3+名，⑤名+IJ3+指，⑥L1+名+数，⑦名+L4+数，⑧名+数+L4，⑨数+L4+名，其中②③⑥举的是壮语的例子。张元生认为，壮语名量词有自己独特的用法和特点，可以单独接受代词、形容词、动词、动宾词组、主谓词组以及其他修饰语的修饰。谢志民认为量词的句法作用是：第一，组合功能，壮语量词都能接受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第二，联系作用，壮语里的名词和动词都不能直接接受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只有通过量词的中介作用，相互之间才能取得联系；第三，替代作用，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量词都有替代相应的名词或动词的作用；第四，量词大都可以重叠，重叠形式在原义的基础上增加“每一”、“全部”的意义。韦达认为量词有构词功能，词缀化；还指出量词可以替代名词作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壮语、补语六大句法成分。

关于壮语“数量名”组合的体词性词组的结构层次分析，袁家骅主张：“把量词当做中心成分（共名），而把名词当作修饰或限制成分，倒是符合壮语造句法和构词法的共同原则的。”韦庆稳更明确：壮语量名词组“量词是中心语”，“量词相当于通称（或大类名），名词相当于专称（或小类名），是后面的名词修饰前面的量词。”刘丹青认为，壮语基本上属于核心成分居首的语言，量名组合更适宜分析为以量词为核心。而晋风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壮语量词不具备构词词干作用，壮语体词结构的中心是名词而不是量词。薄文泽也看到了壮语与汉语“数量名”结构关系的不同，指出：“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与数词虽然经常在语序上相连，在语法上却不能说有跟汉语一样的结构关系。量词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语义上跟名词的关系都要比数词更近一些。”根据与数词、指代词和名词及名词修饰语的组合情况把量词分为两种：“壮语向心结构中的量词与数词在语序上相连而后接名词性成分时，才可看作在语法上表示事物的单位，而在处于名词性结构中心位置时则只表示事物的大类，量词在语法上具有双重性。”

（五）对壮语量词来源与演变的探索

韦庆稳对量词进行分类时有一条：“由容器名词带来的量词、由某些集团名词变来的量词、由动物性别变来的量词、由动词变来的量词和由数词变来的量词。”张公瑾从壮语、泰语的语言实际出发，指出单位词的演变顺序是：名词单位词关系连词替代词。梁敏专文讨论侗台语族诸语言量词的发生和发展，他认为：侗台语族诸语言量词的发生和发展与汉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名量词的产生方式：第一，直接用名词本身做量词；第二，用有关的名词作量词；第三，当初不是来自名词就是来自动词，起先偶尔借用，然后是兼用，最后本义被其他词所替代，就成了专用的量词。动量词产生的方式：第一，用与该行为、动作有关的名词或时间名词作量词，跟汉语的情况也相同。第二，专用的动量词，数量较少，一般多来自动词。还通过语族内部的比较得出结论：侗台语族诸语言的量词在先秦时代至少已经处于萌芽阶段。小航、文安对现存的语言和方言进行观察发现，有些壮语量词在壮侗语族某些语言和方言中仅仅是作为类属词头附于名词的前面，并不当量词使用，由此推想，这种现象亦说明壮语类属词头先于量词而存在，在壮语中虽然也常作类属词头，但作类属词头的地位已经动摇，开始从词的结构中分割出来，逐渐形成量词的雏型。张元生认为：有部分名量词还虚化（弱化）为名词性的词头和名词性的词尾；从现代壮语部分名量词的使用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一些轨迹。即名词一名量词一虚化为名词性词头或名词性词尾。覃晓航同意量词词头化的观点，并运用马山壮语的语料进行了论证。

刘立坚在全面调查广东连山壮语量词的基础上，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了连山壮语量词的来源，并对汉源量词的类型、层次及语法特征进行了讨论。覃晓航认为：壮侗语量词研究成果表明，壮语量词的来源有四个渠道：第一，借自名词；第二，专有量词的产生；第三，部分吸收汉语量词；第四，来自词头。但是这几种来源渠道在量词产生和发展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对等的，其中只有一种起主导作用，成为诸来源渠道中的主渠道。从壮语量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壮语量词的借用规律、壮语量词词汇的总体构成、壮语量词的发展历程和壮语受汉语影响的程度等诸方面看，“吸收汉语量词”是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

（六）壮语量词的跨语言比较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认识事物特点的有效方式，量词也需要通过跨语言比较来认识。这种比较可以一对一地进行，也可以把几种语言放在一起相对比，可以在语族或者语支内进行，也可以和语族以外的语言进行。梁敏的研究显示：侗台语族诸语言中量词功能的发展并不平衡，包括壮语、布依语、侗语、仫佬语和毛南语的量词可以重叠表示“全体”或者“每一”，水语和临高语只有个别量词可以重叠，而傣语、泰语和黎语都不能重叠。侗台语族诸语言的量词或者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语序也不尽相同。有些语言的量词有词头化的倾向。覃晓航通过历史比较，揭示了包括壮语在内的壮侗语的“数量名”结构，从“名一数”语序到“名一数一量”语序再到“数一量一名”的演变过程。覃国生进行了壮语与老挝语的比较研究，得到的认识是：壮语、老挝语中有些量词的语音形式、意义和语法功能基本相同或相近；有些指称同一对象的名词都能转化为相应的量词；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指称同一事物的名词选择的量词不一样，壮语量词能重叠，老挝语不行，数量名的语序也存在差异。覃国生在壮傣语支内部进行比较研究也得出与梁敏近似的结论。周耀文、方锋和把壮语和傣语进行比较后看到：壮语和傣语的句法位置不同、名量词的作用和句法功能也不大一样，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很可能是尚在量词萌芽阶段壮傣两族就开始分化了。韦达在壮语、白话和北京话之间进行类别对比、组合能力对比和语法功能对比，指出它们之间既有共同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刘益堂就线状量词词群进行汉语与壮语比较，说明汉语和壮语相对应的线状量词在名词选择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黄泉熙则是从语言结构、语法特点的角度比较了壮语量词与汉语量词之间的差异。宋丽萍的《量词的类型学考察》（北京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李云兵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也都涉及到壮语量词的相关类型学参项。李知恩的《量词的跨语言研究》（北京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运用语义地图模型的方法，描绘了壮语“量词：’基本功能扩展的语义地图。

（七）对量词的个案研究

除了从总体上考察壮语量词外，还有学者对单个量词进行分析。覃晓航探讨了壮语表示“人”的量词“pou42”的来源，认为它源于汉语的“夫”。袁家骅通过跨方言、跨语言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壮语里的领属标记“tu33”是从量词“tu31”演变而来的结论。班貂对壮语及相关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量词“站”、“铺”、“塘”进行了考释。美国语言学者Margaret M。详细地分析了武鸣壮语“不定量词”“gij”的语义、语法与篇章功能，指出：“gij”的语义功能是用于抽象名词，对抽象名词的分类；用于表示事物的集合，对集合事物的分类；还可以用于特定集合的事物。在语法上，“gij”名词短语一般不能用数词计量，也不能重叠或者单独复指，但同时指出武鸣壮语有明显的例外；“gij”还有名物化的作用，还有关系化标记功能。“gij”在语篇中有“确定性”或者“可识别性”作用，这种确定性一种是基于本文：一种是基于情境；语篇中“gij”还有对比功能。

二、存在问题

壮语分类词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在汉语的量词理论框架内进行的，但研究发现壮语量词具有许多不同于汉语量词的功能：区分类别、名物化功能、指代功能以及类似冠词的作用。然而，这些功能很难被量词理论所涵盖，也很难在量词理论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为了迁就量词理论，只能把它们作为特殊用法来处理或者当成壮语的特点来看待。特点越多，说明差异越大，可是，面对这样的差异，却鲜有人思考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壮语量词的根本功能是不是像汉语那样，是用以表示事物或动作的计量单位的？理论框架和视角的局限，使得研究过度集中在量词和数词组合修饰名词的问题上，而使得那些所谓的“特殊”用法或功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缺乏深入的挖掘、细致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像壮语量词的核心标记功能、指称功能以及话语功能更不在视野之内。尽管也发现量词与名词组合都表示“一”这一意义，但是也没有上升到量词“个体化”功能的理论高度。

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有利于认识事物的组织结构，因此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韦庆稳最初把量词分为五类，整体上看是从语法的角度进行分类的，但是“一般量词”概念含糊，可以作不同的理解，“跨类量词”更是处理不好分类的权宜办法。1985年重新分为八小类，分类的标准显然是语义标准，但是也无法贯彻到底，分类的层次也有问题，把能受数词修饰的方位词也列入其中，更是值得好好斟酌。《壮语量词》、《武鸣壮语语法》首先二分，下面再细加分类，这种分法实际上是套用了汉语的分类框架。张元生也是从语义的角度划分，但是“性别”显然也是一种类别，“级别”量词也是一种“性状”，“泛指”、“集体”和前面的几类也不在相同的语义级阶上，借用名量词更是从量词来源的角度看的。谢志民参照汉语的分类采取两个层次的分化办法，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名名量词”和“动名量词”也是从来源的角度归纳的，跟其他的小类也不是根据同一个标准。韦达对物量词的细分也存在相同性质的问题，在同一层次上采用的都不是单一的标准。如果一定在量词理论的框架内给量词分类，似乎是可以从句法功能、语义特征及不同的组合规则分层次进行：从语法功能的角度首先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第二个层次分为时间量词和非时间量词，非时间量词再分为度量衡量词和非度量衡量词，非度量衡量词再分为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以下再层层细分。

认识到量词对名词的分类作用，在给量词内部进行分类时也附带做了一些语义分析，比较系统的是韦庆稳，但多数还都比较简单，缺乏整体组织观念与分类层级的揭示，且大同小异。由于没有把“量词”的分类功能视为基本功能，更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语义分类标准，尽管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分类分析，但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壮语量词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至今为止除了刘力坚外，鲜见量词系统的调查报告或者是基于分类研究的全面的量词清单，这很不利于对量词系统的总体认识和整体把握。

壮语量词语法功能的描写最初都比较注重它与数词结合的句法功能，后来研究发现，壮语的量词可以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可以和指示词直接组合，可以AA式重叠，也注意到量词的名物化、量词的词缀化功能，但多是举例性质的，缺乏深度挖掘。对量词的观察基本上限于句子层面上的，因此，它在语篇上的指代功能和类型以及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都没有得到应有关注。量词表示单指、表示定指、表示类指的句法环境都还缺乏具体的描写。壮语的量词有着丰富的语法化现象，但语法化为定指标记成分、领属标记成分尤其是核心标记成分则基本上没有涉及。量词确实可以作为构词成分进行构词，所构成的词项在语法上存在很明显的特征，这也是没有注意到的。此外，量词和名词之间的相互选择，量词的语义刻画，泛用量词的产生以及使用范围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由于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有些认识还很难说是正确的。譬如“数量名”结构，按照量词的观念，应该是数词加上量词组成数量结构修饰名词的，可是，在数量名组合中，有不少量词在语义上和随后的名词是“大名”和“小名”的关系，从认知的角度看，它们更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数词与量名之间还可以插入“di（点）”表示主观量小，而在数量与名词之间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3万多词的武鸣壮语口语材料中，数词与量词同现的比率不超过15%，跟名词同现的比率则高达85%，如果按照量词理论对“数量名”进行切分，当数词为“ndeu（一）”的时候就会出现间隔型直接成分。美国学者Nada提出的层次切分五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其它条件相当时，切分为连续性直接成分好于切分为间隔型直接成分。Chatman则提出用概率计算的方法来确定直接成分，即ABC组合，在AB和BC两个结构体中若是有一个在使用范围和出现频率上超过对方，则频率高的组合更紧密。

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致了壮语“数量名”短语结构层次分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袁家骅和韦庆稳把量词作为中心语的处理办法，虽然符合壮语句法的组合规则，但却与壮语人的语言心理不相符合，晋风的处理办法不仅在句法分析上出现不连续切分，而且和壮语的语法组合规则相冲突。薄文泽壮语双重性的主张，实际上是把出现在不同句法环境里的量词看成不同的类，这可以解决句法分析上的矛盾，但不经济，似乎也不符合壮语人的语言心理现实。

由于壮语缺乏历史文献材料，目前研究量词的来源是参照汉语或者通过和其它的亲属语言进行的。张元生与梁敏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也是可信的，但是需要有更多的材料进行印证。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语义地图模型也许是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路径，值得借鉴。对于量词的词缀化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主张存在词头化，有些主张不存在所谓的词头化，但是都没有提出一个判断词头化的可以操作的标准，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覃晓航（2005）的研究看，里面的很多材料很难说是已经词头化了的，而且和他早期与文安合作的研究结论相左。袁家骅通过跨方言跨语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则比较可靠。跨语言比较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梁敏的比较主要是为了说明语言演变的情况；刘益堂和黄泉熙的比较则是为了认识语言的特点而进行；覃国生与韦达的比较是为语言教学或语言学习服务的。以考察语言类型特征为目的的跨语言比较，尚所见不多。

至于量词的语篇功能，既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Margaret M.的文章是至今为止看到的对单个量词研究得最深入、最全面的论文，也是涉及量词语篇功能的第一人。

纵观以往的研究，壮语量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为分类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视角比较单一，视野不够开阔。既往的研究一直都是在量词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难免削足适履，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语言事实，缺乏对新的理论的借鉴与应用，难以发现量词理论视野外的一些现象；虽然也做跨语言对比研究，但仅仅限于与汉语或者与本语族的语言相比较，没有放到整个人类语言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所得到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正如薄文泽所指出的：“虽然有许多学者曾经对壮语量词进行研究，但各家观点歧义较大。各家的分析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其分析结果也只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放在整个结构系统里检验，则各家学说的解释力都限于一定的范围。”第二，原子式的零散分析，缺乏对量词体系的总体把握，这一点在壮语量词的语义研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虽然有不少论著也做了量词的分类功能研究，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更概括更统一的语义标准，难以对壮语量词系统的语义组织结构做系统的刻画。第三，静态描写，缺少动态观念，既有的研究也看到了量词和名词组合有互相制约关系，但没有从量词对名词的选择条件或者名词对量词的选择条件进行深入探讨。第四，印象式的举例说明，既往的研究材料大多是本族语研究者通过内省的方式或者诱导式的调查获得的，缺乏对一定数量的文本进行封闭性统计分析，虽然看到了壮语量词的诸多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实现形式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功能表现的强弱程度没有得到更为具体的揭示。第五，相对而言，比较关注量词的语义语用功能及各种语法表现，缺少对与量词系统相关的认知机制的探讨。

三、类型学研究取向

戴庆厦、蒋颖指出：“认识量词的形成和发展，对语言系统的构造及演变，以及从宏观上认识语系的语法特点都有重要的价值。但是量词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一个个语言孤立的研究上，只看一个语言的量词往往很难看准这个语言量词的真面目。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能看到单一语言研究所看不到的现象，这对语言的历史研究、类型学研究乃至语言描写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反过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量词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统一更为系统的视角和更为广阔的视野。

语言类型学的历史不算很长，但是它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学理念、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而成为了当今语言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在语言类型学的框架下，语言学者对世界的分类词型语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和分析，弄清了分类词型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对分类词的功能、类型及分类词系统的结构与认知机制以及分类词的产生与消亡等都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2000年，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的语言学教授Aikhenvald，A.Y.对几十年来分类词的类型学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梳理，发表了《分类词——名词分类系统的类型》这一重要的总结性著作。她在著作中提出，应该从十一个方面对分类词进行考察，从类型学的角度为分类词的描写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不仅如此，书中涉及众多的分类词语言，为分类词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丰富材料。凭借分类词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壮语的分类词进行系统的描写，借助分类词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对比分析语法、语义、语用层面的相关参项的表征形式，揭示壮语分类词与其它分类词语言的共性与殊相。

在分类词类型学的框架下考察壮语分类词，至少应该关注以下的重要问题及类型参项：

第一，壮语分类词的初始功能和基本功能。量词理论认为，量词是用以帮助数词对事物和动作进行计量的，是表示事物和动作的单位，这就意味着它总是要跟数词同现的，然而，我们对3万多词的武鸣壮语口语材料进行统计，数词与量词同现的比率不超过15%，而跟名词同现的比率高达85%，这显然是量词理论所不好解释的。既往的研究也发现，壮语所谓的“量词”具有分类的作用，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词类体系，便把分类功能视为“量词”的特殊功能。黄泉熙虽然没能超越量词的理论视域，但已经清楚地看到，壮语量词的类别作用明显，且具有普遍性。根据“量词”分类的系统性和理据性，刘丹青认为，把包括壮语在内的壮侗语“量词”称为分类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类型学意义上的分类词，实际上仅仅指“量词”体系中的“个体量词”，除了度量衡单位量词外，其它量词的语法语用功能和个体量词是非常接近的。词类是一种语法类聚，把语法功能非常接近的其它量词排除在分类词之外，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问题。认知语言学认为，说话人指称一个事物是为了让听话人识别这个事物。事物的形态特征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因而是最容易识别的。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分类词的原始功能是指示它所标记的名词所指对象在空间里的存在形态，指示事物存在形态是为了让听话人准确无误地识别指称对象。所谓的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对事物存在形态的语义分类，或者是“形态指示”功能的扩展。语言是对世界现实的编码，而计量总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的，事物的存在状态显然先于人类的计量行为。

第二，分类词系统的构成及其语义组织结构。类型学对人类语言各种分类词进行研究，归纳出分类词所使用的语义参项。语义参项通常包括这几个方面：1，生命度，即有生无生，有生分人类与非人类，人类再分性别、年龄、地位等，非人类分动物、植物；2，物理性质，包括维度、形状、硬度、属性等；3，功能上的性质，如操作方式；4，排列形式等。对照这些参项，我们就能够发现壮语分类词系统都选择了哪些语义参项，哪些参项是其它分类词语言所普遍使用的，哪些参项是其它分类词语言很少用，甚至是不用的，在所使用的参项中哪些参项最为凸显，据此分析归纳出壮语分类词的语义结构网络，通过跨语言比较揭示壮语分类词语义组织结构的特点。

第三，壮语分类词的语法表现。分类词类型学理论指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写一个分类词系统：分类词可以出现在什么样的句法环境，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它对名词的选择有什么条件，它的语法形式是什么，句法上是否与其它成分存在一致关系，有无词汇化和语法化现象，程度如何，等等。既往的研究已经揭示，分类词不仅可以与数词组合，还可以与名词组合、指示词组合，还可以语法化为领属结构标记、关系化标记、名物化标记，还可以词缀化，但缺乏深入的调查和详尽的描写，而量名之间存在的相互选择相互制约关系，则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根据我们观察，壮语分类词并没有关系化标记的用法，但是存在名词短语核心标记的用法，即核心标记功能，这也是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

第四，分类词的指称功能。分类词的跨语言研究显示，许多语言的分类词具有指称功能，与有指、特指、定指相关联。Bisang就把分类词的功能概括为：分类性、个体性、指称性和关系性。刘丹青敏锐观察到，一些汉语方言中的一些说法通常借助量词来表达，另一些方言中则用指示词表达，据此认为，量词在语义和语用方面与指称功能密切相关，而与计量无关。壮语量词的既往研究发现，分类词有类似定冠词的定指作用，其实，壮语分类不仅有定指功能，还有类指功能和个指功能。

第五，分类词的语篇功能。分类词类型学理论认为，所有的分类词都具有复指功能，用以指代篇章中已经出现的成分。不仅如此，分类词还和语篇的话题连贯相关联。据Margaret的研究，武鸣壮语的分类词“gij”在语篇中有“确定性”或者“可识别性”作用，还有对比功能。壮语量词的研究虽然看到了分类型的指代功能，遗憾的是没有放到篇章中考察。

第六，壮语分类词的类型学特征。类型学家对分类词语言做了广泛的调查和详细的描写，在此基础上，通过跨语言对比分析划分出分类词的类型。根据分类词所依附的成分，Aikhenvald，A.Y.把分类词划分为数词分类词、名词分类词、动词分类词、领属分类词、指示分类词等。她指出，一种语言中可以有两个类型以上的分类词，并把这样的语言称为多重分类词语言。按照Aikhenvald，A.Y.的分类，壮语分类词至少兼有数词分类词、名词分类词、指示分类词和领属分类词这几种类型，属于多重分类词语言。从壮语的实际情况看，这些类型的凸显程度并非均等，需要做详细的调查统计分析。有些学者把壮语分类词视为“数词-分类词”语言，据我们观察，壮语分类词更接近“名词-分类词语言”。分类词类型学还考察了“数分名”的语序，把它分为几种类型：1，数词+分类词+名词；2，名词+数词+分类词；3，分类词+数词+名词；4，名词+分类词+数词；5，数词+名词十分类词；6，分类词+名词+数词。壮语1、6两种语序都存在。“数分名”可以扩展，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NP，其语序类型也值得做进一步的考察。